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爷爷讲故事系列之第二讲：口述史的硬伤和硬道理

 

全国台联会长、知名学者汪毅夫为全国台联机关工会职工授课

 

 

汪毅夫收藏的由台湾办事处“一同”编印的“号外”（出版时间为1947年3月2日下午8时）之复印件

 

“改古文为白话”

 

唐德刚教授和胡适教授合作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合作推出了口述史的学术经典和学术规范。

 

口述史不是采访人和报告人我问你答、你说我记的简单劳动成果。口述史的学术规范要求采访人和报告人密切互动，启发、讲述、纠偏，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这是口述史的硬道理。

 

然而，任何一部口述史著作都无法完全接近历史的真实，都会被发现不符历史真实的硬伤。

 

《胡适口述自传》记：“当我在1916年开始策动这项运动时，我想总得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会有相当成果’；它成熟得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们只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要在学校内以白话文替代文言，几乎完全成功了；”又记：“在1919年至1920年两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共约四百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的。”

 

对此，我在2002年写作《语言的转换与文学的进程》和《魏建功等“语文学术”专家与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收拙著《闽台区域社会研究》，厦门，鹭江出版社2004年3月版）时委婉地指出：

 

其一、1916年至1920年间，台湾尚沦于日人之手。其时，台湾的国语（白话）普及水平很低，台湾作家的主要写作用语是文言文和日文，用国语（白话）写作的作家作品相当稀缺。既然如此，怎么能够说“改古文为白话”的运动“几乎完全成功”呢？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改古文为白话”的目标是在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实现的。1945年去1916年恰是30年，恰是胡适1916年预期的“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上限。

 

其二、“改古文为白话”并非“我”和“我们”几个文学家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完成的。离开了语言学家长期推动国语运动的工作，“我”和“我们”不可能一时奏功。光复初期台湾的文学也是得到国语运动的有力配合，才实现了“改古文为白话”的目标。

 

唐德刚和胡适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他们合作的口述史学术经典仍然不免被发现硬伤。

 

学术乃天下公器。口述史的硬道理要求尽可能不发生硬伤，同时要求尽可能发现硬伤。

 

李友邦的军阶问题

 

台湾“中央研究院”许雪姬等教授的口述史成果颇丰，对学界献益良多。在许雪姬等教授采访的《李严秀峰访问记录》里，我发现报告人李严秀峰称其丈夫、台湾义勇队总队长李友邦的军阶为“中将”。

 

可是台湾光复初期，李友邦同先后返回台湾的连震东、丘念台、张邦杰、刘启光、李万居等都是台籍少将，李友邦返台时的军装照也说明其军阶为少将。

 

李严秀峰是一位令人敬重的老人，1995年，我有幸与其相识，相信她的说法事出有因，其来有自。

 

想要了解这个问题，还要让我从台湾义勇队副总队长张士德上校说起。

 

李纯青《台北散记》（1945年12月20日刊于重庆《大公报》）记：“第一批去台湾的有三个人，福建省政府顾问黄澄渊、中美合作所黄昭明、三民主义青年团张士德。他们九月一日到达台北。”

 

据我所见档案，张士德原名张克敏，台湾台中人。曾任福建省保安五团副团长。1936年8月因渎职罪获刑5年，褫夺公权3年，囚于沙县军人监狱。刑满后以“台籍嫌疑并据报有汉奸行为”在监“继续执行感化”。经由台湾义勇队总队长李友邦营救出狱后，任台湾义勇队副总队长，军阶为上校。张士德到台湾后相当活跃。其最重要的活动是，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筹备处干事”的名义，迅速开展吸收三青团员、组建三青团机构和任命三青团干部的作业，所以李纯青称他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张士德”。另一方面，由于张士德的军阶为“上校”，相当于当时台湾民间熟悉的日军军衔之“大佐”，所以又称“张大佐”。本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前副会长郑坚的口述历史里有“张大佐”四处演讲的情节。

 

二战时期，日军的师团参谋长主要由大佐担任，是师团长（中将）的主要助手，其重要性相当甚至高于旅团长（少将），所以“大佐”也被视为将官，如昭和十六年（1941）版的《陆海军将官人事总览》将师团参谋长（大佐）列为将官，是将官的最低一级，少将则是将官的第二级。

 

以此与“国军”的军阶相比对换算，张士德的军阶为上校称“大佐”，李友邦的军阶是少将，是“将官的第二级”，自然有李友邦是中将的说法。

 

这里有一个佐证。曾任国际问题研究所少将组长的谢南光于1946年9月回台湾作巡回演讲，台湾报章称其为“谢南光中将”。如徐琼二（1912－1950）《民主漫谈》谓：“谢南光中将从祖国内地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台湾，进行了数天的巡回演讲，在离台的前夜（九月十三日晚）于台北中山堂进行了一场深情的演讲。”又谓：“谢南光中将的讲话通过麦克风向全岛广播。”谢南光也是从“国军”少将被换算成为“中将”的。

 

此番解释，乃出于口述史应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之“硬道理”也。

 

报告人“自己没有弄清楚”的三青团史实

 

在《李严秀峰访问记录》里，李严秀峰直率地对陈逸松有关三青团台湾区团的口述史表示非议。

 

