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法案,一通电话和一本书,三任美国总统的选择

(人民网据中国之声)上世纪30年,美国总统胡佛通过的一部法案将世界经济带入了大萧条;70年代,卡特总统做出与中国建交的选择,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今天的美国执政者,为何屡屡挑起贸易争端,对他国施以大棒?

 

在今天(13日)举行的清华大学中美经贸关系学术研讨会上,李稻葵、阮宗泽、吴晓求、白重恩等专家对中美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了一番有益的探讨。

 

一部法案,一通电话和一本书,三任美国总统的选择

 

今天上午,清华大学举办中美经贸专题研讨会,聚焦中美经贸摩擦等热点问题。(央广网记者 王晶 摄)

 

李稻葵:美国对中美经贸开刀,后果或远超《斯穆特-霍利法案》

 

1930年6月,胡佛总统执政时期的美国通过《斯穆特-霍利法案》,该法案将2000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当年在美国,有1028名经济学家签署请愿书抵制法案,法案通过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措施,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骤降50%以上,并在三年间引发了全球的经济大萧条,这项法案也被称为 “20世纪美国最愚蠢的法案”。

 

一部法案,一通电话和一本书,三任美国总统的选择

 

1930年,美国通过《斯穆特-霍利法案》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说,今天美国对中美经贸关系开刀,后果可能远超当年的《斯穆特-霍利法案》。

 

李稻葵:今天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是全球经贸关系中最关键的一环,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美贸易关系开刀,就是对全球生产价值链开刀,是对全球化开刀。它引发的后果,很可能远远超过当年的《斯穆特-霍利法案》。这个基本的历史,美国人忘记了。

 

白重恩:高消费、低储蓄,造成了美国今天的“断层”

 

2016年11月,在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成功的第二天,一本名叫《乡下人的悲歌》的书籍突然冲上美国亚马逊销售总榜第一名,这是一个从美国“铁锈地带”的贫困家庭走出,最终成为耶鲁法学院毕业生的年轻人写下的自传。从书中,人们看到曾经辉煌的工业州今天的衰败,以及底层白人对美国精英的强烈不满。

 

一部法案,一通电话和一本书,三任美国总统的选择

 

2016年,J.D.万斯的书《乡下人的悲歌》出版

 

李稻葵认为,当前美国经济社会确实出现了“地震一样”的断层。那么,断层是如何形成的呢?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解释说,高消费、低储蓄,造成了美国今天的“断层”:

 

白重恩:不储蓄,又要投资,资源从哪里来?只能从其他国家来。过度消费,就是要靠其他国家帮你生产。本国生产能力不能满足本国消费和投资需求,必须从其他国家购买商品。在这种经济结构中,有这么大的贸易逆差是必然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要维持是不可能的,为什么美国可以持续?因为美元的特殊地位。全世界对美元有需求,就会把钱愿意借给美国人,美国才可以长期维持逆差。所以怪不到中国头上,总体上看美国是受益的。但美国没有把在贸易中受损比较多的人进行补助,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均和“断层”的存在。

 

阮宗泽:中国的发展是答案,而不是问题

 

2019年初,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致信现任总统特朗普,解释当年卡特政府是如何尝试解决与日本经济摩擦的,此后他接到了特朗普打来的电话。在几天前美国佐治亚州圣经学院的活动中,卡特向外界透露,特朗普对他说“中国在许多方面远远超过美国,不仅是经济,在其他重要方面也是如此”。

 

卡特在任期间,选择与中国合作,实现了中美40年的互利共赢。作为中美建交的缔造者,这位94岁的美国前总统在电话中对他的后任说,在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一直处于战争中,花费了大约3万亿美元,而中国从未向任何国家发动战争,他们把钱花在了基础设施和教育等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上。

 

一部法案,一通电话和一本书,三任美国总统的选择

 

美国前总统卡特

 

谈及两位美国总统之间的这段对话,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说,中国遇到问题的做法是主动反思和推进改革开放,而美国是把自己的责任“外包”,指责中国。事实上,中国是答案,而不是问题。

 

阮宗泽: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场危机?我的解读是,美国缺乏自己反思的习惯,一旦自己遇到问题,总认为是别人造成的。究竟怎么认识中国?中国的发展是答案,而不是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人是孤岛,就是发达经济体也需要更大的市场,如果发展中国家发展不起来,也会阻碍世界经济的增长。

 

吴晓求:贸易战只是战略遏制的起点

 

面对危机,三任美国总统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或许也将世界经济带向了不同的方向。李稻葵说,当前中国有责任维护全球贸易自由化,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就是维护世界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认为,中美贸易争端的本质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贸易战只是战略遏制的起点,应高度预估风险,重在保护企业活力:

 

吴晓求: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从战略上去思考我们的策略,高度预估未来风险和趋势。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企业,给企业充分的预期和积极性,尊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此同时,建立丰富多样化的政策工具箱,应对各种不测。(央广记者: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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