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瓶谁寄一枝春——瓶花漫述

图片为作者插花作品

 

曾经有客人在店内浏览，忽然问：“你插花是宗‘××流’吗?我们是同门呢!”我愕然——那“××”听着耳生——继而答：“没有‘流’。”

 

插花而有流派，是日本的特色，岛国之民极尽细腻幽微，历来盛出将简单事复杂化的大师。插花在彼上升为“道”，亦不免小题大做。日本园林、插花，重情境韵致，与吾国固有的审美取向颇为融通，所以在台湾被照单吸收复制，并不觉得突兀——这是题外话了——总之是强调意境，追慕自然趣味;但一面又门户森森，规条繁苛，一切行事都有制度——微觉分裂。

 

我插花没有师承。不但未窥东洋诸“流”，本国名著如《瓶史》之类也没翻过。晚清江南文士好风雅而耽逸乐，评茶论酒，顾曲莳花，传下讲“生活之艺术”(林语堂语)的专著很多。不像宋人，仅是诗文里间或提及一两句，最多如欧(阳修)、蔡(襄)的写篇文章——毕竟是游冶之类，特为作一部书，还觉得不属儒者正业，有些不好意思。欧公名文《洛阳牡丹记》，与道学前辈邵雍的诗《插花吟》合看，颇能窥见北宋承平年月的安乐清华。康节先生在他的“安乐窝”簪花醉歌，此系洛阳城里老名士的洒落;而吴学究游说石碣村，撞见赌钱归来的阮小五，那厮鬓边亦“簪着火红一朵石榴花”(《水浒·第十四回·吴学究说三阮撞筹公孙胜应七星聚义》)——都会与江湖，文士和好汉，宋时男子爱花，却是普遍的风习。

 

以器皿插时令花果作为室内的陈设，亦兴起于两宋。并非说此前吾国尚无瓶花，只是还不算盛行罢了。促成这一风气形成的是居住形式的改变，即高桌座椅的渐行普及——之前的漫长岁月，国人则是于坐席上或凭几案跽坐。两汉画像石乃至六朝绘画中，彼时之居室与生活场景随处可见，室内格局莫不以几案为中心渐次展开，分列坐席，并以屏、幄、帐、扆等为区隔，以明乎主客尊卑和功能空间——此种居室至为简洁，家具既少，尤罕陈设。

 

属于高座具的“胡床”魏晋时传入中原，人在此物上须垂足而坐，形姿已近近代，虽然舒展适意，当时却被视为放纵失礼。侯景是东晋有恶名的军阀，破坏力堪比汉末董卓，《南史·贼臣传·侯景》说他“床上常设胡床与荃蹄，著靴垂脚坐”——特别强调今人至为寻常自然的“垂脚坐”，即因在当时这尚属放诞倨傲，史家以此志侯景的跋扈恣肆。起坐形式的转变至宋代始告完成，生活于南北宋之间的学者庄绰称：“古人坐席，故以伸足为箕踞(傲慢之态)，今世坐榻，乃以垂足为礼，盖相反矣。盖在唐朝，犹未若此。”(庄绰《鸡肋编·卷下》)前引《水浒传》第十四回，吴用会齐了阮家三兄弟“入酒店里来，都到水阁内拣一副红油桌凳”——情形已和我们现在去小馆子吃饭找座全然无异。

 

进入垂足坐的时代，各式今人熟悉的高家具才渐次出现和成熟，中国人的居室不复魏晋之前的疏简清旷，不同功能的空间有了与之对应的家具和器皿，兹无意详谈。说了这么多和插花不相干的，似乎是扯远了，其实正是宋人生活环境的异于前代促成了瓶花进入日常生活，故不得不有此一番饶舌。且看一首南宋葛绍体《东山诗选》中的七绝：

 

新糊窗纸旧胡床，

铜鸭烟昏砚墨香。

淡翠屏风小瓶亚，

芙蓉红軃菊花黄。

 

