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钟南山,医学界还有这些不能被遗忘的“大山”
编辑: 张旭 | 时间: 2020-05-18 10:12:16 | 来源: 解放日报 |
谁发现了儿茶素,推动了妇女疾病尖锐湿疣的治疗?谁为推动中国医学影像学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谁拒绝国外优越的工作环境毅然回国建设祖国医学事业?在中国漫长的医学发展历程中,涌现出许多救死扶伤的优秀医生和了不起的医学科研工作者,医学界院士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近日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推出的《医者仁心——中国医学界院士口述访谈》收录吴阶平、吴英恺、巴德年、程书钧等17位从事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口述访谈实录,涉及他们的童年记忆、求学经历、奋斗历程、医学成就、人生体悟等。这些医学界“大山”的事迹和心得,对医者仁心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从儿茶素到青蒿素的发现,从输精管绝育法到癌症确诊“金标准”,从手电筒加煤炉手术室到手捏皮球辅助呼吸机……《医者仁心》通过院士们的口述,还原中国医学界发展历程,揭开各项医学重大突破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大医”身上处处流露的爱国情怀、敬业精神。
这些取得卓越成就的医学界院士大多亲历多个重要历史时期,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对访谈者而言,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爱国情。
比如首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胸部及心血管外科奠基人吴英恺,作为美国一家大医院的首位华裔外科主任,当全面抗战开始,他抛弃“高官厚禄”毅然回国——冒险坐上装满弹药的船先到好望角,穿过纳粹深藏在大海里的潜艇防线,然后再一路跋涉到印度,乘坐军用机飞越“死亡航线”驼峰线到重庆。临行前,美国的院长竭力挽留:“你留下了就可以接我的班了,再说中美都是盟国。”吴英恺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更残酷,那里是我的国家。”
吴英恺院士 中国胸心外科开创人
第二批如周同惠、王世真、薛社普、梁植权、吴阶平等院士,都是20多岁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并从事待遇优渥的研究工作。1949年,他们集体向美国总统写信强烈要求回国。由于他们中不少人是从事核医学等前沿学科研究,一直拖到20世纪50年代才由周恩来斡旋,用朝鲜战争的美军战俘交换回到国内。第三批如吴旻、刘耕陶、巴德年、于德泉、朱晓东等院士,他们都曾在20世纪50年代后出国留学或长时间在国外从事研究工作。
这个群体的共同点是“鲑鱼返乡”式的决绝归国。鲑鱼嗅觉灵敏,能从800万升海水中分辨出家乡水的味道,一旦嗅到家乡水的味道,即刻逆流而上数千里洄游返乡。毅然回国的科学家们,心心念念的无外是报效国家,服务同胞。
“有些事逼得也能干成”
1972年,程书钧与夫人、大女儿在上海外滩留影
我曾经抢救过一个胃出血的病人,他的血色素可能不到4克。在当时的情况下,以我的水平救治他,是很困难的。那是个山区,在那个情况下,如果我不做,他也是要死,没有任何办法,所以当时咬咬牙,我给他做了胃部部分切除手术,把胃跟十二指肠接起来,这个病人就活了。术后过了半年多,他还骑着驴请我到他家吃一种叫锅盔的甘肃大饼。那是个回民地区,尽管生活很苦,但是群众对我们非常好。
我还抢救过一个消化道出血的病人,也是血色素很低。因为我临床经验很少,而且本来也不是搞外科的,我就以为他是胃出血,按照老样子打开,可是没找到出血点。后来发现是胆囊炎穿孔出血了。而不做手术,这个病人也要死,结果把胆囊切除后,也救活了。救活了这两个病人,印象非常深刻。我当时的水平,现在来看是很低的,但是我非常刻苦。我在兰州医学院外科学了不到半年,回到农村,把这两个手术做下来了。所以我想人要是在很艰苦的情况下,有些事逼得也能干成。
——程书钧(肿瘤病因学家)
“该挺的时候就得挺”
巴德年和博士毕业生合影
那一年,我头一天晚上做了阑尾炎手术,就在协和医院做的。第二天协和医大要开毕业典礼,负责毕业典礼的教务长当时宣布说,咱们校长昨天得急性阑尾炎刚做了手术,今天就不能参加毕业典礼了。确实也是这样的,依我的性格要不早就到了会场。我当时在病床上躺着,也没有西服,所以要去会场,我得先到办公室,那儿倒是早就预备了西服和领带。我就来到办公室,穿上西服,扎上领带,就去了毕业典礼的会场。
因为教务长当时已宣布巴院长因病不来了,可我在这个时候又突然出现了,我刚一进屋,全体学生都起立鼓掌。
在这次毕业典礼上讲话的时候,我还和以前一样站着。大家都说刚做完阑尾手术后直不起腰,事后我才发现,为什么直不起腰呢,弯腰不疼,直腰疼呀,但不是直不起来!就看你有没有那股劲儿,有什么直不起来的?就是要挺住疼呗,六尺汉子,挺不住这点疼?