近读《陈逸松回忆录（战后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1月份版）。该书第59页记：“1942年，国民党中央在台湾义勇队内成立‘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李友邦担任团长。张士德以上校军衔回台后，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筹备处总干事’名衔，准备展开组团工作。大约在九月初，他透过替他修理电器的人来联络，找我去。当时日本军警还在到处监视，我一路躲躲藏藏蹑着脚尖，走到北门町的‘梅屋敷’（现称‘国父史迹纪念馆’，台北车站附近），因怕被日本人看到，就从后面买菜的小门钻进去。张士德以‘日日命令’任我担任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主任’，我很快成立了三青团台湾区团筹备处，当时台北市在战时遭盟军轰炸，满目疮痍，总督府的台北州总务部长陪我到处看，问我要哪一间？我选了当时台北市唯一的一家百货公司‘菊元’，他马上命令日本人搬走，三青团筹备处就设在这个五层楼的‘菊元’百货上。”

 

口述史的硬伤往往是报告人的记忆失误和采访人的采录不审造成的。

 

陈逸松口述的这段记忆有几处失误：

 

1、“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义勇队分团”乃于1942年4月2日奉命筹建（时台湾义勇队的驻地在浙江金华）、1942年8月1日在福建南平成立筹备处（时台湾义勇队在南平短期驻扎）、1943年1月在福建龙岩（时台湾义勇队驻地在福建龙岩）正式成立。谓“1942年国民党中央在台湾义勇队内成立‘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义勇队区团部”不确。“1942年”应为“1943年”；“国民党中央”应为“三青团中央理事会”；“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应为“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义勇队）分团部”。

 

2、“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是在“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义勇队分团部”基础上于1944年4月奉命筹备的。谓“李友邦担任团长”不确，李友邦担任的是筹备处主任。

 

3、张士德在台湾区团部担任的是筹备处干事，他在1945年9月20日颁给林日高的“日日命令”（“委林日高同志为本区团台北分团筹备处宣社股长”）的落款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筹备处干事张士德”。谓“张士德以上校军衔回台后，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筹备处总干事名衔”不确，张士德的“名衔”是“干事”而非“总干事”；谓“任我担任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主任”不确，岂有“干事”任命“主任”之事？陈逸松担任的应是台北分团而非台湾区团的职务。

 

4、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筹备处设于原台北信用组合。谓“三青团（台湾区团）筹备处就设在这个五层楼的‘菊元’百货上”不确。

 

李严秀峰的口述史指出：“陈逸松当年是青年团台北分团负责人之一，但他自己没有弄清楚”。在我看来，李严秀峰的批评是中肯的。当然，陈逸松作为老人，记忆有些误差是可以理解的。

 

审讯记录：另类的口述史

 

政治极端化或极端化的政治对民生的伤害是灾难性的。这个道理台湾民众懂的。

 

近年，《战后台湾政治案件丛书》一本接一本地出版，审讯记录一件又一件地公布。在我看来，审讯记录简直是另类的口述史。其格式完全合于口述笔录：也有访谈（审讯）时间、地点，访（审问者）、谈（受审人）双方的问、答（包括追问和补充回答）及签名；其解读原则也包括了“硬伤”和“硬道理”：尽可能不发生误读历史的“硬伤”，尽可能发现近于历史真实的资讯。

 

兹举例说明和证明。

 

《战后台湾政治案件丛书》之《李荆溪案》收有同案杨梦周的受审记录多种，包括“1970年11月4日16时”在“司法行政部调查局”，“1970年12月9日11时”在“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调查笔录”，“1971年2月17日上午10时”在“本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第二侦讯庭”的“侦讯讯问笔录”，以及杨梦周“亲笔”的《我认识的俞棘》等。

 

上记“笔录”里有如下资讯值得注意：

 

1、关于杨梦周。杨梦周，男，1915年生，福建莆田人，住台北市，被捕前任秀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2、关于《中外日报》。“（1947年）2月，郑文蔚在台北创办《中外日报》”，杨梦周任“主任秘书兼主笔”，“二二八事变结束，（《中外日报》）被政府查封，因为二二八事变中，有些台籍员工出版号外，我们都跑到宣传委员会去避难”。

 

我的解读意见是：

 

1、2004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朱双一教授发表《杨梦周：光复初期台湾文坛的重要存在》和访问杨梦周的记录。朱双一教授采访和记录的杨梦周为福建晋江人，采访和记录的情形基本是可信的。尚可查证的是，杨梦周（晋江）在1946年至1947年在台湾各报刊发表的各类文章达70余篇，以一人之力恐难胜任如此繁重的写作量。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制作的杨梦周（莆田）的“另类口述史”提供了一种解释：杨梦周（晋江）和杨梦周（莆田）共同实现“杨梦周：光复初期台湾文坛的重要存在”。

 

2、《吴克泰回忆录》（台北人间出版社）第182页至183页谈及《中外日报》，第199页至222页一再提及“二？二八事件”前后的《中外日报》。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制作的杨梦周的“另类口述史”可以为《吴克泰回忆录》提供旁证。

 

附带言之，我藏有《中外日报》参与的，《大明报》《国是日报》《人民导报》《民报》《重建日报》《经济日报》《工商日报》和上海《大公报》《新闻日报》，台湾办事处“一同”编印的“号外”（出版时间为1947年3月2日下午8时）之复印件。另曾见《中外日报》1947年3月5日、6日、7日、8日的剪报。

 

汪 毅 夫

 

2016年丙申正月初四至初六

 

写于京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