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翻手苍凉 覆手繁华

严歌苓

 

7月的香港书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会展中心总是人头攒动却又秩序井然。香港总人口不过700多万，就有100多万人次参观书展，用全城出动似乎一点不为过。有人笑谈，在香港这个不读书的地方，人们都凑着书展去读书了。

 

主办方与《明报》及《亚洲周刊》合作的“名作家讲座系列”一直是书展的重头戏，今年更是请了20位两岸三地的重量级作家开讲，包括中国内地的严歌苓、阎连科、金宇澄，台湾的上官鼎(刘兆玄)、陈雪以及香港的黄碧云、钟晓阳等。

 

因为电影《归来》在内地和香港的热映，严歌苓的原著小说《陆犯焉识》成为热门文学读物，她在书展上“从读书人到写书人”的讲座也受到极大追捧。敏感、勤奋以及传奇的人生经历都让人们对严歌苓充满了好奇与想象，而她的阅历、知识、经验、修养与人生态度，则感染了到场的上千名听众。

 

繁复的历史与细腻的细节在严歌苓的笔下水乳交融、纵横交错，真可谓“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从“文革”题材到赌徒生活再到校园畸恋，旅居海外的严歌苓却对中国人的当代生活信手拈来，故事讲述得精准且又极富表现力。

 

《陆犯焉识》&《归来》

 

《新民周刊》：从《天浴》、《少女小渔》到《金陵十三钗》、《归来》(《陆犯焉识》)，你的作品被一次次搬上大银幕。为什么李安、张艺谋、陈凯歌、姜文等大牌导演都对你的作品情有独钟?你是怎么构思《陆犯焉识》中的人物和故事的?

 

严歌苓：我觉得自己的作品并不都适合拍电影，比方说《扶桑》那么抽象写意，《陆犯焉识》在我看来也是不可能拍成电影的。但每个导演看我的作品，读到的东西都不一样，他们觉得非常有画面感，有质感，好像它已经在那儿了。自打李安导演买下《少女小渔》的版权以后，其他导演都赶着来买，好像觉得不买就没有了似的。最近还收到影视公司的信，问我还有没有剩下的、没有卖出去的版权，不管是什么。

 

我写《陆犯焉识》的时候就打算写一部完全不能拍成电影的小说。为了这部小说，我准备了20年。去祖父留学时呆过的花花世界华盛顿，去图书馆查阅当年上海文学界的派系之争，去大西北荒漠采访劳改干部、监狱医生，我跟很多人聊过那个时期的事情。

 

我的祖父，应该说是一个少年天才，16岁进大学，21岁去美国留学，读完博士回到中国，很年轻的时候就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他的论文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现在美国的网上还有卖这本论文。

 

祖母说，他这个人跟上海的文艺界和学界弄不好，因为他最讨厌拉帮结派，他不去跟人家拉帮结派，到最后就变成了哪一派都不要的一个人。最后他连续签他的教授合同都很困难。终于在他的继母和他孩子的生活现状压迫下，他决定请人家来吃饭，把自己独立自由的精神放下来，结果没有一个人来。我听我的奶奶说那天他就吐血了。在抗战发生的那一年，就是淞沪会战的时候他就自杀了，对我们家来说就是国难和家难同时发生。

 

《陆犯焉识》这个故事的前面全是按照我爷爷的经历来写的，后半部他在监狱里的经历，是按我们家另外一个老亲戚——一个在青海被流放了27年的老犯人的经历来写的。他误入糖厂，滚了一身糖靠吃身上的糖渣度过饥饿，靠呕吐的羊杂碎和高粱酒醉翻了虎视眈眈的野狼一家，在释放大会上遭遇天降鸟粪的奇幻经历，也全部都有真实的出处。如果不去做彻头彻尾的采访，我是很难得到这样的细节的。

 

我把这两个老人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心灵史、情感史、思想史、家族史。他的故事和经历折射了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折射了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境遇——他们所苦苦追求的独立、清高、自由，直到今天仍然显得难能可贵。

 

可就是拿到这么多真实的细节，我仍然有粮草不足、匆匆上路的感觉。经常感到写得极其痛苦，好多个夜晚，我都恨不得拿头撞墙。我拿着酒杯跟老公哭诉，《陆犯焉识》的故事滑出了我的控制，我快要失去写下去的信心。当我把这部书稿拿给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看的时候，他说你太牛了!结果，老谋子又很快买下了它的影视版权。

 

《新民周刊》：你觉得电影《归来》改编得怎么样?

 

严歌苓：张艺谋用小说最后30页的框架，通过这个小窗口，让观众去想象陆焉识经历了什么才和妻子重逢，在唤醒过程中让人们猜测忘掉的都是什么，用“不记得”讲到“记得”，这个角度很刁。张艺谋觉得最感动的就是老夫妻经历了大半辈子的蹉跎终于走到了一起，经历大量苦难之后面对生命的残局，冯婉瑜之前的美好善良，对爱情的忠贞，只剩下一个等待爱人归来的符号。

 

巩俐通过表演，强化重复所有的细节。巩俐在表现失忆后似曾相识的面部表情，能让人感受到她曾经是那么爱过，那么动人，所以我也跟着掉眼泪了。这个冯婉瑜是巩俐的冯婉瑜，不是我小说中的冯婉瑜，但是同样有说服力。

 

《新民周刊》：你已经出版了21部作品，不仅高产而且涉猎广泛。是什么驱使你每天都在奋笔疾书，每年都有详细的写作计划?

