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兵式之前的那个周末，美国汉学家艾恺造访北京。作为《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的作者，他出席了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典礼。借该书增订本出版，三联书店邀请艾恺为公众举办讲座，谈谈“谁是梁漱溟”。因旅店蚊子的打扰，整晚没睡好觉的艾恺必须靠喝大罐啤酒提神。当把“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问题抛给艾恺时，他笑着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这个答案和1918年梁漱溟给父亲的回答一模一样。

与研究对象见面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20世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艾恺向读者讲述梁漱溟的生平，他不断强调梁漱溟的品格，以及他的座右铭“表里如一，独立思考”。研究梁漱溟几十年，艾恺填补了西方对梁公研究的空白，“但是我所了解的也不过是冰山一角。”这位满头白发的美国老人身上，有中国君子的谦和。

如果把历史翻回半个世纪，最初艾恺是在纸上与梁漱溟相遇。1966年，艾恺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与史华慈。他读到梁漱溟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其作品以及生平深感兴趣，而那时，西方对于梁漱溟的研究几乎为零。“我为这样一位具备思想和道德天赋的人竟被完全忽略感到震惊。”随后，艾恺以梁漱溟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主题。1970年代中期，在朋友的鼓励下，他花两年把论文整理一遍，其实几乎是重新写了一遍，命名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投给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大获成功，不仅获得了鼓励最佳东亚史著作的费正清奖，还为他带来了两则与梁漱溟有关的“天大的好消息。”

1979年，一位八旬高龄的老先生找到正在哈佛教书的艾恺，捎来梁漱溟的口信，梁先生知道《最后的儒家》出版，很想和艾恺联系。艾恺说：“心情激动得不得了，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梁先生是死是活。”他马上写信，并把书寄给梁公。

某天下课后，一位刚从中国来的学生捎来自己邻居“梁伯伯”的口信，“她说，梁先生希望我能与他见面。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次，终于要和多年来身居万里之外的研究对象见面！”

临行前，艾恺给梁漱溟写了信，说清了拜访的时间和地点，“我研究他这个人十几年，终于有机会跟他握手。”在讲座中，艾恺道出了第一次见到梁漱溟的心情。“因为当时还在哈佛教书，我送了他一把刀。我和他说，按照中国的习惯不应该送刀，但我找不到别的有哈佛象征的东西，所以还是送给你吧。”

在北京的两周，艾恺每天与梁漱溟见面，听取梁漱溟关于中国文化的洞见，与他讨论中国政治文化名人，并回顾梁先生的一生——任教北大，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创建民主同盟。1986年，艾恺又来到北京，花了十天时间进行访谈，整理成《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藉此，梁漱溟晚年的思想展现于世。

在三联讲座的现场，艾恺收到了一份穿越半个多世纪的礼物。梁漱溟的孙子梁钦宁将当年艾恺临行前写给祖父的信交还给他。

“最后的儒家”引起的批评

《最后的儒家》出版后影响颇大，但也招致了批评。“杜维明教授问我，梁漱溟是最后的儒家，那我们现在做的工作算什么？”

活动当天，艾恺向读者解释了书名中“最后”的含义。“英文的‘the last’是很感性的词，与中文的‘最后’意思不尽相同。我不是说梁漱溟是最后有儒家思想的人，也不是说他是最后做儒家哲学研究的人，我不过是在说他的行为，起码在20世纪他是唯一保存了原来儒家君子的理想行为的人。”

与杜维明等“新儒家”相比，艾恺认为用“最后”向梁漱溟致意并无不妥。“梁先生可以说是新儒学的创始人之一，但严格地讲，新儒家学派是从梁先生的学生熊十力开始的，经过牟宗三以后，引发了杜维明和美国波士顿学派（的研究）。但这些人其实就是在做理论，是不搞实践的。但梁先生不是这样的，从客观上他不接受学者这个名称，他不把哲学当成学术的把戏，他总觉得思想和哲学如果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梁先生和印度甘地相似，大部分时间他不是坐在书房里，而是出去实践。”

近些年中国的儒学研究，从学院到民间都相当兴盛，出现了一批中坚学者。艾恺坦言，对这个圈子不够熟悉，“看过一些学术著作，但不能算很有研究。我只知道现在大家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上的运动没有什么关系。”

唯有儒家文化可以成为全世界共同的道德体系

艾恺告诉青阅读记者一件憾事：《最后的儒家》出版后，引起了西方人的兴趣，“对于70年代的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大众也不知道梁漱溟这个人。”艾恺想邀请梁漱溟去美国讲学，并请缨担当翻译，“把他关于佛家、儒家、道家想法传到国外去。而且，梁先生一辈子研究中西方文化，但西方文化也只是从书本中得来，对国外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多了解，如果成行他可以进一步了解西方文化。”

艾恺找到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立刻获允，到后来却没了消息。“后来我问起梁先生的儿子，培宽先生说是美方拒绝了此次讲学。但美方说是中国不许梁先生到外国去，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原因，另一方面梁先生已经90岁，是风中之烛，中国方面担心他的身体。”艾恺望向窗外，脸上还有遗憾的神情，“反正是落空了，我很失望。”

如今，艾恺依然坚信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真正的儒家文化不是宗教，但可以发挥宗教的作用。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综合性很强，什么样的宗教都可以接受和融合。”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征，“正是这个原因，我认为恐怕唯有儒家文化可以成为全世界共同的道德体系。”

海外中文热与中国文化无关

梁漱溟曾对中国文化未来抱有乐观态度。如今出现了传统文化复兴热潮，政府也大力提倡。有的中小学读经拜孔，富裕阶层热衷于传统文化，各种背景的儒学研习班纷纷成立……梁漱溟期待的“未来”真的来了吗？

艾恺说：“读，总比不读好。”他援引梁漱溟的观点，认为任何活动应该是民众自发才有效果。“梁先生一直强调，一个人要是真的不愿意做一件事，你不可能逼着他做。他的理想是政府的官是老师，老百姓是学生，他们用传统的‘法’来改变人的心理。”艾恺认为，有政府支持当然是好事，但真正推行还要看民众的自觉。“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孟也强调要从人心出发。”

谈起在海外数量不断壮大的孔子学院，艾恺认为，现阶段普及中文、教汉语是孔子学院的主要任务，涉及思想和文化的课程并不多。“你们中国人真的以为孔子学院和孔子有关系吗？”艾恺问道，“当然要用孔子这个全世界都知道的名字，如果叫王阳明学院外国人更不明所以了。其实跟孔子一点一滴关系都没有。”

艾恺认为，人们在孔子学院学中文，但抱有学习儒家文化动机的人很少。“你记得台湾女子乐团S.H.E吗？”说罢，他哼起了《中国话》这首歌，“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问题就在这里，不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突然有了影响力，而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甚至于我们的大学招生也是一样，如果把一年级的中文班学生的数量增长图和中国GDP图片放在一起，会发现走势是完全一样的。依我看，外国人学中文，主要是中国经济的缘故，和中国文化的吸引力没有什么关系。”艾恺遗憾地说。

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摄影/小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