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亚诺获诺奖前曾接受采访：我的童年像侦探小说

2014年10月9日，当瑞典皇家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迪亚诺的消息一出，全世界的媒体都闻香而至。此时人们才惊呼：“写了三十余部作品，获得无数大奖的小说家，竟然只有那么少的媒体访谈?!”

 

这是真的,莫迪亚诺一向不善于在公众前露面，过着文艺界的“教士生活”。在他获奖后,法国《世界报》将其1970年的黑白访谈纪录片放到了网站上，彼时24岁，身高1.98米的俊俏才子已出版了两部小说——《星形广场》和《夜巡》，并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记者问：“你还这样年轻，你觉得一个作家到了什么样的年龄才算成熟?”

 

莫迪亚诺认真的回答直率到天真：“这首先是一个体重问题。我注意到绝大部分的伟大作家体型都比较庞大。当我再重二十公斤，大概就能成为大作家了!”

 

“你是个超有野心的人，要向命运复仇。”女记者继续说。“我也许是想挑战命运，但我不是个野心家。如果是的话，大抵会走政客或者军人的道路。我写作，是因为这是我唯一会做的事。我稍微掌握一点把句子们组合起来的技术。如果我会做别的事，那么我就会去做了。”

 

想要听到莫迪亚诺的“声音”，当然也并没有那么困难，就在上周，法国文化类杂志《电视全览》(Télérama)借其新作《为了你不至在街区迷路》的出版，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这也是诺奖宣布前，对莫迪亚诺最详细、最新的一次专访。在采访里，莫迪亚诺明确表示，相比较谈及他个人，他更愿意谈他的作品。

 

我的童年就像一部侦探小说

 

Q：您曾经表达过写侦探小说的愿望，这本新书就是一部侦探小说，或者说几乎是……

 

A：是的，我一直都有一种撰写侦探小说的欲望和怀旧情感。本质上，侦探小说的主题和萦绕我自己小说的主题很类似：失踪、身份问题、遗忘症、重返谜一般的过去。针对同一个人物或事件罗生门般的矛盾见证也符合我的理念。我对这种情结的偏好是有内在原因的。以回溯的方式看，我自己的童年就很像一部侦探小说。有些阶段，我周围充斥着谜一般的人物和事件。那些时刻，作为孩童我们不能提很多问题，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但是随着时间的流淌，我回溯往事，才想起来：“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Q：那您以前为什么没有写侦探小说?

 

A：侦探小说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现实主义，甚至说是自然主义。需要刻板却有效的叙述结构，就像把拼图做好要讲求方法。在每部侦探小说的末尾，总有一个结局，一个解释。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一种不确定的、片段的过去。事实上，我写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而是那些梦幻的，表达想象的。

 

Q：您还记得这部小说诞生的第一个灵感吗?

 

A：有一天，我找到一条大概十二、三岁时记下的笔记。里面记录着，我想写一本综合了彼得·切尼(Peter cheyney)的黑小说以及《大个儿莫奈》的东西。更小的时候，我住在还很有乡下味道的大巴黎郊区，那里有阿兰·傅尼埃小说里那种城堡废墟。我的父母都不在，我寄养的人家看起来很可疑，氛围很奇怪。这些情节我在《缓刑》里也叙述过。

 

精神分析和侦探小说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Q：反复地写作同样的主题，您会担心灵感枯竭吗?

 

A：总是写同样的主题和意象，我写作的时候毫无意识，是后来才觉察到的。有时我也会担心这种重复。福克纳说过：“写作，就是攫取梦”。这部新小说里的情节已经在《缓刑》里出现过，我本能地为它找到一个新的视角。这里没有“我”，而是第三人称叙述。并且情节是从21世纪初的时间来回溯半个世纪前的事件。人们可以说我总是写同样的主题，我童年的那些事，而记叙的角度是发展的。

 

Q：您的所有作品里，只有《家谱》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

 

A：是的，可以这样说。奇怪的是，这部书里我没有描述亲密的人和事。事实上，我写这部书是为了卸下强加在我生命里的东西：我的父母，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那些拘束我的人。我写这部书是因为我读了一本关于我的书，里面有无数的不确定性。于是我决定，为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写一本类似备忘录的书，真实而详细。十年后，我修改并出版了这本简洁而粗线条的《家谱》。有段时期，因为它的真实性和自传性，我很后悔出版了这本书。之后却出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这本书好似被我其余的作品吸收了一样。它们不可分割，《家谱》成了其余书的骨骼。

 

Q：您写作了差不多五十年。这些年有不同的美学潮流前赴后继，您似乎没有受到影响，是这样吗?

 

A：60年代，那个时代愿意写作的人对小说和纯文学的兴趣有限。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他们都转去学人文科学了。似乎他们需要导师，需要被灵智启迪，所以他们成了福柯或阿尔都塞的徒弟。我当时就想写小说，对理论没兴趣。那些大师对我而言，都是小说人物，我只对他们态度的细节和个性感兴趣，而不是他们的思想。我记得有一次，偶然遇到了雅克·拉康，我仔细观察了他的举止，他的声音，他说话的方式。好吧，这看起来的确很无聊。

 

Q：您对精神分析学从来不感兴趣吗?

 

A：精神分析和侦探小说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我们不愿，或者不能看见的某些东西被隐藏了，所以我们等待观看分析出的结论,这跟刑侦调查很像。我对一些精神科理念也很感兴趣，比如人们把痛苦的记忆自动更换成美好的记忆。然而这些对我而言，也只是小说家的好奇心，和心理治愈没有关系。尽管作家们也被精神分析者们研究，比如我的导师雷蒙·格诺。我认为，写作的人需要某种程度上的不透明，需要不全知、不全能。

 

作家不能当自己的读者

 

Q：写作是件愉悦的事吗?

 

A：写作中，我最喜欢的部分，是下笔前脑中的幻想。写作本身并不愉悦。需要把幻想在纸上用文字物化，换言之游离开这些梦幻。有时候，我很好奇其他作家是怎么做的，比如19世纪的福楼拜，写作，再写作，重新构造，精简大段文字以至于删至寥寥几笔。这听起来太恐怖了。我自己只会做大量却轻微的修改，好似一系列的微手术。作家和外科医生一样，要当机立断，对自己的文字表现冷血，删，减。有时候一页纸只需要拿掉两三个词，整体感觉就彻底改变。不过这些，都是作家的烹饪课，对别人来说相当无趣。

 

我最初的几部书里，没有章节，也没有气氛的平衡。之后我进行过反思。现在我认为写作不适合青年，除非是早熟的诗意天才，比如兰波。年轻人写作，是把自己放置在不受控的压力下。成熟的搬运工，知道怎样让身体调整到合适的弧度才不伤害骨骼。写作也是一样，要找到合适的弧度。我一开始做不到，过度紧张，常常无法集中精神。此外，思维转得比手快，也是一个大问题，许多东西来不及记下就忘记了，好像那些被砍了头，却仍狂奔的鸭子。

 

我用了很多年，才让自己放松下来，也让小说更舒展。写作仍然艰难，但经验让我掌握了让自己更轻松的技巧。

 

Q：您与您的读者关系如何?

 

A：有自己的读者是很感人的事。知道自己可以与人对话非常美好。每次出新书，都有这种有趣却令人不悦的现象：写完一本书，那本书就好像要跟你分手一样。作家不能当自己的读者。写完的书成为一件这样的物品，你虽知道所有细节，却看不见全貌，只有读者才能看见，这跟摄影一样。书籍不再属于作者，而是它的读者。

 

本版撰文/新京报特约记者 于晓悠(发自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