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曾访问以色列 称沙龙见到的首个中国人

作为新华社常驻中东地区的记者,我从去开罗赴任那一天起,就憧憬着到以色列去采访。以色列本来是个开放的国家,可是,在中国同它建立外交关系之前,我们却一直视之为不可涉足的禁区。

 

1989年3月,我抵达开罗刚一个多月,就接到新华社总社从北京发来的通知,要我做好访问以色列的准备工作。

 

4月13日,我收到由外交部外交信使带来的新华社总社函件,函件说:总部在纽约的美国犹太人社团关系理事会邀请你和钱文荣(新华社联合国分社社长)于5月初访问以色列,一切费用由该会负担。此事已报请中央批准,请即在以色列驻埃及使馆办理签证。4月19日我又收到总社的明码电报说:请你于5月10日从开罗直飞以色列。机票已由邀请单位订购,可在开罗的西奈航空公司提取。

 

记得在1988年年初,我的前任、新华社中东总分社社长穆广仁得到国内特许后曾到约旦河西岸采访,实际上也访问了以色列,但却没有受命同以色列官方接触。而钱文荣和我是首次以中国记者的身份正式应邀访问以色列。我们当时就猜想,出面邀请的是美国犹太人组织,而背后策划的可能是以色列外交部。他们想通过新华社记者的公开报道,增进中国民众对以色列的了解,同时他们也想通过内部报道,使中国决策层知道以色列政府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真实想法。

 

先期抵达以色列的钱文荣告诉我,新华社总社认为这次采访非同一般。对以色列这样一个极为特殊的、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在了解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外,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最为两国、甚至国际社会所关注。因此,了解以色列方面,特别是以色列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我们这次采访的主要任务。我们抵达耶路撒冷旅馆后发现,虽然由美国犹太人组织的代表陪同,但出面接待、宴请和安排日程的却都是以色列外交部高官。我们马上感觉到,双方对这次访问的真实意图,很可能是不谋而合。我清楚地知道,我来到的是一个陌生而神秘的国度,一个一直被我们视为禁地的国度,一个长期以来不准在外交场合或国际会议上与其人员接触的国度。

 

事情很快就得到证实。5月10日中午,作为主人出面宴请我们的,不是美国犹太人组织的代表,而是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鲁文·麦哈夫,中文名字叫麦宇仁。他曾任以色列驻香港总领事,秘密访华,探索“打开中国外交之门”。现在,他是外交部二号人物,直言要安排我们会见“政府的大人物”。

 

我们采访的第一个以色列领导人是现在的总统、时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西蒙·佩雷斯。走进他在特拉维夫的办公室,他一边同我们紧紧握手,一边风趣地说:“欢迎超级大国中国首次派人来我们这个小国访问,这是我第一次会见中国人。”落座后,他诚恳地表示,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之一。以色列建国之父戴维·本·古里安早就预见到中国的复兴。以色列是世界上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你们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不是你们的敌人。我们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之间没有任何理由保持敌对关系。最后,他直截了当地建议,非常希望两国尽早实现关系正常化,两国在正式建交之前可以在农业、科技、文化、旅游等方面先进行交流。

 

两天后,外交部长摩西·阿伦斯会见我们。他是总理伊扎克·沙米尔总理的亲信,他说:“两国关系近年有发展,但非常非常慢。如何加快步伐,完全取决于中国方面。如果中国说今天晚上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我们当即就会回答‘同意’,并马上签字,5分钟之内就建交。”

 

我们本来同以色列外交部约定,这次属“内部访问”,不作公开报道。但他们可能是出于“扩大影响”的考虑,当即就把“中国官方记者首次访问以色列”的消息发布出去,引来很多以色列记者前来采访。

 

我离开以色列抵达开罗后就向北京发回访问报告:以色列出于政治、外交和其他方面的需要,急于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建议从加强民间性交流开始。同时,向国内报告:我们访以之事已经公开化,阿拉伯国家反映平静。

 

1990年年底,海湾危机已历时三个多月,作为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以色列对海湾形势的看法和评估值得重视;以色列对中以两国关系的发展也需要进一步了解。征得国内批准后,我同总分社记者水均益于12月中旬到以色列采访,其间采访了沙龙。

