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爷爷讲故事系列之第一讲：有关台湾几个概念史话题

“高山族”

 

1993年2月，我为写作《台湾“高山族”之名的商榷》（收拙著《台湾社会与文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版）向陈国强教授请益。承陈国强教授告知：“高山族这个名字，同新闻界的老前辈李纯青有关系。”

 

陈国强教授是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著名学者，曾主持《高山族社会和历史调查》（1958）研究计划；李纯青曾任台盟总部副主席。

 

几年以后，我在陈国强教授等人编写的《高山族历史研究》（中国人类学学会1999年编印，非版本书）读到详细说明。略谓：“新闻界老前辈李纯青（1908-1990），曾任台盟中央评委主席，早年任《大公报》首派驻台北记者，介绍当时报界遇到的难题，是台湾少数民族的名称怎么办的问题。因次日新闻报道的需要，经多方商讨，最后采用了‘高山族’这个名称。其意是，（一）否定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歧视性和殖民主义性质的族称‘蕃族’和‘高砂族’；（二）台湾岛虽小，但它自北到南有62座3000米以上的高山（其中3500米以上的22座，最高的玉山是3995米），屹立在祖国的东方，称得上是美丽的高山之岛，自古生活在这个岛上的少数民族，是勤劳勇敢、不屈不挠的民族，有资格被冠以这一高尚的名称。”

 

兹就闻见所及，补充如下资讯：

 

1．1945年10月18日，《台湾新报》以《高山兄弟欢天喜地》为名报道“新竹州下竹东、大湖及兰阳方面的山界”的少数民族住民听到“日本降伏”消息的欢喜情况，以及“‘高砂族’的名称也希望抹消，叫做‘山的兄弟’可也”的诉求。在这则报道里，“高山族”之名呼之欲出也。

 

2．从李纯青早年的访台作品来看，刊于1945年12月6日重庆《大公报》的《爱国热潮中访问台湾宝岛》里，用“番社”“番民”“理番”“生番”等名；刊于上海《大公报》1946年1月18日的《认识台湾同胞》里，已改用“原住民高山族”“高山族”的名称。

 

3．从官方文件看，制订于1945年3月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有“对于蕃族，应依据建国大纲第四条之原则扶植之，使能自决自治”之条款；1946年7月22日《花莲县花莲区士林乡高山族概况》乃使用了“高山族”之名。

 

4．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花莲县纷扰纪实》（1947年3月18日）有“高山族秀林乡长林明勇”“高山族阿眉族有识之士亦不附和”等语用了“高山族”之名；1947年3月26日，奉命到台“宣慰”的白崇禧《对高山族广播词》10次使用“高山族”之名。

 

5．1949年2月26日，香港《华商报》刊发消息《台盟代表谢雪红安抵解放区，台盟向新政协提出处理台湾问题意见》，消息披露谢雪红将向新政协提出的处理台湾问题的五点意见（我称之为“谢五点”），其第五点是“居住本省之弱小民族（高山族）享有平等之权利，不受任何差别歧视，各种族得在现住地域建立各自治单位”。

 

香港《华商报》当时是中共华东局掌控的报纸。谢雪红的意见用了“高山族”之名，也顾及了高山族的“各种族”。

 

6、我藏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编印的《华北军大》第25期增刊（1949年9月）。该书所收《台湾队两年来教育工作的几点经验》（施均、辛乔）3次使用“高山族”之名：“汉族和高山族”“一个高山族同志田福达”“打破了回台湾先解放高山族的狭隘想法”。该文作者之一的“施均”当时是台湾队政委；后来以“史明”为名堕落为“台独”分子的施朝晖当时用“林拓”的名字担任台湾队教员。

 

“中华民族”

 

1920年，梁启超在写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创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

 

“中华民族”不是民族学意义的“民族”的概念，而是政治学意蕴的“国族”的概念。

 

“中华民族”是在中国这个共同疆域上共同生活、共同进步的各民族的总称。

 

1945年10月18日，《台湾新报》载《高山兄弟欢天喜地》，其文曰：“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视察员王万得，十七日自山界归来，访问本社。关于日本降收以后的山界情形，言明如左。我三星期以来，巡访新竹州下竹东、大湖及兰阳方面的山界。各地的高山兄弟，听到日本降伏之喜讯，也同我们兄弟一样，手舞足跳。他们极喜欢，切实要变中华民族，这样希望也要本省人后援始可达其目的。又关于‘高砂族’的名称也希望抹消，叫做山的兄弟可也。山的兄弟有日中（即近日）遣代表要欢迎陈长官之计划云。”

