马勇：中国文明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学者马勇

中国文明原本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会排外。从历史主义观点看，中国文明具有不可思议的包容性，一切异质文明因子都会被中国文明接纳、重组与吸收，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渐渐成为须臾不可离开的组成部分。

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完全不同的西方文明刚刚进入中国时，中国文明也没有排斥西方文明。假如我们回望过去2000年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可以看到中西之间的交往，可能远大于我们后来的想象。秦汉帝国已经与西方往来，后来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已经到了纯粹西方的边缘地带。至于元朝，其征战固然给东西方带来一些灾难，但中西文明在那个时代确实出现过一次为时不短的正面接触。

那么，中国文明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我们面对西方的时候有一种被欺凌受伤害的感觉呢?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课题。大致上说，满族人入主中原的时候，面临着汉化、西化双重压力，清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内部原因而没有延续明朝中晚期与西方文明坦然交往的历史。而清朝的早中期，即17、18世纪，正是人类历史突飞猛进变化的时期，中国闭关锁国断断续续不过100多年，当中国再度面对西方时，中国与西方已从原来的异质文明变成了两个时代的文明。中国文明还是一个纯正的农业文明形态，而西方文明已变成了工业的、商业的，即近代的文明。

两个时代的异质文明并不构成交往的滞碍，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准确地说在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时候——打开国门，开放市场，中国肯定会经过一场阵痛，但中国必然会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

然而，历史没有办法复盘。聪明绝顶的乾隆大帝就是不愿接纳西方，不同意与西方构建一个与“朝贡贸易体制”不一样的近代国家关系。乾隆大帝的失误不是使中国继续自外于世界多少年，而是使中国问题越到后来越复杂。中西之间不能构建和平的近代国家关系并不意味着中国重回铜墙铁壁的桃花源，中国事实上始终就没有完全中止与西方的贸易交往，一口通商始终存在，非法的贸易更是朝野通知。非法贸易让中国错过了和平转型的机会，中国没有办法接续明代中晚期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走上一个新的时代，更没有办法完成产业转型、市场开发，重组社会结构。

中国日趋被动，特别是贸易失衡之后的鸦片贸易，使中国人在那个时候渐渐有了一种被欺凌的感受。如果我们仔细体会林则徐1839年的言论，就应该承认林则徐的广东之行并不是鲁莽，也不是不懂贸易规则，不懂世界，而是一种忍无可忍的抗争。到了1860年，中国再一次被英法打败，中国与英法美俄等大国相继签署了《北京条约》，中国终于醒悟，终于迈出了走上世界的步伐。

中国人的活力、中国文明的接纳力量，都是不可思议的强大，短短几十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从1911年回望1860年，中国的变化就是不可思议，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政治架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但中国的天与地都与几十年前完全不同了。中国从传统走到了现代，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已经接纳了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

那时，中国人的历史叙事还没有那么多的抱怨，我们读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各派学者的论述，他们在回望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时并没有抱怨西方，并不认为外部因素阻碍了中国的进步。然而不幸的是，20世纪全球范围的民族主义思潮深刻影响了中国，此后的中国渐渐地改变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叙述。被侵略、被欺凌的话语渐渐成为近代中国叙事的主流，中国人的心理渐渐被蒙上了一道从未有过的阴影。

中国文明是一个包容的体系，近100多年的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文明的大度。我们应更多地参照近代西方的历史叙事，修正、补充我们过往的历史叙事。正是在这种心情支配下，我饶有兴趣地翻阅了《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一书。这部取材于1842年创办的《伦敦新闻画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观察视角，从西方的记录中寻找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另一种记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为《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一书的序，有删节，该书已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