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宇森:我的每一部电影都不属于我

吴宇森

 

小时候,我看《绿野仙踪》看入迷了,发现原来人生还这么美,歌舞片里面每一个人都很善良,每一件服装都很漂亮。

 

焦雄屏问吴宇森:“你最喜欢的三部电影,除了《阿拉伯的劳伦斯》、《独行杀手》,还有一部是?”吴宇森回答:“《秋水伊人》,一部60年代的法国电影。我身上的浪漫主义因子和唯美主义情结,深受这部电影的影响。”

 

创立“吴氏暴力美学”的导演吴宇森,童年时最爱看的,却是歌舞片。回顾往昔,谁能想到,当年只关注“阳刚”世界的男人,现在只想拍摄一部真正浪漫、真正凄美的女性的诗史般的电影。

 

对谈录

 

焦雄屏:回想一下:有一年我在多伦多,看你的电影《枪神》(又名《辣手神探》),看完之后,所有的观众忽然很大声地一直叫“吴、 吴、 吴”,一直拍手,那个时候你从侧面幕布后走出来,当时我很感动。

 

吴宇森:我的电影能够引起西方观众、媒体、影评人注意,就是从多伦多开始的。那时我的好朋友张家振,带着我的《喋血双雄》拷贝,去多伦多放映,结果观众看了好喜欢。他就一直放,放了好多我的电影。放映《枪神》的时候,观众们已经对我有认识了,所以看得非常兴奋。没有想到西方世界最喜欢的我的电影是《枪神》,大家本来以为会是《英雄本色》或者《喋血双雄》。

 

焦雄屏:电影学者大卫·鲍德威尔说你是最能适应好莱坞的中国导演,这个你同意么?

 

吴宇森:我同意。我觉得自己拍电影,无论在技巧上,还是表达理念、手法上,甚至在处理演员方面,都蛮西式的,或者说受西方影响很大。当年张彻导演知道我要去好莱坞,就勉励我说:要运用西方的技巧,融入东方精神来拍电影。西方观众对《喋血双雄》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他们看电影时,不需要听得懂中国话,光是看画面、看影像,都已经领会到每一个细节。

 

焦雄屏:你的早期电影,尤其是《英雄本色》等一系列的所谓英雄片,受西方当代动作片很大的影响。你采取西方人熟悉的电影语言拍电影,但是又让人家这么折服,你自己觉得原因是什么?

 

吴宇森:西方的电影技巧给了我很多灵感。比如我拍《喋血双雄》最后在教堂里的一场大决战:周润发中了一枪,镜头转到圣母像,那个圣母好像在看着他;另外李修贤中了一枪,转身时,镜头转到一个鸽子慢慢飞过一个蜡烛的场景。用两个不相干的东西,来连接出一段情绪、一段情感,这个灵感源自于《阿拉伯的劳伦斯》一个经典的蒙太奇镜头。

 

而我拍《英雄本色》,灵感源自于西部片,就想拍一场戏,就是周润发到一个酒家去复仇,面对15个人。他一个人进去,如果平常拍法,他拿着机关枪进去一扫就行。当时我觉得真正的英雄是不用机关枪的。我既希望表现出他是一个真正的好杀手,懂得给自己留退路;又想让他潇洒,不用机关枪,我希望他的枪声可以有一种音乐感。我和道具师傅商量,最终选中一把适合周润发手拿的M9式手枪。这枪可以连发16发,“啪啪啪啪”两枪连发就好像打鼓,有爵士音乐的感觉,又潇洒又有音乐感。

 

焦雄屏:昆汀·塔伦蒂诺的《落水狗》、罗伯特·罗德里格兹的《杀人三步曲》……好几部电影,他们都说有借鉴《英雄本色》,这是他们自己承认的。听说昆汀·塔伦蒂诺一看完《枪神》,还立马去买了一套风衣?

 

吴宇森:其实这是一个循环嘛,我们很多时候是在西方电影里学到东西,模仿、摸索形成自己风格,也许这种风格也对西方导演能有启发。其实我们都在一个电影大家庭,彼此影响。

 

焦雄屏:那么什么是你电影中的东方精神?

