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台湾作家再返台：再见棕榈

【按】刘大任，1939年生，祖籍江西省永新县，出生于湘赣边界的山区，1948年随父母来到台湾，1960年在《笔汇》发表了第一篇作品《逃亡》之后，开始受到文坛注目。196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哲学系后入伍服役，退役后至夏威夷大学任东西文化中心科学研究员，现专事写作，担任壹周刊纽约眼专栏作家。日前刘作家投书《中国时报》，讲述了回台半年的所见所思，以及恩师一心惦念的所谓“理想”的真身。

 

想不到，飞台北的航班上，碰到苏珊。一开始，几乎没认出来，她改变了一向见到的职业装束，换穿休闲服，色彩有点艳，脸上的化妆浓了些，发型也变了，原来的微烫短发式样不见，头发直了，长了，而且染成绛紫。

 

“简教授，您也回台北?这么巧，真有缘!”是她先认出我的。我正在排队，她推着行李，走向商务舱报到的入口，停下来招呼。

 

“坐经济舱太辛苦了啦，简教授，不嫌弃的话，我这里有的是多余里程，给您办升等，好不好?”

 

一时响应不及，本能是想婉拒的，但一想到这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心里不觉动了一下。立刻想，这些年，我们家通过她，买了三栋房子，中介费好几万，不免就放松了语气，只说：太麻烦你了，不好意思。脚步却跟着走了。起飞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又跟着她进了贵宾间。

 

一路上，叙旧兼问新，本来准备读的书，都没拿出来。将近二十小时的枯燥旅程，没想到一下子就过去了。桃园机场分手前，交换了电话。

 

这次回台，其实酝酿、联络、铺路，至少折腾了两、三年。最早是在他们那个电邮国是联络网上面起的意。有一次，讨论涉及到外省人原罪与本省人排他这一类自寻烦恼的议题，照例，K和P又针锋相对，干上了。我也照例，做调人，但结果却引来了P的逼问：

 

“你躲在海外几十年，台湾养大了你，你给台湾做过什么?台湾前途、两岸关系，你有资格说三道四吗?'

 

真是无理取闹，于是说：这样讨论，太无聊，像个知识分子吗?然而，事后却好像有点什么，阴在心里，硬块似的，化不开。

 

恰好，今年恩师八十五岁，弟子们筹划给他老人家庆寿，我不但参与，而且给老人家写了封长信。也许是，长信无意间透露了这种愧疚，恩师居然提议：那就回来待一阵，我给你安排客座。

 

恩师的声望，毋庸置疑，现在掌权的，都是他的徒子徒孙，然而，近些年，年轻后进，一代又一代，卡位战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不像以前，只要暗示一下，事情就可以办成。

 

这拖着的两、三年里，我的心情，也因为搬家后的杂务、心理适应，和难以说服杏枝的缘故，显得不够积极。佛罗里达回来后，终于有了决心。但也因为以前一拖再拖，母系表示，由于时间仓促，只能客座一个学期，另一个学期，事先约好了别人。

 

回了电邮之后，才惊觉，我这一走，这边的家园，好不容易安顿了，那么多事情，谁来照顾?马上，院子里面，菜园必须收拾，花圃需要整顿，果林默林都得做好冬防，尤其是优种茶玫瑰过冬，必须把每一株的外围泥土铲起来，围绕植株，堆高到至少半呎左右，这个活，劳动力大，杏枝不会管的，儿女也不可靠，等到回来，肯定死伤枕藉，荒烟蔓草，一片凄凉!书房窗外的海棠，活得过来吗?鸭梨、软硬柿子、红梅白梅，会不会冻坏?多少块根植物，没时间挖起来收藏过冬，只能自生自灭了。还有，我的书法，最近似有突破，恐怕要荒废了。更放不下的是，“大书”研究计划，又得搁浅，本来就进展不顺，重头收拾，还有可能吗?

 

我的确是抱着壮士断腕似的心情上路的。

 

恩师的寿庆，办的庄严隆重。

 

除了学术界，该请的都请了，该到的也都到了。政界一些重量级人物，居然主动捧场，因此引动媒体，扩大报导，甚至于，在介绍恩师生平时，有人提到了顶尖级的高度，这自然是蓝营媒体为主，绿媒方面则一切从简。真正重头的其实是第二天的学术讨论会，连大陆史学界都有人发表论文，恩师本人的主旨演讲则为压轴。我也被安排了一场，倒没太用心准备，这些年的教课内容，不少牵涉到恩师的理论，早就驾轻就熟，加上西方一些反响，综合处理一下，便可以交差。

 

会后有个庆功宴，散场前，送别恩师，他又像旧时习惯，拍拍我的肩膀，彷佛不经意，说：回头来家里坐坐。本来就计划约时间，想跟恩师好好谈谈，回来赶上寿庆，原想等一阵再说，那就趁机会，先暖暖身吧。

 

不料，也许是喝了酒，兴头正高，恩师话匣子一开，简直没有我插嘴的余地。回想起来，最触动我的，还是这一段对话：

 

“这些年，你在外难免隔阂。这地方，已经不是你曾经熟悉的地方，人心变了……。”

 

“老师是不是怪我回来得太少了?”

 

“回来多少，不是问题。如果你早就回来，说不定同流合污，岂不是更悲哀?”