 

为全面了解以色列对海湾危机的看法,我们提出采访持有三种不同政见的以色列领导人:已离开联合政府、以温和派著称的工党领袖佩雷斯,已由外交部长改任国防部长的阿伦斯,曾任国防部长、时任住房部长的著名鹰派将军阿里尔·沙龙。以色列外交部按照我们的要求,均作了周到的安排。但是,佩雷斯和阿伦斯的关注点均是两国建交问题,只有沙龙愿意谈中东的战事。

 

沙龙当时兼任移民住房公司董事长。我们是在特拉维夫的董事长办公室采访他的。办公室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他们坚持要检查我们的手提包,并要将照相机的快门按动一下。这是检查其中是否暗藏炸弹的通常做法。

 

检查完毕,我们走进办公室,只见一张浅咖啡色的办公桌前,坐着一位满头白发、红光满面的大汉。这位体重据说有120公斤、绰号叫“推土机”的“犹太之王”站起身来,满脸堆笑,客气地请我们落座。我们说明来意,先就中以两国建交听取他的意见。他说:“你们是我第一次会见的中国人。我希望两国尽快建交,也愿意前往中国观光。”

 

因为采访时间限定为45分钟,我们必须分秒必争,他作为军人最关注海湾危机问题。我们直言:“世人对阁下毁誉不一,但你终归是以色列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你是否就从这个角度谈谈对伊拉克和海湾危机的看法?”沙龙对伊拉克的军事实力了如指掌。他一口气向我们说出了伊拉克军事方面的一系列数字。他的结论是,伊拉克的军事力量属于世界最强大之列,且随时处于战备状态。对以色列、中东乃至全世界来说,海湾危机最危险的结局是伊拉克的战争机器完好无损。对中东国家来说,这场危机无论是政治解决还是军事解决,都将引发一场大地震,迫使各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

 

谈到阿以冲突,这位被称为“以色列最强硬的极右翼政客”说,中东问题的解决涉及阿拉伯世界民主化、停止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合理使用中东地区包括水源在内的自然资源、解决阿以双方的难民安置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相互关联,纠结在一起,短期内不会解决,而建立巴勒斯坦国根本行不通,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沙龙被有些以色列人称为“不懂政治的一介武夫”。但从他同我们的谈话看,他还是懂政治的,只不过他的政治是维护特定集团利益的特定政治。他的谈话明确地展示了他的军人作风:坦率果决,观点鲜明。对我们提出的每个问题,他都明确而详尽地回答。当他的秘书走进办公室时,我们的采访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超过预定的时间。临别时,沙龙邀请我们下次来访时到他在以色列南部的农场度周末,听他拉小提琴,看他夫人作画。

 

1991年10月,中东国际和平会议在马德里召开,阿以关系有所缓解。在此前后,苏联和一系列东欧国家同以色列恢复了中断20多年的外交关系。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中国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0月份,以色列外交部代表团访华。我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公开确认了此事。这是我方首次正式确认中以两国之间在北京有“官方接触”。以色列报纸称之为“两国关系中近几个月来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两国关系正常化只是时间问题了”。就在这个时候,新华社总社重提在耶路撒冷尽快建立分社问题,主管部门很快批准。征得总社同意,我同总分社副总编辑周则鑫于11月底抵达耶路撒冷。

 

经过几年的谈判,中以建交确实已提上日程。以色列外交部的朋友们非常高兴,特意安排我们采访政府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一到他的办公室,沙米尔首先询问xinhua(新华社)如何发音。这位一向以严肃和拘谨著称的老头儿,这时莞尔一笑,自我解嘲地说:“对贵国了解得太少了。这是我初次会见中国人。”随后,他明确表示:“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两个伟大的、历史悠久的民族,应该有正常的交往。我们希望两国尽快建立外交关系。”后来得知,其时两国政府已原则同意第二年年初正式建交。

 

1992年1月24日,中以两国在北京签署建交公报。这样,以色列从1948年建国,新中国从1949年建立,经过40多年艰苦曲折的历程,两国终于走到一起。

 

(作者高秋福,曾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和副社长,中国中东学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