——诗实平庸，却和晚清措辞鄙俚的“子弟书”一样，因不惮繁琐地记录下当时的日用什物，成为考辨过往俗世生活之可信而为官修文献所阙载的史料。纸窗，胡床，焚香的鸭型铜炉(铜鸭)，墨，砚，屏风，小瓶……这些迄今犹是追求古典风格居室中的必备件。而“芙蓉红軃(音duǒ，倾斜之意，指花枝倚侧将殘)菊花黄”，则正是此时的仲秋光景。两宋中产以上之家必有书房，它通常系由大屋中隔出的一独立空间，狭小而私密，宜于独坐，或和一二密友自在清谈。仍看前引《水浒传》第十四回，公孙胜初到晁盖庄上，先在“后堂吃茶”——此属客厅，自然不便于开讲“十万贯金珠宝贝”，所以公孙胜说“这里不是说话处，别有什么去处可坐?”，晁盖便“邀那先生又到一处小小阁儿内，分宾坐定”。晁盖固然是粗武之人，但作为知名乡绅，家中必须有此一间“小小阁儿”的书房——葛诗所记诸种文玩陈设，这小阁内亦应大率置备;“小瓶”则已是此空间中不可缺之要件。

 

两宋城市之富庶远过于唐，南北都有“自古繁华”(柳永语)的都会——东京梦华，西湖繁盛(宋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宋佚名撰《西湖老人繁盛录》，分别记载汴梁、临安之城市格局、闾巷风俗，皆社会与城坊史之著名文献)，仅从时人笔记中就可以窥见。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和膨胀，令空间亦渐觉拥挤，前有厅堂后有园囿的理想居所对常人而言仅是想望，改善居住条件的“刚需”其实古已有之，惟近年尤剧罢了。苏轼《黄州春日杂书四绝》其一：

 

病腹难堪七椀茶，

晓窗睡起日西斜。

贫无隙地栽桃李，

日日门前看卖花。

 

——东坡措语喜夸张，黄州是他遭贬谪外放之地，从来都不算大城，人居应不至如斯稠密，而这样小地面亦有游走闾巷的卖花人。把此诗与陆游的名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合看最有意思，能见两宋民众爱花之已成涵盖大城与小邑的普遍风习。《东京梦华录》卷七：“(三)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幙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正是上引两诗之注脚。此种铺排于竹篮中的折枝花卉买回家，即选前述之“小瓶”贮水养之，置诸案头，自饶清趣，数日既谢，易而换之，所费无几。

 

两宋插花亦有“主流形式”，即尚疏朗横斜，往往每瓶仅取一枝，这在当时绘画中不乏实例。与之相应，瓶不仅须小，且应狭口长颈，庶几便于造型而有清峻之美。魏晋六朝以迄于唐，流行侈口长颈腹如垂胆的“胆瓶”，插入荷花莲蓬，以之礼佛;宋人之于花瓶形式则颇有创造，如觚式，尊式，琮式，都不见于前代，但其灵感却出于复古。北宋是吾国考古学大兴的时代，关、洛等地，先秦古器物大量出土，收藏研究古器物则是彼时士人之风气，欧阳修之撰《集古录》手稿迄今尚存，赵明诚所撰《金石录》尤为精博浩繁，宋徽宗敕命编修的《宣和博古录》则属集大成之举。好古之心催生了拟古之行，引先秦古铜、玉器造型为生活器皿遂成为一种被付诸实践的思路，而且获得了成功。今天人们艳称的宋代出戟尊、琮式瓶、贯耳瓶、弦纹尊、鼓钉洗等青瓷器，考其原型，其实都源自周秦而不见于六朝隋唐。近人扬之水说“宋代花瓶在形象设计上并没有全新的设计，只是选择了造型优美的几种，使之从古已有之的瓶罌样式中独立出来”(见《宋代花瓶》，收入《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扬之水撰，三联书店)，并不准确。宋代的拟古青铜花器，材质大率为瓷，体量大大缩小，使之由庙堂礼器变为案头陈设;原有的繁缛纹饰一概略去，仅以色釉为装饰，亦转堂皇而为幽雅，其实是精微的创造。室内插花的风气自兹绵延至近世，明清以来瓶的形式尤为繁复至不可胜举，但士庶都仅视其为点缀生活的遣兴余事，从未上升至哲学的层面，赋予其苛冗的规条与意涵，更没有如东邻之衍生为诸多各是其是的宗派——此所以被客人慷慨引为某“流”之“同门”时，我固然铭其不弃，然终不敢不亟逊谢之。此客或不失好学之士，然未得门迳——盖插花者，小道也，解得多读书、看古画、辨草木、择器皿，便可随意下手，自然不俗，何用投师顶礼于东人耳。

