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后人追忆钱三强：他是我父母学生中地位最特殊的一个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全世界从此记住了一个名字：钱三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新华社发

 

55年后的今天，因为一封信，多年深居简出的居里夫人外孙女、92岁高龄的法国核物理学家埃莱娜·郎之万-约里奥女士在位于法国安东尼市的家中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

 

这封信的笔者，正是钱三强，收件人为郎之万-约里奥的父母。究竟是一段怎样的缘分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我和我的弟弟永远记得，一个微笑的年轻人，周日走进我家，拜访我的父母。”郎之万-约里奥说。时间仿佛回到了80年前那个充满阳光的清晨，钱三强站在她面前，微笑着。

 

2019年9月，法国核物理学家埃莱娜·郎之万-约里奥在家中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在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历史上，曾有1对“夫妻档”同时获奖。波兰裔法国人玛里·居里和丈夫皮埃尔·居里1903年同获物理学奖。有意思的是，1935年，居里夫妇的女儿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和丈夫弗雷德里奥·约里奥一起成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居里家族由此成为迄今唯一一个连续两代夫妻都获得诺贝尔奖的家族。

 

郎之万-约里奥与记者见面的院落，恰巧是她父母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和弗雷德里奥·约里奥曾经的寓所。

 

1937年，钱三强通过公费留学考试，以报国之志远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及其丈夫弗雷德里克 ·约里奥-居里。

 

1940年，钱三强取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向世界科学界推荐。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女科学家何泽慧（左）和她的丈夫、科学家钱三强在一起研究有关学术问题（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钱（三强）是我父母的学生中地位最特殊的一个，他是一位朋友。”郎之万-约里奥说。

 

“他是一个常挂微笑的年轻人，经常周日来我家拜访。他对我们这些孩子很亲切，我们在家里搭起了一个乒乓球台，他乒乓球技术非常棒，我的弟弟从他那里学习很多了乒乓球的技术。但必须得说，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天赋。”郎之万-约里奥微笑着陷入回忆。

 

她翻开一本珍藏的家庭相册，里面有很多张钱三强和她们全家的合影，还有钱三强去看望在阿尔卑斯山疗养的伊雷娜·约里奥-居里时为其拍摄的照片。

 

2019年9月，法国核物理学家埃莱娜·郎之万-约里奥在家中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 我已经记不清钱三强与我父母谈话的细节，但当时正处于二战期间，他们的交流无疑是关于最新的科研，或是关于战争的局势。当时，我的父亲在领导实验室的同时，还参加反对德国占领的秘密抵抗运动。他冒着如此大的危险，只有像钱三强这样的可靠的朋友才能到我家来。”她说。

 

1948年，钱三强选择回到祖国，并参与中国科学院及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的组建工作。他不仅聚集和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也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做出了突出贡献。

 

埃莱娜·郎之万-约里奥向记者展示珍藏的家庭相册，里面有钱三强和其父母及全家的合影。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他的回国对我父母而言）是一个遗憾，但对他而言是一种巨大的热情。我们知道，他是投身到中国的原子物理甚至是核物理的研究中去。因为钱（三强）在和我父母长达数年的交流中不断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坚信对一个国家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是发展基础科学的研究，广泛的基础研究才能支撑起一个国家科学整体的快速发展，以及具体计划的发展。今天来看，这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郎之万-约里奥坚定地说。

 

随后，郎之万-约里奥缓缓打开那封钱三强1949年写给她父母的信，仔细看了很久，然后轻声朗读：“我知道人民的胜利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能获得彻底的胜利，每个人都应当做出自己的贡献，全国有很多爱国同胞为此做出了牺牲，如果我能够用一生的某个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也是‘为胜利而牺牲’。”

 

2019年9月，法国核物理学家埃莱娜·郎之万-约里奥在家中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她回忆道：“八年后，我的父亲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参加在中国举行的活动，他委托我和我丈夫代替他参加。我最后一次见到钱三强是1957年1月，他带我们参观了物理研究所，还参观了当时正在建造的（中国）第一个反应堆……我们三人在卢沟桥上进行了长谈，畅谈了国际局势、中国和法国的未来。”

 

2013年，郎之万-约里奥女士还专程前往北京参加纪念钱三强百年诞辰的活动。对那个微笑的年轻人，郎之万-约里奥这样评价道：

 

“钱三强从1937年到1948年在法国生活了11年，关于他的记忆永远不会从我们家人的心中抹去。他是我父母最亲近的一位学生，也是他们的一位朋友。他和我的父母一样，有着对科学的热爱、对如何发挥基础研究重要作用的构想，他们都希望将科学知识用于造福人类。”（记者 唐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