我和平常一样挺胸讲话,大家听完以后,觉得我不像得了阑尾炎,底气还挺足啊。可等我从主席台上走下来的时候,连衬衫都湿透了。人就是这样,该忍的时候就得忍,该挺的时候就得挺!我认为作为大学校长,不参加学生的毕业典礼,那算什么呢?这是你给学生上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你凭什么缺席?
——巴德年(免疫学专家,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原校长)
“溥仪很喜欢做一个普通公民”
孙燕院士
有一天,在我们老院(当时称日坛医院),吴院长进到机房帮溥仪定位。照射的时间一般很短,完了以后就坐在外边跟他聊天。那天,他很高兴地说他要上王府井逛街。他说:“你看现在我做一个普通人多好,非常自由,爱上哪去就上哪去,但我不幸生在这么一个家庭里头,前半生几乎都是在别人的监视下生活。我是个非常软弱的人,连个苍蝇、蚊子都不敢打死。”他开玩笑地说:“当年我结婚入洞房的时候,就有四个老太太在那看着,我也没那个本事,我就跑了。”后来我和我们老院长谈了:“您看看一般老百姓都羡慕当皇帝,可是皇帝又羡慕咱们。这正是钱钟书的‘围城’思想,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去。”
后来,意大利导演要拍一部叫《末代皇帝》的电影,那个摄制组曾访问过我们老院长,我也跟着参加了。访问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们这个故事,它代表了溥仪晚年的一些真实思想。实际上,当时他们也提到溥仪特别喜欢自由。溥仪的确是觉得他的晚年生活很好,很喜欢做一个普通公民。
——孙燕(实体瘤内科肿瘤学开拓者)
“留下来就给你升职、加薪,美国国籍”
王世真院士
学校管外事的官员对我说,你若是在这留下来,我就给你升职、加薪,让你有美国国籍。他认为美国国籍是给你的恩惠,这是美国人自己的想法,因为好多人想入美籍都入不了。另外,当地警察局又给我们一个准备逮捕我爱人的通知。因为她来到美国时是研究助理,可这个时候她已经在一个医院里工作了,属于“非法就业”。通知中又称:假定她不离开美国,可以缓期执行20年。为了不让他们抓人,我找了好多教授和同事,还找过当时管理留学人员的人。我为我们自己辩护,说既然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你不让我去中国也行,应该让我去世界上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行吧?我去加拿大、去英国,走到哪里我都可以找到认识的人,也可以去一些有中国使馆的国家。
我一方面跟他们争,另外也想了一些办法,找在协和医学院干过的美国教授来证明,说中国人很讲孝道,中国人要养父母——这是美国人不能理解的。现在不许我寄钱回家,但母亲还得我们养她呀。如此争取的结果是,过了一年多还是放我们走了。
——王世真(中国核医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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