 

其时距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尚有7天，“陈长官”即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也尚未到台，台湾少数民族各族群乃以“切实要变中华民族”为大欢喜，因为台湾就要回归祖国，台湾少数民族各族群重新与大陆各民族拥有中国这一共同疆域也。

 

王万得后来曾任台盟总部副秘书长。

 

“中华民族”在台湾是“熟语”，也是“热词”，在台湾“日据时期”“党外运动”时期也是闪亮的概念。

 

例如，1924年，蒋渭水在“治警事件”里的法庭辩论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骄傲地声称“台湾人明白地是中华民族”。

 

又如，1979年8月15日，台湾“党外运动”的重要刊物《美丽岛》发刊词也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略谓：“我们认为，在历史转折点的今天，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让民主永远成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在台湾1800万人民对中华民族所能做的最大贡献。”

 

台湾“弃民”

 

1895年3月23日，清朝政府被迫与日本明治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经光绪皇帝与明治天皇分别“用玺”即盖印批准后，于当年4月14日换约。

 

约之第二款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等地列入“划界以内”，“永远让与日本”。是为割地条款。

 

消息传来，举国悲愤。舆论大率以“痛失山河”为题。例如当年5月，吾闽先贤林纾在为《周莘仲广文遗诗》所写的引言里写道：“集中作，在台湾时纪行揽胜为多，皆足补志乘之缺。嗟夫，宿寇门庭，台湾今非我有矣。诗中所指玉山、金穴一一悉以资敌，先生若在徒能为伯詡之愤耳，究不如其无见也。余杜门江干，以花竹自农，一锄之外，了不复问。今校闻先生遗诗，感时之泪，堕落如溅，念念先生于无穷矣。”情词感人，令人不禁仰天扼腕长叹息也。

 

然而，割地条款的背后，是未诉诸文字的弃民条款。台湾既割，生活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面临的是“弃民”的命运。

 

1895年农历四月初四，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黄宗鼎、罗秀蕙，“取具同乡京官”台湾进士叶题雁、李清琦“印结”，在光绪皇帝用“玺”即批准《马关条约》之前，向都察院上书，力争不可。其文以“台民忠勇可用，但求朝廷勿弃以予敌”为中心意思，略谓：“林爽文之乱，诸罗一县被围半载，义民四万死守城中，以地瓜野菜充食，卒能力遏凶锋，保全台地。高宗纯皇帝谕旨嘉奖，赐名嘉义县，是台民忠义之气久蒙圣鉴二百年于兹矣。甲申法人内犯，由沪尾登举，台民奋力死战，歼毙法酋，此尤明效大验者也。”又谓：“与民生为降虏，不如死做义民。”

 

在台湾近代史上，弃民和“弃民”的概念乃发生于兹。

 

1905年，台湾诗人洪弃全在《台湾战纪》一书的自序里写道：“自古国之将亡，必先弃民。弃民者民亦弃之。弃民弃地，虽以祖宗经营二百年疆土，煦育数百万生灵，而不惜軏断于一旦，以偷目前一日之安，任天下汹汹而不顾，如割台湾是已。”

 

1934年，台湾画家刘锦堂（王悦之）有诗曰：“台湾沦亡四十年，弃民不复有人怜。送君归去好耕种，七十亲慈依杖旋。”又有《弃民图》名震画坛。我观《弃民图》，心有戚戚焉。图中弃民并非衣不蔽体，而是鞋、帽、衣、裤，一体严实。画家的匠心于此具见：有谁能看到弃民身上的伤、心里的痛呢？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常谓：我们要理解台湾人民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心态。诚哉是言也。割地条款是我们应当了解的“特殊历史条件”，“弃民”心态则是我们应当理解的“特殊心态”。

 

“台湾人的悲哀”

 

我藏有台湾旅平同乡会、天津市台湾同乡会、台湾省旅平同学会编印的《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1947年4月20日）之复印本。

 

书中有刊于北平《世界日报》1947年3月8日的《台湾人的悲哀》，副题是《当了五十年的奴隶，如今又没饭吃了》。其文记当年台湾米荒、物价飞涨、失业剧增、学潮频发和自杀、贪污等社会问题，以及“台人口中失望论调”甚详，描述了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很可注意。