 

“小瓶”的烧造，近数十年颇为冷门，清丽者甚不易得。概因易帜以来，“乾撼坤岌，寰宇纷扰”(陈寅恪语)，政治强力介入民众生活，传统的风雅之行，多被新时代视为腐朽趣味而匿迹，人心日渐粗粝，插花既成罕事，器具自无人讲求了。余性近自然，爱花成病，每见好花枝而欲供养案头，常苦无佳器;性又嗜茶——茶席上没有瓶花，尤为缺憾。吾国近年因插花风气的中断，南北窑厂烧造花瓶固然仍不少，但悉为体量高大的陈设器，只能置于室内某一固定位置，不便移动。宋人书斋案头专供插花的小瓶，不但烧造琐碎费心，取利亦有限，遂罕有人涉足。所谓“求之不得，反求诸己”，我因之在做茶碗的同时，也造了许多花器，而尤以“小瓶”为大宗。这些瓶子高度多在一拃之间，因弗欲量产，尽出手工，器形乃能恣意为之，有些已不在传统的范畴中了，但其审美趣味，仍应归于古典作风——北师大王宁教授整理章太炎先生在日本讲授《说文解字》时弟子周树人、钱玄同、朱希祖所作笔记，曾获国家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的经费资助，其实太炎先生著述以年代论，绝非“古籍”，评审者亦是出于认同其内容的纯粹古典精神而做的变通。对于平衡师法古人和适应时代之间的尺度，我曾撰一条笔记谈及：

 

客有好古者，顾余曰：“子所制瓷，美则美矣，然器形多弗遵古制，吾不取焉。”余笑：“子推重赵宋之文教，独不记宋徽宗之言耶!彼大观中与群臣改定礼制而谓，‘周因于商，所损益可知，而不相袭。善法古者，不法其法，法其所以为法之意而已。’——此议甚是。余志亦不在仿古，抟新锻异，以写我心、合人用而已。今古生活不同，器物何必一味因袭?使宋人见我，未必不称善耳。”

 

——虽属文言，遣辞并不晦涩，足以表明我的态度。花器不必格于程式，花材尤可随所遇而取之，毋用拘泥，但有几条心得，因自经验中得来，似乎尚值得拈出：

 

其一，宁少勿多，宁疏勿繁。一瓶既得，不妨反复端详，可有可无之花叶，一概剔除——日本川濑敏郎氏，插花确能得萧疏清朗之致，然亦无它神秘——敢于下辣手做减法而已。以此即受膜拜，被尊为“大师”，亦觉少见多怪。

 

又，可用木本时，即不用草本;有隔年木本，即不用本年新枝。此条不需多解释：木本之瘦硬质感，永非草本所及;且同一植物，隔年老枝必较嫩条更见遒劲而已。

 

三，插瓶选叶，虽为配衬，其见作品功力匠心，更甚于择花。盖名花随处不难购置，配叶则需慧眼搜求发现。大要则叶细碎者为上，肥阔者次之;蜡质者光泽幽烨而耐久，被绒毛者不堪用。

 

一日与萧先生闲谈，我说：“从商以来，心力俱疲。山中制瓷，满面尘灰;坐店待客，殚虑竭神……”语未竟，他道：“我看你至少在店里挺轻松的，也就泡一天茶，冲进来的客人翻个白眼。”——闻之大笑，处女男大率有挑剔的毛病，所谓“翻个白眼”确是有的。我之插花既无承传，弗所师从，姑名之“白眼流”，可矣。以上拉杂琐谈，绝无统系，支离可哂。然不惮浅陋地写出，实出求教于同好之意。“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倘获指正，何幸如之。(京兆沈胜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