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吴宓:他绝非薄情者

吴宓与家人

 

编者按:吴学昭先生的《吴宓与陈寅恪·增补版》一书日前面世,引起学界普遍关注。本版特邀两位吴宓研究者为读者做进一步阐述。

 

历史的发展,常有一些令人意料不到的结果。对同一人物和事件,站近了看,有时会觉得荒谬,站远了看,又能发现其特有的价值。特别是在新旧社会变革的时代,这种感觉上的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明显起来。回顾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在文化价值的评判和取向上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不能不令人感到历史的吊诡。

 

材料缺失扭曲学者形象

 

吴宓的著作在生前很少刊布,更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坚持留在西南师院任教,影响所及,限于一隅,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他的学术成就、文化贡献了解甚少,对他后半生的坎坷经历和晚年的不幸遭遇,更是知之不多。有关现代文学史的著作在提到吴宓时,都是以新文化运动反对派面目出现的,自然先有了一种进步与保守的价值判断,大众媒体则更喜欢散布他“浪漫”的传闻。可以说,材料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社会的想象,也扭曲了作为学者和诗人的吴宓,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令人欣慰的是,吴宓先生的女公子吴学昭,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抱着与时间赛跑的决心,积二十余年之力,先后整理出版了《吴宓自编年谱》等一系列著作,最近又推出了增补本《吴宓与陈寅恪》。她本着求真存真的原则,在整理过程中除了增加必要的注释和说明外,一字未删(包括其尊公日记中对她的批评),终于使吴宓的著作比较系统地展现于世人面前,也让我们得以全面地了解吴宓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遭际,对他的人格与思想、学术与文章有了全新的认识。

 

至死不悔所殉的道是什么

 

吴宓一生经历了三个时代,又经受过中西两种文明的洗礼。自幼秉承家学,深受传统文化的濡染,其自我修身以儒家的道德为准则,实际上体现了儒家所强调的君子人格。吴宓早年曾说:“宓欲极力做高伟之人。”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他身上体现的人格力量,恰与当下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形成了对比,也成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

 

吴宓对文字改革的反对,虽有偏激之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汉语拼音化的提法现在已经被完全否决了;简化字的推广虽有助于文字普及,但也在实际上造成了大陆民众对传统典籍的陌生和疏离。如今,我们正极力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向外推广中国文化,也恰好说明儒学仍“有裨于全世界”(吴宓语)。再考虑吴宓和他的同仁大都饱读传统经典,又曾游学欧美,其对中西文化价值和当时中国现实的认识,自有其深透之处。他们所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使他们不甘违背良知而随世浮沉。

 

吴宓曾强调自己的人生观是“殉道”、“殉情”。在1935年所作的《自题空轩诗话后》绝句中,就有“殉道殉情对帝天”的句子。

 

吴宓所殉之道,统而言之,就是文化,特别是古代文化。他对古代文化的信仰,其出发点还是为了民族独立和自强。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就勤奋苦读,并在日记中说:“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则心不安。”到了抗战爆发,举国悲愤的时候,他更加觉得,只要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亡。基于自己对中西文化的了解,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一开始他就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站到了对立面,反对他们激进的否定态度,而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强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性。

 

历史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总结近百年来的文化变革之路,我们觉得在新文化运动已经势不可当的时候,吴宓他们更有其冷静的一面。只不过在变革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需要时,历史并不欢迎这种冷静。所以吴宓和他的同仁们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只有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意义。

 

1955年11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宓近数年之思想,终信吾中国之文化基本精神,即孔孟之儒教,实为政教之圭臬、万世之良药。盖中国古人之宇宙、人生观,皆实事求是,凭经验、重实行,与唯物论相近。但又‘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达于至高之理想,有唯物论之长而无其短。且唯心唯物,是一是二,并无矛盾,亦不分割。又中国人之道德法律风俗教育,皆情智双融,不畸偏,不过度,而厘然有当于人心。”

 

1968年底,他被打为“历史兼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批斗中被摔断了腿。1974年春,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要求人人表态,吴宓再次“固执”地说:“批林,我没意见;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这些都可以说明他至死不悔所殉的道是什么。所以,尽管他一再违心地做着自我批判,但最终还是作了文化的殉道者。

 

