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爷爷讲故事系列之第十四讲：“台籍日本兵”的故事

台湾学者杜武志尝谓：“自从九.一八事件后，日本侵华野心越来越露骨，而在这期间，士兵阵亡多，又与全世界为敌，遂不得不征召殖民地人民，有因而阵亡者，或成B.C.级战犯而被处决者，但对于这些殖民地兵，认为他们生而为日本人自可合祀于靖国神社，却以殖民地人民于战后已非日本籍为由而不予抚恤或予不同待遇，致台湾人对于被任意合祀于靖国神社之台湾英灵有意将其迁出，是人之常情也”。

 

让我用这段话作为引子，开讲“台籍日本兵”的故事。

 

日据台湾当局在台湾并不实行兵役制（即义务兵制度），它在台湾开始实行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是从1942年、1943年开始的。

 

然而，日据台湾当局在台湾征召“军属”（军队雇员，包括翻译、护士等）和军伕（图一：台湾日军军伕），被统称为“台籍日本兵”。

 

 

图一

 

日军“与全世界为敌”，“台籍日本兵”被迫或被骗参加了日军对各受害国的侵略战争。

 

战争中，有“台籍日本兵”阵亡，也有“台籍日本兵”负有“战争犯罪”和“违反人道罪”的罪责，在战后被各受害国的“战犯审判法庭”列为B级或C级战犯处以死刑。例如，曾在日军设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包尔战俘集中营里虐待中国战俘的26名“台籍日本兵”，于战后被中国军队设立的军事法庭处以死刑。

 

穷兵黩武的日本政府在日本本土及其“新领地”即殖民地设立“招魂社”以祭祀死于其侵略战争的日军将士。东京“招魂社”名“靖国神社”，其他各地的“招魂社”叫“护国神社”（图二：台南神社）。“台籍日本兵”在日本侵略战争中“阵亡者，或成B.C.级战犯而被处决者”，被“任意合祀于靖国神社”。所谓“任意合祀”指的是“台籍日本兵”同日本兵不加区别的合祀，以及侵略战争中无辜的阵亡者与有罪的战争死刑犯（包括A.级即甲级战犯）不加区别的合祀。这才是“台湾人有意”将“台籍日本兵”的灵位从靖国神社“迁出”的原因。

 

 

图二

 

除了阵亡和被处死，更多的“台籍日本兵”乃是作为战俘而成为战争的幸存者。例如，在战后北平，由第十一战区前进指挥所安排，“前在日军服务之台湾人”115人集中住宿于北平前圆恩寺胡同20号。“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将这115名“台籍日本兵”编为该会青年团，并优先将他们送上“和生轮”，于1946年4月1日离开天津返回台湾。（图三、图四、图五：《台湾省旅平同乡会青年团归还台湾名册（前被敌征用军夫）》）。又如，在战时桂林、重庆、贵州等地的日本战俘收容所里也收容有相当数量的“台籍日本兵”。

 

 

图三

 

 

图四

 

 

图五

 

作为战争的幸存者，“台籍日本兵”在成为战俘后绝大多数采取了反对战争的立场，有的并且成为“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的积极分子。

 

例如，被收容于贵州镇远“和平村”（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的“台籍日本兵”林琬钟在写给台湾义勇队的《和平村通讯》（载台湾义勇队编印的《台湾先锋》第6期，1941年1月15日出版）里说：“日阀欺骗他的人民，把一批批的羔羊送到战场，毫无意识地惨戮祖国的同胞，焚毁田园，抢掠财物，奸淫妇女。……祖国当局宽大为怀的爱护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能真正地把握住人生的意义，能分析侵略与反侵略的是非曲直，最大多数的俘虏都已觉醒，回忆到从前的行为而战栗”。林琬钟参加了“在华日本人反战革命同盟会和平村工作队”，积极投身反对战争的工作。

 

又如，曾被收容于桂林临时俘虏收容所（苏生学园）里的“台籍日本兵”松山速夫，原名陈松泉，曾任侵华日军第九师团参谋部翻译，被俘后成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首批成员。1940年1月，松山速夫（陈松泉）参加战地工作队，深入前线战地用日语向日军喊话，开展反战宣传。2月12日，松山速夫（陈松泉）在工作中被日军枪弹击中，壮烈捐躯。

 

1940年4月15日，台湾义勇队在《台湾先锋》第1期发表《致日本在华人民反战同盟信》，信中说：“各位再不是‘敌兵’了，相反的，你们是作为一个先知先觉的革命者，为了负起应负的使命，而参加到这同盟里，帮同着中国抗战”。

 

在战争时间，参加日本侵略战争的“台籍日本兵”属于各受害国的“敌兵”。在侵略战争中负有“战争犯罪”、“反人道罪”而被处死的“敌兵”不得受到公祭，在侵略战争中阵亡的“敌兵”也不应该受到公祭。各受害国人民不能容忍公祭“敌兵”的活动，“是人之常情也”。

 

对于“台籍日本兵”，我们要纪念的是从参战转为反战的人和事，而不是战争。

 

战争过后回顾战争。反对战争还是怀念战争，这是人性同兽性、政治人物同政治动物的分界点。

 

今之台湾，有人为老不尊，居然怀念战争。这是政治动物的兽性使然。

 

2016年11月20日于北京，时窗外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