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直”与“学”

作者：沈章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孔子重视区分“公”与“私”，追求“直”与“学”的均衡。这些是修己安人的前提，也是解读《论语》的关键。抓住关键，可以避免误读与不必要的争论，也有利于把握《论语》的文化使命与时代价值。

 

　　“学即诵习”：

 

　　《论语》解读的误区 

 

   

 

图1

 

中国向来重视“学”，《论语》首章“学而”，《荀子》首篇《劝学》，《礼记》只有《学记》而无《教记》，皆可为证。“学”字甲骨文作“[图1]”，上半部分描述教师双手摆弄算筹的情形，下半部分是房屋的形状，后人又在房屋中添加了“子”，代表学生。从教的角度看，“學”是言传身教，动口又动手；从学的角度看，则是“仿效”。可是，最迟从东汉开始，以《白虎通》与《说文解字》为代表，人们释“学”为“觉悟”，不言“仿效”而强调其后果。直到朱熹出现，这个义项才被重新提及：“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

 

后人却不认可朱熹的说法。毛奇龄批评朱熹说“从来字学并无此训”，“学”是“道术之总名”；刘逢禄释“学”为“删定六经”；钱穆说“凡诵读练习皆是学”；只有李泽厚将其释为“学为人”，与朱熹相呼应。

 

诵习只是“学”的一部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还是身体力行最实在，手脑并用才会有切实感悟。孔子明确强调：“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这里的“好学”就是“慎言而敏行”，“仿效”包括其中。

 

仿效需要观察能力，学习者要能够“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具备这样的眼光，才能找到理想的仿效对象，实现“学无常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提倡向任何值得仿效的人学习，换言之，就是“毋友不如己者”。这句话经常遭到批判。事实上必须如此，否则，个人与社会都难以进步。

 

孔子重“学”，“十有五而志于学”，“学而不厌”，又曾自豪地宣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他经常被误解，也因此而失落过，但始终坚持“人不知而不愠”。一方面，“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者“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另一方面，“求仁得仁，又何怨”，“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别人怎么评价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见贤思齐”，发现自身的缺点并加以改正。

 

时时仿效与改正，是孔子之“学”的要义，也是解读《论语》的关键。他希望通过“学”而“克己复礼”，完善自我，重建已经崩坏的礼乐制度。后人将“学”片面理解为“诵习”，就无法把握《论语》的脉络，只能见到碎金而难睹全璧。

 

　　“直在其中”：

 

　　内在超越的基础

 

解读《论语》的第二个关键词是“直”。

 

《论语》中多次出现“直”，历代注家言人人殊。顾梦麟将其解作“当下本念”而非“第二念”，较切合文意。孔子说“人之生也直”，“直”即本能。有人问“以德报怨”好不好，他立即反问“何以报德”，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叶公说“直躬者”大义灭亲，他却称赞“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真在其中矣”。不主张用装模作样的仁爱对待自己怨恨的人，也不愿为公德而抛弃私德。逻辑非常清楚，私德优先，然后讲公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孔子不是后人刻意塑造出来的极端道德化与符号化的存在，而是务实的哲人。他的“直”就是《大学》中的“诚其意”。“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闻到恶臭掩鼻子，见到美色坦然观赏，不假装，不做作，勇于“自慊”也即自我满足。根据这个原则，他批评微生高，自家没有醋，就应该如实说，不能去外面借了之后再转借给来者。这是作伪，自欺欺人，败坏了风气。

 

不自欺者忠于内心，这是“诚”的第一义，属于私德。有此私德者“内不自以欺，外不以欺人”（刘宝楠《论语正义》），不大义灭亲，也不欺负别人。父亲要去偷羊，他就会面临道德困境。从私德方面看，要为父亲担心，怕其被捕而受羞辱；从公德方面看，无法忍受父亲去欺负别人。怎么办？孟子着眼于公德，主张“父子之间不责善”，否则“相互伤感情”（杨伯峻《孟子译注》）；孔子立足私德，主张“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如果委婉劝阻而不能见效，就只好听之任之，而不能埋怨。孔子的处理方式更有智慧。世间事不可能都尽如人意，无愧于心便好。这样，就会获得谅解与支持。所以，当鲁哀公问怎样让百姓佩服时，孔子建议“举直错诸枉”。

 

当然，“直”也要加以约束。忠于内心者必然被本初一念所牵引，若率性而为，容易引起纷争。不要说在社会上，即便在家里也难以“自慊”。约束的办法主要有守礼（“直而无礼则绞”）与好学（“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两种。“礼”是外在约束，难以持久，孔子更看重“学”，主张通过仿效而“克己复礼”，培养“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的“达者”。

 

仿效对象要多，首先是父兄。孔门强调孝与悌，主要是为了仿效。“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就是要看其能否持续仿效。其次是仿效师长，接受言传身教。最后，是朋友间相互借鉴。夫妻关系也被视作特殊的朋友关系，《诗经》首篇《关雎》就以审美的方式传递男女间相恋相守的原则和经验，约束“直”，推动人的社会化。

 

不仿效或学得不够，就会粗野（“质胜文则野”）；“务博记，尚文辞”，专注记诵，就会徒有虚名（“文胜质则史”）。只有实现“直”与“学”的均衡，才能“文质彬彬”，实现内在超越。

 

　　从法天到修己：

 

　　“直”与“学”的使命

 

内在超越不会毁弃天性，“学”在约束“直”的同时，也保护了它。“直”与“学”的均衡，让人坚毅而笃定。孔子就是如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出淤泥而不染；在匡地遇险，临危不惧，声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文王之“文”的主要特色是修己安人，与商人重天命截然不同。商纣王在位时，并不担心西伯的威胁，骄傲地声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周武王兵临城下，军士倒戈，他“衣其宝玉衣”自焚而亡（《史记》）。终其一生，迷信天命，以天子自居。这在周人看来，完全是“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他们更相信“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才是天命（《尚书》）。

 

周人擅长农耕，又重视德性，仁民爱物，日益强大。伐商成功后，他们扬弃了天命观，刻意颂扬祖先的功德，推行仁政，完成了殷周文化变革。不法天而敬祖，从“学”的角度看，就是转换了学习对象，以父祖辈为榜样。

 

孔子继承周人之志，又扩大仿效对象，明晰了目标。他尊重内心，追求自觉，强调“直”与“学”的均衡，大大深化了殷周变革的议题。从这个角度读《论语》，就不会将“学”释为“诵习”。记诵之学“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真正的学习应该“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从而“动心忍性”（《孟子》）。

 

无视身体和心灵，全神贯注于诵习，是古典学术衰落的标志。1919年，杜威在上海演讲时指出，古典教育偏于记诵，“不重思想力”，当下应该追求理性，重视“实验”和“归纳”。此说受到普遍欢迎。时至今日，对于外来学术和科技仍然是仿效有余而创新不足。揆诸《论语》，这是缺乏“直”与“自觉”的表现。

 

“直”的缺席由来已久。孔子之后，讲求道德太过，以至于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陈义过高，不能践行，就只有被道德劫持，虚伪做作。1895年，严复痛斥“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救亡决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们如今不再空谈心性，但也还没有实现“直”与“学”的均衡。

 

“直”尊重真情与本性，可以使“学”不至于沦落为记诵和仿效；“学”重在自觉或觉悟，可以舒展真情与本性，使人不至于陷入固执和迷狂。“直”与“学”紧密结合，转化与创新才不会是空谈。这是“直”与“学”的文化使命，也是孔子和《论语》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