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炮轰中国文学史：没什么思想 我非常不满意

顾彬

 

“40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这是顾彬写于2008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序的第一句话。这位德国学者自1967年首次接触李白的诗以来，从此对中国文学痴迷有加。

 

当得知国学大师钱穆1955年在香港办新亚书院时讲授的《中国文学史》，60年间从未以任何形式公开面世，最近，其87岁弟子叶龙将60年前的笔记整理成书，独家授权本报以连载的形式首发的消息后，特别是钱穆在《中国文学史》讲义中直道：“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顾彬对钱穆这种省思颇感兴趣，并欣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加入了“再提‘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

 

今年已近古稀之年的顾彬，系德国著名汉学家、诗人和翻译家，1966年起学习神学，之后又转学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以《论杜牧的抒情诗》一书获波鸿鲁尔大学博士学位。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以《空山——中国文人自然观之发展》一书获得教授资格。自1995年起，顾彬出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至今，现还担任汕头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等职。其研究领域以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及中国思想史为主，著述、译作颇丰。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同时，顾彬还担任《袖珍汉学》和《东方·方向》两份重要德文汉学/亚洲学期刊的主编。

 

尤要一提的是，顾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有犀利的批评，因此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学界颇有争议的人物，甚至引起极大的讨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顾彬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探索。在他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其中三卷(诗歌、戏曲、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散文卷中的将近半部都是由他亲自执笔的。

 

他表示，德国汉学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可谓硕果累累。从1902年以来，德国汉学家一再探讨中国古典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其中不少汉学家也将哲学和历史纳入其中。“因此，作为作者和主编，我只是这无数汉学家中的一位，绝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想，之后的来者不再会想写一部整个的中国文学史了，而只是断代史，以及具有典范作用的有关古代，或中世纪，或近代的文学史。我和我的前辈们在文学史书写方面最大的不同是：方法和选择。我们不是简单地报道，而是分析，并且提出三个带W的问题：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会这样?举例来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它会以现在的形态存在，以及如何在中国文学史内外区分类似的其他对象?”

 

深刻的思想决定文学的价值

 

《文化广场》：推动文学演进的因素，既有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内部因素，又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地理条件等外部因素。在目前所见的各种各样的文学史版本中，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大多数还是以外部因素为主要参考系来编撰文学史。不知您是如何看待“文学史”这种著述体裁的?

 

顾彬：不少欧洲汉学家把中国当代文学看成社会资料。通过作品他们希望能多了解中国的情况。原来我也是这么一个汉学家。到了2000年前后我的研究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那个时候我多写作，开始出版我的文学著作，经常跟作家见面谈谈文学的本身。因此我十年来越来越多地从美学，而少从社会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

 

不过，德语国家的读者恐怕他们还是老样子。德国读者大部分是女的。她们想多了解中国妇女的情况。因此所谓的美女作家在德国非常成功。

 

《文化广场》：若把“文学史”进行拆分，即是“文学”和“史”。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中国内地出版的汗牛充栋的文学史，似乎是通过认识文学的内在嬗变来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文学性始终从属于历史性，读后对具体文学作品印象却不深，就像也有人说是“强调社会变革和政治的斗争的主导地位”。在您看来，文学史的编撰核心是要完成什么目的?哪种方式才是将“文学”和“史”平衡沟通的理想方式?

 

顾彬：能按照国际文学评论分析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汉学家们非常少。他们大部分喜欢告诉我们什么书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被谁写的等。文学史的本身应该是以著作为主。

 

《文化广场》：您在1988年开始组织编撰十卷本的《中国文学史》，自上世纪90年代在德国开始陆续出版。而第七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则已在2008年推出中文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您在前言中表示自己评价文学的准则在于：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精神的穿透力。那么，这些准则依然适用于对文学史的评价吗?换句话说，有没有一套理想的文学史编撰的参照系?

 

顾彬：我不是一个典型的汉学家。我上高中学校，我最喜欢的两门课是古代希腊文与哲学。上了大学后我开始学神学，又学了日耳曼文学等。很晚我才开始学汉学。写杜牧博士论文时，我用哲学与日耳曼文学的方法来分析他的作品。我的导师不太高兴。不过，一个哲学教授支持我。所以我可以毕业。

 

我大概在学校与大学时无意识地注意到文学经典的语言、形式与思想。可是到了2000年前后，我才用这个方式来思考中国当代文学。好的语言、有意思的形式、深刻的思想决定文学的价值。

 

对大部分中国文学史不满意

 

《文化广场》：国外学者编撰的比较为人所熟悉的中国文学史，除了您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外，还有宇文所安和孙康宜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可否请您介绍一下国外汉学家编撰和出版“中国文学史”的大致情况?

 

顾彬：100年来德国出了十几本中国文学史。除了中国、日本、韩国外可能没有其他国家会有这么多中国文学史。另外还有一个世界规模最大的活页外国文学词典，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史)。汉学界以外的人老用这个词典。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虽然德国汉学家人不多，但也要出版这么多中国文学史。可能德国人者是历史迷。

 

欧洲其他国家的汉学家也会有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文学史，但是不多。无论如何，德国的、欧洲的、美国的中国文学史有一个共同点。一般来说，它们只报道有什么作家、有什么作品，跟词典差不多一样。在这个方面Wilt Idema与Bonnie McDougall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很有代表性，可是对于汉学界外的读者而言，却不太理想。

 

《文化广场》：刘师培曾说：“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很多学者在编撰文学史过程中基本是贯穿了这种理念。但您在主编《中国文学史》时，却没有以编年体写史的习惯，反而是出乎意料罕见地按照体裁编写，划分成了“诗歌卷”、“小说史卷”、“中短篇小说卷”、“散文游记卷”、“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等。不知您这种做法是否有意要创立一种新型的文学史编法?还是您认为以往的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都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

 

顾彬：我对大部分的中国文学史非常不满意。无论它们是在哪里写的。因为我先学过日耳曼文学，因为我也是日耳曼文学大学毕业的，因此我用日耳曼文学家的眼睛来看中国文学。这样我很少能看到中国文学史有什么思想。我讨厌人以编年体写史。好的文学史也应该同时是思想史。作为一个读者我想知道为什么作者是这样写的，而不是那样写的。

 

《文化广场》：迄今回过头看，现在对这套《中国文学史》感觉满意吗?