 

我不能不听出言外之意，老师对回来多年的K和P，以及这些年陆续回来的后辈，似乎有些不满，他们究竟有什么作为，让老人家失望呢?或者，是恩师本人终于不合时宜了吗?我确实想知道，倒不是妄想从中调和，恐怕还是担心自己未来这半年如何自处吧。

 

无论怎么试探，老师保持他的本色，绝不议论别人的是非。跟过去一样，只谈问题，不谈主义。

 

我决定直接问。他也不回避。

 

“‘台独’是个问题，但不是核心。”他说。我没敢接腔，只深恐漏掉一个字。

 

“‘台独’拥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不过，这个基础无法超越国际地缘政治的大格局，只能在内部事务方面形成力量，正反两面都有影响。”

 

这个想法，比我宽容得多，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我不能不刨根问底，像又回到了求学的时代。说实话，一碰到何去何从这样的大问题，特别是台湾，虽非我出生的乡土，却纠结亿万人百年以上的生死荣辱，更是我侨居海外魂牵梦萦的地方。在这里奉献一生的老师，为什么如此颓丧?如此悲观?

 

“你看看，这十几、二十年，我们老本快吃光了。年轻人成了啃老族，中年人要嘛灰心丧志，要嘛贪婪钻营，老一辈的呢，看到这连年累月的蹉跎、沉沦，只能沉默。”

 

我实在忍不住了，才说：不是连大陆游客都觉得台湾保留了好传统，台湾人有教养，台湾社会有人情味吗?

 

“不过是过去几十年留下的遗产，很快就要耗光了。”

 

恩师继续痛批台湾乱象。我无法全盘接受，也无法全盘否认。他说的这些，多少早就知道，但从他老人家口里说出来，是我从来不敢想象的。

 

看到我也沉默，他也许觉得，冷水浇够了，不妨总结一下。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丧失理想。你想想，历史上，有任何一个偏安政权有好结果的吗?理想丧失的偏安局面，当然更加没有希望。”

 

随后更加强语气。“这样的地方，你想长期回来，值得吗?”

 

我早就反复思考过这个“回来”的问题，青壮派彼此割喉竞争，亦非毫无所闻，自己的年纪，无需别人提醒，我对“中研院”的“院士”名誉，从无奢望，著作方面，质与量都不够，亦有自知之明。然而，不死心的是，难道就找不到任何有意义的角色吗?

 

归根结底，台湾跟我，缘尽于此了吗?

 

那以后的半年期间，教学任务虽不算繁重，却因经常到南港史语所翻查、抄录材料，生活、工作，也不算太轻松。比较意外的是苏珊，居然改变计划，暂时不回美国了。她还是挺大方的，除了嘘寒问暖，不时给我电话，还常约我看看故宫什么的。她说，最喜欢跟我逛故宫，一面看一面学，跟上课一样。所以，参观完，请我上高级餐馆，也就不好拒绝了。

 

不过，不时回到脑际心间的，还是恩师那天的那句话：理想丧失。

 

当时，只觉得有点陈腔滥调，没仔细想，也没追问，他所谓的“理想”，究竟何所指呢?五、六十年代，在台湾求学、成长，从来不觉得台湾有什么理想。“反共复国”，不是理想，人尽皆知。自由民主，也只是部份自由主义者的理想，反蒋本土派的心里，只有工具价值，谈不上理想。其他人，包括我和我的同类，除了苦闷，还是苦闷。走投无路的人，唯一的理想，就是逃亡出去!

 

于是想到，坚守岗位几十年的老师，如果没有“理想”的支撑，不就是个教书匠吗?唯一合理的解释，大概是“忧患”吧。然而，“忧患”最多只是理想产生的激素，恩师所谓的理想，有核心内容吗?

 

史语所倒是给了我一点启发。有天，书档搜索之余，恰好看到一个展览。主题是董作宾先生的生平，包括他的甲骨文书法和殷墟考古的贡献。我在门可罗雀的展览馆里往来参观，徘徊良久，似乎深有感触，却不知其就里。回宿舍(我住在母校的招待所)，慢慢整理思路，从殷墟考古，引出了一条线，我开始追寻大陆史学界这些年来，在研究方法、史料诠释、重建古史等各方面的情况。当然，这些情况，过去并非全无所悉，尤其是他们在国务院支持下追踪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的大规模项目，然而，以前的阅读，基本只是当作功课或消闲，老师提出的所谓“理想”，压根儿没出现过。董作宾的一生，意义何在?他东渡台湾的后半生，难道没有任何意义了吗?董的前辈，比如说疑古学派的中坚份子顾颉刚，在郭沫若死后，大陆史学界重新肯定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因而基本否认疑古学派，难道也就因此毫无意义了吗?

 

诸多问题，同时涌现。我想到了前辈张光直，他不是地地道道台湾本地人吗?为什么晚年花那么多时间去大陆讲学、交流，而且，专门下了工夫，前往大陆东南沿海考察那一带的发掘成果，并与他早年熟悉的台湾圆山、浊水溪考古出土物作比较，因而推翻前人见解，发现台湾原住民不但不是南太平洋诸岛先民的后代，刚好相反，却是他们的祖宗。而且，这一支石器时代的移民，很可能是台湾海峡形成前，迁移过来的，那么，台湾原住民的根，都必须追溯到浙、闽、粤沿海一带曾经活跃过的原始部落那儿去了。

 

我又想到恩师本人。

 

一九四九年，大陆撤退，兵败如山倒，在全国大混乱的局势下，知识界的精英，纷纷选边，绝大多数都为即将到来的和平建设时代准备贡献自己，当时的老师，虽然是学术重镇的北大毕业生，根本不在蒋介石“抢救人才”的计划范围内，却千辛万苦辗转流离来到台湾，他为的是什么呢?

 

老师不是国民党，他的学生没有不知道的。他也从不公开反蒋，当然，他也从不反共。我们一向以为，那是白色恐怖时代养成的习惯。现在想起来，我们恐怕太小看他了。他的一生作为里面，似乎隐藏着一条龙骨一样的脉络，老师的所谓“理想”，大概就是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