三心二意的恋爱

 

纵观吴宓的一生,他把为学为人当成了一回事,从这些年出版的著作来看,他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且都有较高的学术、思想价值,但却没有一部集中在某一个学术问题上。不论在日记里,还是与友朋的书信里,他都能把自己的所思所感真实地记录下来。在这些不含功利目的的写作中,他的思想表达和感情表达反而更加自然和动人。这也许正是他诗人性格的另一个方面。

 

至于殉情,这大概是吴宓最被人关注的话题了。吴宓于1921年与发妻陈心一女士结婚,育有三女。1928年,因哈佛好友朱君毅毁约另娶,被其抛弃的毛彦文女士与陈心一原为浙江省立女师同学,吴宓在哈佛时曾从朱君毅处多次读到过毛彦文写给朱的信,故欲取两人通信为小说材料,不料却因同情而生爱意,一时不能自拔。终于在1929年,不顾亲友劝阻,与陈心一离异。同时,则对毛彦文展开了追求,这段恋情曾使他深受折磨。毛彦文于1929年8月赴美留学,此后两人一直保持着通信。1930年到1931年,吴宓赴欧洲游学,期间曾与毛彦文密集地通信和发电报,谈论结婚的问题。经过艰苦的劝说,毛彦文已经允婚,并赶到法国与之相会,但吴宓的热情却因种种原因冷了下来,显得三心二意,犹豫不决,这令毛大为失望。1935年,毛彦文突然与熊希龄结婚,让本来以为胜券在握的吴宓大感意外,也后悔终生。

 

吴宓的第二次婚姻发生在1953年,女方邹兰芳系四川万源人,为重庆大学法律系学生,毕业前为了免于被分配到边疆,同时也可能为了有条件帮助两个嫂嫂和侄子们,她苦苦追求嫁给吴宓。这曾给吴宓带来过很大的道德压力和精神负担,年龄的悬殊和教育背景的不同,都让他对这桩婚姻大为犹豫。最后,还是同情心占了主导。邹兰芳原本身患结核,婚后一直生病,加上家中连遭变故,亲人一半为鬼,心情悲苦。婚后的日子里,并没有给吴宓带来多少欢愉。缠绵病榻不到三年,邹兰芳病故,吴宓则一直负担着援助其两个嫂子及侄子的义务。

 

绝非薄情者

 

吴宓的感情生活一向为人所艳称,但大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他实际上孤苦地度过了一生。考其原因,还得从他成长的环境和个人性格说起。他自幼家道殷实,出生不到一岁,生母即去世,祖母杨氏对其疼爱有加。为了使其免遭继母之虐,杨氏擅自做主将其过继给了当时尚未成家的次子为嗣。祖母的宠爱,加上家庭的不完整,一方面造就了他冲动、固执的个性,另一方面也使他对家庭生活世俗、伦常的一面缺乏感性的认识。这些缺位的经验他后来是通过文学阅读来补充的,这难免会让他把文学和现实人生混了。所以在两性关系上,他始终是以诗的标准来期待对方的。他希望婚姻生活像诗一样美满,任何世俗的东西都会令其不快。

 

与陈心一女士的离异,固然与当初允婚时的过于草率有关,更主要的还在于他不能接受婚后的常态生活。对毛彦文态度的反复变化,也在于他的期待太高和过度挑剔。晚年的毛彦文女士在回忆文章中是这样评价他的:“吴脑子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辞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当然她也承认“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倍加关切,……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往事·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

 

以殉情自期的吴宓,结果一语成谶,为感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好在陈心一女士不计前嫌,在他历经磨难的晚年,一直给他提供着安慰和帮助。所以在吴宓孤独的内心深处,始终能感到北京有个家在。1970年在给陈心一的信中,他不无愧疚地说:“宓昔年离婚,实一生最大之错误。其事不但良友莫不责备,宓老年益悔痛。”当然有时夜半醒来,他也会想起毛彦文来,回首往事,潸然洒泪。每年的除夕,他都如例拜祭邹兰芳。

 

吴宓不是薄情者,但感情生活终究是他自己的事。今天的人更应重视他对自己信仰的坚守、对其志业的不懈追求和人格的屹立不倒,这是他作为文化人的真正价值所在。

 

(本文作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