 

作者薛绥之（1920-1985）是山东邹平人。台湾光复初期在台北担任国文教员，兼任北平《世界日报》驻台北记者。薛绥之后来历任山东师院、聊城师院和山东大学教职，是著名的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

 

薛绥之首次用“台湾人的悲哀”深刻地表达了“外省人”对“台湾人”的同情。

 

薛绥之另有《旅台杂记》刊于《北方杂志》第6期（1947年5月），亦很可注意。

 

“国语”和“普通话”

 

常听台湾朋友说起，台湾说“国语”，大陆讲“普通话”。

 

实际上，“国语”“普通话”以及“华语”都是我们使用的“共同语”的名称。

 

周有光《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序》谓：“共同语的名称也经过演变。清末民初称‘国语’（国家共同语）。五十年代称‘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1982年的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全国共同语）。新加坡和海外华人称‘华语’（华人的共同语），名称不同，实质相同。”

 

实际上，从清末民初迄于今日，“国语”和“普通话”之名在中国一直是并用的。

 

清代末年的情形是：

 

1．1906年，拼音文字的制定者朱文熊提出了“普通话”之名。

 

2．“（1910）年底，议员江谦向资政院提出了一个说贴，对学部奏报的《分年筹备立宪事宜清单》中所列国语教育事项，举出八点质问，提中包括：是否主张用合声字母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

 

3．“1911年，清朝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这个提案为统一国语提出了很具体的措施。”

 

附带言之，清末学部大臣唐景崇乃是末任台湾巡抚唐景崧的胞弟。

 

民初迄于民国38年的情形是：“国语”之名被普遍使用，“普通话”（或“普通语”）之名也被通常使用。

 

兹举例说明和证明使用“普通话”或“普通语”情形。

 

1．鲁迅《两地书·四二》：“校旁只有一店，店中人能说几句‘普通话’，但我懂不到一半。”

 

2．鲁迅《两地书·四六》：“昨天雇了一个人，叫做流水；然而是替工，今天本人来了，叫做春来，也能说几句普通话。”

 

3．鲁迅《我的种痘》：“他用了很流畅的普通语，劝我们从乡下逃来的人们，应该赶快种牛痘。”

 

4．陈万里《泉州的第一次游记》：“护路军队多山东、河南人，跟他们说普通话，居然称‘老乡’。”

 

5．张星烺《泉州访古记》：“有江西僧某，能普通语。”

 

6．张星烺《泉州访古记》；“适有晋江人陈育才者，能普通语，来周旋吾辈。”

 

7．张星烺《泉州访古记》；“郑先生能普通话，问其先人之事，慷慨而谈，有其先人豪爽之风。”

 

8．郑时霖《台湾考察报告（1938）》：“辜氏为日本贵族院议员，现年七十一岁，原籍福建同安，先世移居台湾，迄今已百余年。辜氏操普通话甚纯熟，年虽古稀，而精神矍铄。”

 

9．郑时霖《台湾考察报告（1938）》：“杜氏为台湾医专教授，现任中央研究院技师，曾旅华多年，操普通话甚纯熟。”

 

10．台湾义勇队《台湾先锋》：“叶同志是台湾屏东人，回到祖国来只三四年而普通话却说得很好。”

 

11．台湾义勇队《台湾先锋》：“本队每星期六均有一次讲演比赛会，主要目的在使同志们练习普通话和增强对某问题之认识。”

 

1949年迄于今日的情形是：大陆地区在1955年确定“普通话”为共同语之名，台湾地区则普遍使用“国语”之名。

 

大陆地区确定以“普通话”为共同语之名乃是出于如下考量：“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6个民族，其中汉民族人口占全国总数的94%左右。国家实行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政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自由。’此后，历次宪法都明确重申：‘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在国际活动中，汉语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语言，过去叫‘国语’。新中国成立后，为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引起国内少数民族的误解（以为国家只推行汉语而轻视或歧视少数民族语言），所以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经过研究讨论，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同时也是中国各民族间的族际共通话）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现代汉语’。”

 

在我看来，此一考量照顾了少数民族的感受，是相当合理的。

 

囿于历史条件，“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同时也是中国各民族间的族际共通语）定名为‘普通话’”的约定不曾及于台湾地区。然而，“名称不同，实质相同”也。（文/汪毅夫）

 

2016年丙申正月初一至初三日

 

汪毅夫 写于京城寓所，新春试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