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传统建筑的“大陆印记”

清代嘉庆元年(1796年),台湾淡水,工匠们正修建一座主祀妈祖的福佑宫。工程已近尾声,一旦落成,工匠散去,人们很难再得知建筑出自谁人之手。然而,一位来自福建惠安的石匠打破惯例,在前殿牌楼石垛的顶垛上悄悄留下落款。

 

1996年,台湾传统建筑研究专家李乾朗在淡水福佑宫实测时,发现了这个罕见的落款:“惠邑石匠陈柄檨”。这个有籍贯、姓名、职业的落款,成为追踪台湾工艺发展史的重要线索,也证实两岸传统建筑技艺不可分割的联系。

 

“古建筑表达了人的生存生活之道,牵动历史、社会、艺术与人的情感,涉及文化极庞杂。”李乾朗说。

 

如今,福佑宫依然立于淡水老街,紧临淡水河,远眺观音山。这座泉州风格的古建筑,格局为两殿(正殿、三川殿)两廊式,三川殿后设有一亭。大量繁复精彩的石雕、砖雕是整座庙宇的精华,两块“尺二砖”雕出当时人们期盼的生活目标,是福佑宫最具特色的砖雕。

 

根据李乾朗的研究,清朝时期,台湾各地新建宅第或寺庙,主人或倡建者会派人回闽粤故乡聘请良匠。因此,清朝留存至今的台湾传统建筑可见明显闽粤风格。

 

台湾著名建筑学家夏铸九告诉记者,台湾建筑深受大陆影响,清朝时建造民居或寺庙,除从大陆延请工匠,主要建材如石头、杉木、红砖、瓦片及漆料也多用船从闽南或粤东运来,当时这样的运输方式叫“压舱”,形成台湾建筑的移植现象。

 

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台北艋舺龙山寺印证了建筑学家的说法。这座中国古典三进四合院的宫殿式建筑,是台湾第一座出现轿顶式钟鼓楼与铜铸龙柱的庙宇。它是台北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最初的捐赠者以泉州移民为主,经多次改建,现貌仍出自清末民初泉州惠安名匠王益顺的设计。

 

艋舺龙山寺由前殿、正殿、后殿及左右护龙构成。前殿为11开间,分为三川殿、龙门厅、虎门厅。三川殿前有一对岛内仅见的铜铸蟠龙柱,正面墙堵由花岗石与青斗石组构而成,墙上故事多出自《三国演义》和《封神演义》。正殿屋顶采歇山重檐式,四面走马廊由42根柱子构成,殿内螺旋藻井全由斗拱相嵌筑构。后殿屋顶也为歇山重檐式。左右护龙配钟楼、鼓楼,轿顶式扁六角形屋顶造型独特。全寺屋顶脊带和飞檐由龙凤、麒麟等吉祥物造型装点,饰以剪黏和交趾陶,色彩瑰丽,堪称台湾剪黏艺术的精华。

 

夏铸九说,台湾众多庙宇都有明显的中华文化印记。“这些建筑,只看一眼,就很容易勾起两岸共同记忆”。

 

李乾朗介绍,清朝闽粤匠师来台,使台湾建筑承接了与唐宋一脉相承的建筑传统木结构技术,许多细节、手法与宋李明仲《营造法式》所载相同。规模较大的宅第与寺庙采用木梁柱,利用榫卯结合,特别是瓜筒、吊筒及斗拱技巧,有效强化木构造建筑。这些建筑因匠派不同呈现多元风格,泉州匠派梁架疏朗,以鹿港龙山寺、艋舺龙山寺为代表;漳州匠派栋架饱满,如台北保安宫;潮州匠派雕琢细致,可见于台南三山国王庙。

 

台湾传统民居源于大陆的风格更明显。清代以来,大量大陆先民来台,俗称“唐山过台湾”,尤以来自闽粤的族群为多。这些族群在台湾落地生根,修建宅院也延续了聘请大陆工匠的传统。

 

位于台湾新北的芦洲李家是一座三进三落四合院,兴建于清末。不忘本源的李氏先祖聘请山西名建筑师来台,按中原合院建筑模式,融合在地风情,修建了这座祖宅,当地人称之为“中原厝”。院门匾额上写着三个大字“陇西堂”,道出李氏家族的渊源。

 

据台湾文化学者林谷芳考证,过去移民到台湾的闽粤族群,建房总强调“起祖厝”,祖厝总须立“堂号”。林姓,一般叫“西河堂”;陈姓,叫“颍川堂”;郑姓,叫“荥阳堂”。堂号追溯的祖居地,往往都远在隋唐之前。

 

“‘家国天下’是中国文明发展的一个基点,家族或宗族成为生命认同的重要标记。”林谷芳说,对历史的追溯,在文化凝聚、家族发展乃至个人认同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些遍布于宝岛的传统建筑,深深烙上中国传统文化印记,也印证了两岸割舍不断的情缘。正如夏铸九所言:“两岸的文化共鸣是历史积淀而成,消除不掉!”(新华社台北11月16日电 记者齐湘辉、黄扬 参与采写:杨丁淼、陆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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