严歌苓：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是我当兵时看的《拜伦传》，当时读完非常感动，立志做任何事情都应把自己推向极致。我能够30年来每天坐在桌前写作，靠的就是坚强的意志，如果说舞蹈给了我身体上的坚强，那么《拜伦传》给我的就是内在的纪律、铁一般的意志。

 

在国外，出版社都有自己的节奏，不会催着作者交稿。但国内就催得比较急，现在被5个出版社追着，有点像被鞭子赶着往前走。从容选择题材，从容写作，是十分必要的创作状态。由于影视不断与文学写作发生联系，我的这种从容正在失去，我正准备捍卫自己文学写作的自由。

 

《妈阁是座城》&写作训练

 

《新民周刊》：《妈阁是座城》是你今年1月推出的长篇小说。据说现在销量已经超过15万，又是一本畅销书。很多人反映这部书不一口气读下来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你作为旅居国外的华人作家，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观察竟是如此敏锐?

 

严歌苓：我现在每两个月差不多就会回国一趟。可能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每次回到国内都感觉晕眩和无比新鲜，中国这二三十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太魔幻了，许多事情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这个时代也充满诱惑，写作的时候很多故事都是从脑海中蹦出来的。

 

有一次回国内，一帮很富有的朋友，跟我讲了一些赌场的故事。我觉得怎么血淋淋啊、怎么这么残酷啊，我听完之后就到了澳门，去找赌桌另一侧的一些人——那些为赌场工作的人，了解他们的情况。这就是我这两三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

 

《新民周刊》：为了写作《第九个寡妇》，你去河南采风，为了《小姨多鹤》又去了三趟日本采访，现在《妈阁是座城》你又跑去澳门体验赌博，你创作每一个角色之前，都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和采访，似乎是先做记者，再做作家。

 

严歌苓：卡夫卡的作品够魔幻吧，但他的细节足够真实。有了真实的细节，写作才会有质感、有触感。我在美国写作班训练的时候，老师就是让我们不断描述看到的东西。

 

为了创作这部涉及赌博题材的小说，我专门去澳门的赌场里体验生活。我拿自己的钱学赌博，没想到第一次居然赢了，虽然赢得不多，还不到一千元。不过，第二次去就全输了。我就想找到他们痴迷的、白热化的境界，然后也没找着，但我学会了赌博，至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懂赌博的。

 

我还跟赌徒、叠码仔、掮客聊，聊得基本充分了才下笔。在小说出版之前，我把小说给赌桌两边的人都看了，他们的评价是“写得真像”，我也就放心了。

 

《新民周刊》：一进赌场，那种逼人的气势，那种蛊惑人心的氛围，那种欲罢不能的贪婪，那种想赢怕输的思想，一下子像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在你的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完全的释放。这种写作的精准和表现力，到底是天赋还是后天训练习得的?

 

严歌苓：我美国的恩师认为写作是应该被训练的。像任何艺术专业一样，只会使你变得更好，因为你有了训练，会使你天才的潜力得到更好的挖掘。

 

《妈阁是座城市》是写赌徒的，其实找故事并不难，关键是听到故事后怎么反复去思考、反复去调查它，把细节找到。作家最好是要有一个同情的耳朵，这个同情就是要有共感，共同感受的一种心灵。

 

《老师好美》&女性独立

 

《新民周刊》：从《妈阁是座城》中的“赌场风云”，转变为《老师好美》中的校园“不伦之恋”，这个跨度着实不小。你怎么会对中学校园生活产生了兴趣?

 

严歌苓：在2008年的时候，导演姜文跟我提到说网上有个故事特别好，我回家一看，觉得确实让我很震惊，我没想到高中的校园里会出现这样的故事。高三学生为什么会和他的女班主任发生畸恋，我试图寻找出来一些不是很准确的答案，从那时候起，我进入很多高中校园去了解高三学生的生活。我发现他们基本不学什么新的课文，都是在做考题，非常地枯燥，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觉，这让我在国外生活了25年的人来看，觉得很残酷。

 

《新民周刊》：我看报道说你进入校园去体验他们的生活，这本书写得似乎也很艰难?

 

严歌苓：第一次去校园，我说自己是个作家，来采访高中学生。对方说，你不会是严歌苓吧?那完了，我的卧底计划就算落空了。没法做卧底，我就没法了解真正的校园生活，看到的都是排练过的课。

 

一直到后来找了一个很好的老朋友，他给我找到了北京一所中学，我跟这些小朋友建立了通讯联系。这才渐渐明白他们的感觉，了解他们的情感是什么样的，直到好像能够把握一点了，我才开始写作这本书。

 

《新民周刊》：这本新书讲述了一段令人唏嘘不已的禁忌之恋。三十六岁单身离异的女班主任，与两位花样少年跨越年龄鸿沟，他们那“不能说的”情感纠葛碰撞，擦出危险火花。你想通过这段悲剧性的畸恋告诉人们什么?

 

严歌苓：西方有一个心理学家说过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说恋爱和偷窃是能够缓压的，因为这两件事情都需要精神凝聚，从而转移了你对正在做的事情的压力。现在高中生的生活状态、学习状态太令人担忧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母亲们。书里的两个母亲，一个是拼命给钱，她爱的方式就是给很多很多的钱，另外一个母亲拼命给爱，孩子接受她爱的时候很瞧不起她，因为她是一个劳动妇女，很无知。这两种母亲都是我在生活当中碰到的。

 

《新民周刊》：你的作品中很多女性都是外柔内刚型的，都非常包容、忍耐，有人称之为“地母情结”。你怎么看待男女平等?

 

严歌苓：其实中国男女平等一直做得不错，但男女平等一直维持到男人们开始包二奶，女性蹬上了高跟鞋，想要背名牌包，又不平等了。因为你要把自己做成一个附庸品，我觉得这个很悲惨，所以我又开始感觉到要把我的强壮的女性形象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