 

吴宇森:东方精神,就是我们所谓的侠义精神、家庭观念,再加上做人的厚道风骨吧。拍《变脸》时,我观察到美国家庭有很多严重的家庭问题,大部分美国人都蛮孤独的,所以我在这个戏中,融入了很多中国式的家庭观念。影片结尾,好人把坏人打死了,剩下一个坏人的小孩。我设计的情节是好人把坏人的孩子带回家,跟他自己的老婆、女儿见面。电影公司坚决反对这个结局,认为这不是美国观众能接受的结局。我说这个不属于文化问题,是人性,大家都会有这个同情心,希望好人收养这个小孩。通常这种戏拍摄完,都有试验场,邀请当地观众来看电影,通过调查观众感受,最终调整电影情节。那次试验场,观众都站在我这边,最后证明我对了。

 

焦雄屏:有些报道说拍摄《碟中谍2》,整个过程也很波折?

 

吴宇森:拍那个戏的时候,我和汤姆·克鲁斯、编剧三个人,好像自己在演间谍片。我和汤姆·克鲁斯住得很近,基本上编剧写完一场戏,先给他看,他看完叫助理拿给我看,助理站在我家门口,我要很快看完,看完以后,拿回给汤姆·克鲁斯,他马上烧毁掉剧本,我们两人就凭记忆来电话讨论一切细节意见。他再找编剧再改。当时没有人看过烧掉的剧本,就我们三个人。

 

焦雄屏:为什么那么保密呢?

 

吴宇森:一方面担心有人偷桥段,另一方面媒体认为我们几个人风格不同,会吵架,随时有狗仔队追着我们。其实,我后来和汤姆·克鲁斯相处不错。拍戏的时候,他喜欢经常带他的小孩来,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有一次,他出去演骑摩托车的惊险镜头,就把两个小孩放在我的腿上,让我照顾他们。我就抱着小朋友看监视器,说:“你看你爸爸是多辛苦、多精勇。不要哭、不要哭。”看着我感觉我是他们的公公,最后呢,我们变成好像一家人的感觉。

 

焦雄屏:我听说你小时候常常被人欺负,被打得很厉害,你就躲到戏院里去求安慰?

 

吴宇森:我家当时住在水沟边的贫民区,周围有很多黑社会、帮会的人,要挑选孩子加入他们。我父亲一直教育我不要轻易低头,后来,在我的电影里也有类似对白,比如说我不让人家用枪顶着我的头,这就是我父亲教育我的。所以,我不听那些人的话,也不懂,就经常被打得很惨,怕回家又挨骂,就会躲去教堂或者戏院。教堂的牧师很照顾我,就让我在那里静静地坐着,看着十字架;有时我也到电影院,偷偷地看电影。 那个时候就喜欢看歌舞片,看《绿野仙踪》看入迷了,发现原来人生还这么美,歌舞片里面每一个人都很善良,每一件服装都很漂亮。他们的生活只有爱和相互欣赏,那么快乐。我看了,也觉得很快乐,让我保持我继续下去的做人的信心。

 

焦雄屏:有一种对你的批评意见,认为你的电影讲的是理想,表现的是暴力。比如《喋血街头》,大家讨论的章节就是“2分42秒”,因为那一秒打到极点,暴力到极点。让人看了有所谓罪恶的愉悦感,大家看了血脉贲张,觉得很过瘾,暴力都变成你的标志了。这种暴力的快感,跟你所倡导的坚定的信仰、乐观的人生观之间,你怎么取得平衡?或者是人家批评你的时候,你自己觉得有没有被误读?

 

吴宇森:曾经有一个影迷问过我:一个英雄需要杀那么多人吗?他应该要有他的道德责任。通常我不怎么会回答这样的问题。比如,你刚才提出的疑问,对我本人来讲,我真的内心没有产生太多的冲突。我没有刻意地找一个时间去解释为什么我这样拍,因为我拍电影,有时就是拍一种情绪,这个情绪一过,我的心情也过了。我并不是不对我的电影负责任,而是我拍完一个电影,就觉得这个电影不属于我了,属于那个观看的人,他拥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