 

顾彬：在德国不少德国文学史是按照体裁编辑的。我的中国文学史是根据德国文学评论家创造的。如果还要再写的话，我会按照朝代写。比方说唐朝文学史。

 

重估的标准总在改变

 

《文化广场》：我还注意到您平时对北岛、顾城、多多、翟永明等中国当代诗人的诗歌成就评价颇多且高。可以说您是把诗歌放到了现当代文学史上比较凸显的位置。如果再拓展开看，文学史的撰写范畴除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还有没有其他体裁加入的可能性?或者说，文学史有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顾彬：可能到了当代以后，世界上最成功的文学体裁才是诗歌，最差的是长篇小说。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诗人们，不少属于世界文学。原因很简单，他们没办法考虑到市场，他们只好为写而写。他们不能卖自己。因为(优秀的)话剧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短篇小说出版社不太想出版，所以除了诗歌与长篇小说以外好像才还会有中篇小说与散文的体裁。中篇小说的读者也不多，它们的作者不一定属于世界文学。至于散文，德国、中国都有很不错的散文家、小品家。不过， 德国人不看散文等。

 

我自己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强在于：第一，诗歌;第二，在于散文;第三，在于短、中篇小说。其他的别提。

 

《文化广场》：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等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希望打破传统文学史编写的陈规旧条，迄今26年过去了，您觉得这个口号有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回应?若有，期间产生了哪些比较令人满意的文学史著作?若没有，文学史的编撰是否还处于困境之中?

 

顾彬：陈思和重新写的文学史写得很勇敢，基本上让我很满意。他当然碰到一些困境。太敏感的问题还不能用太开放的态度来谈。除了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外还有一种中国文学史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James Liu:Outlines of Chinese Literature，才100页，不过作者懂怎么用最短的句子来分析中国文学作品。

 

《文化广场》：您曾说过“对一切价值的重估是现代性的一个本质特点”。但我认为，若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面对考量的对象和资料的庞杂性，所以重估作家和作品价值也可以构成其中一个本质特点。不知您现在有没对以往文学史上地位评价很高，或被忽视的作家作品进行反思?若有，可以举例谈一下吗?

 

顾彬：为了重估我们需要标准。不过我们的标准老在改变。这个现象跟我们的年龄有关系。我的标准很简单。语言是一切的。还有形式与思想。原来我不太重视冰心。可是我开始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我不得不再看她的诗歌。突然我发现她的白话诗写得很清楚。鲁迅与胡适不能用白话来写好诗。

 

《文化广场》：像郭敬明、韩寒、安妮宝贝、饶雪漫这些中国年轻一代的作家也已经走过许多年头，若有考虑修订中国文学史，您会考虑把他们写进去吗?如何看待这批年轻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顾彬：他们是一种社会的现象。他们与记者是分不开的。如果要再从社会来看文学的话，那么中国文学史也应该包括他们一批人。如果要从文学的标准来看他们的作品，可以提到它们，把它们变成一个社会与文学关系的问题。他们年龄大一点，记者们会丢掉对他们的兴趣，他们的读者更是会这样。

 

所有的文学史应该是个人的

 

《文化广场》：文学史的编撰多是集各家之所长，体现大家兼容的特色，但也不乏个性化很强的著述。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又如此次由钱穆弟子叶龙整理而成首次面世的钱穆《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极富个人化色彩的文学史。您对这种颇具个性化的文学史著又有什么看法吗?

 

顾彬：所有的文学史应该是个人的。作者需要他个人的标准、观点、方法。太多文学史意思不太大。原因是学者没有还是不敢有他独特的立场。我不管人家的立场是对的还是错的，我希望他的思想有一些新的值得讨论的认识、心得。

 

《文化广场》：作为中国大学里的一门重要课程，文学史的设置在早期是对日本、欧美学制的模仿。有中国学者根据自己到国外的教学亲历，觉得文学史的重要性在中国被夸大了，国外大学则是注重对于具体作品的感受，如此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反而比中国学生更深。据您这么多年来在国内外的游历观察，可否也讲讲国外高校是如何看待文学史的?

 

顾彬：德国从小学到高中学校通过个人的作品教文学史。在大学基本上也会这样。老师的目的是告诉学生他们应该看过、知道哪一些作家的哪一些著作。我在波恩大学教过快10年的中国文学史，从诗经开始讲到王家新结束。同时给学生们分析经典。结果是比较理想的，因为不少博士生用我的方式来思考中国，特别是现代、当代文学的价值与特点。

 

《文化广场》：在您看来，当下中国学界是否高估了文学史的地位?

 

顾彬：是的，也是对的。德国也高估了。如果我们没有历史书的话，我们不能够作为人，因为我们没办法交待我们的历史。虽然我批评中国学者写的中国文学史，我还是老用它。因为中国文人肚子充满了知识，所以我需要它，要不然我没办法搞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