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向何处去？

（央视网据人民论坛网消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这无疑是对当今时代形势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

 

那么，应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表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又该如何应对？今天思响哥推荐阅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滨刊发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的最新文章。

 

一分钟干货速览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物质基础：

 

在国际分工中，中国的地位正在上升，初步进入国际分工引领者行列，而传统的大国作用正在相对下降。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30%左右，超过第一大经济体美国。

 

在可能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一代通信技术设备（5G）上，中国的企业已经在世界上获得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怎样的变局？

 

过去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正在衰落，主导这一秩序的西方大国也处于相对衰落之中，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从过去在世界舞台的边缘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近年来一个个“黑天鹅”事件让人惊讶不已，如欧洲的难民危机、美国在世界“毁约”“退群”、搞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

 

2008年之后，美国在改造异质政治上变得“低调”。

 

俄罗斯介入中东，直接出兵帮助叙利亚政权稳定局面，导致西方推翻叙政权的企图落空，这是过去冷战结束后不曾有的强硬行动。

 

中国在战略上积极作为：一是积极应对西方对中国周边的战略围堵；二是积极塑造新机制。

 

必须清醒认识到，在这种变局中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属性没有变，仍然是资本主义主导性质。

 

这种大变局只是一种温和的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与秩序的再调整，不是一种根本的世界秩序变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世界向何处去？

 

当下，各种势力都在为世界秩序的再调整积极努力，以期使未来的世界秩序调整有利于自己。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意味着世界自然走向公平、繁荣和进步，它的最终走向取决于各种势力的力量对比，取决于各种势力的主观努力。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理应发挥应有的作用。

 

具体内容，请看全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向何处去

 

李滨

 

如何认识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命题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必须正确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二是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的变化，三是正确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蕴含的机遇与风险。在世界处于变化的“十字路口”时，不正确领悟这三个问题，既会导致消极保守，坐失机遇；也会导致盲目乐观，甚至会造成功亏一篑。中外历史的许多重大变革时期都印证着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是什么，这既涉及本体论的问题，更涉及认识论的问题。国际社会的本体既不是单纯的经济，也不是单纯的政治，而应当是世界政治经济，是一个以经济为基础、政治为上层结构的本体。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角度来认识当今世界的变化，就需要从经济基础的变化中来发现变化的根源。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在国际层面，国际生产分工是世界政治的经济基础，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其相应的交换方式的变化是决定世界变化的最根本的基础。

 

理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什么样的，这涉及如何认识不同的事物变化速率的问题。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提出世界分为不同层次，它们的变化存在着不同的速率：第一是“事件世界（world of events）”，它是由与人们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事件所构成的，由此产生的“事件时间”（event time）变化速率每天都处于变化之中；第二是“转折世界（world of conjunctures）”，它是由一些社会转折所构成的，“转折时间”（conjunctural time）需要经历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时间，这一时间体现的是“一种温和节奏的历史，一种力量分化组合的历史”；第三是“结构世界（world of structures）”，结构世界的变化需要几个世纪时间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这三种世界变化速率体现的是世界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历史发展。日常的变化最终导致社会趋势的转折，趋势的转折最终导致社会模式与结构的最终转型与替代。按照这种世界变化的不同时段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是一种中观的变化，一种世界趋势的变化，即现存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它可能是力量分化组织的开始，但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更不是世界共产主义的即将降临。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向何处去，不能以一种机械的、目的论式的方式来臆测，以为世界变化会自然地向着某个特定的方向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正处于转折的十字路口，但并不是意味着世界就必然地向着某个方向发展。虽然目前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面临种种矛盾与危机，但未来的发展仍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因为各种势力都会为未来世界的发展而努力，使世界秩序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因此，转折意味着充满各种风险与挑战。“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只有不畏困难、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为世界创造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正确认识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要摆脱机械论的束缚，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只有在这三个方面正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度观，才能客观地认识到世界的确处于真实的变化可能之中，才能清醒地认识到人类迈向文明进步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才能勇敢地担负起历史的责任，在世界风云变化中，不囿于一时一事的纠缠，不困惑于暂时的挫折与纷扰，不为“事件世界”中的“浮云”“遮望眼”，基于自身的能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作为，不抱残守缺、消极适应。同时，冷静清醒，不盲目浮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物质基础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都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类生产活动的本源性目的在于满足人的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的生存的最根本需求就是“吃喝住穿”，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的需求，人就必须进行生产，发展生产力。但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已经越来越不是单个人的生产，而是组织起来的社会化生产，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权力关系。因此，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谁在生产分工中处于支配地位，谁就在利益与权力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形态和秩序。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种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原则以及相应阶级分析不仅适用于国内社会，也适用于国际社会，只不过这种国际社会中的阶级单位变成了国家而已。

 

马克思曾说，“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条件下，同样的情况（民族内部的分工）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国际分工体系是人类的社会分工生产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体现。围绕国际分工，各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国际生产关系。谁主导国际/全球分工体系，谁就能从国际生产过程（当今的跨国价值链）中获得更大的分配利益，就可能在国际权力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影响国际上层建筑（国际制度或全球治理）。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其发展阶段的最重要的体现。马克思在他的那个时代曾经提到当时国际分工形成的国际政治结果：“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正是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上，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主宰着世界政治经济，塑造着一种全球性依附性生产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在历史上先以殖民体系为特征，后以金融控制形式呈现，而现在更多地依靠技术的控制形式。

 

从这个角度观察近年来国际分工的变化、贸易交换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潜在的物质基础。对外投资是一个国家是否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引领位置的重要参考指标。过去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由于对外投资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引领国。但是自2009年开始，中国逐步进入了世界对外投资大国的行列（进入世界前五），近几年来一直处于前三。如果没有近两三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投资的限制，中国的排位可能还要前进（有关数据见图1）；而且从对外投资趋势来看（预测渐近线），中国也处于上升趋势，其上升趋势线的陡度超越了世界投资大国——美国与日本。这标志着，中国正在从长期以来的国际分工接受国行列，逐步进入国际分工引领国行列。这是近百年来没有的现象。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引领作用还可以从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及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来印证。

 

图1 2004～2017年世界前六位投资大国对外投资（年流量）统计

 

 

以2005年作为统计起点，中国的对外出口（商品与服务）稳步上升，从2012起，除2016年外，一直居世界首位（见图2）。同时，中国的进口（商品与服务）从2010年起一直处于世界的第二位（见图3）。而且，在进出口的变化趋势上，（从变化渐进线看）中国是世界前三位贸易大国中上升最大的。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30%，超过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另外，在可能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一代通信技术设备上（5G），中国的企业已经在世界上获得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虽然西方企业特别是美国的企业，还能提供最先进的5G组件技术，但在整体上中国公司已经处于领先状态。2017年4月，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CTIA）公布了一份《全球5G竞争》的报告，指出美国在5G整体准备方面不仅落后于中国，还落后于韩国，仅排名第三。目前四家主导市场的、满足5G技术核心网络技术制造商（爱立信、诺基亚、华为、中兴）没有一家来自美国。未来核心网络设备商将会在欧洲的安全合作伙伴和中国之中作出选择。

 

图2 2005～2017年世界前六位出口大国（商品与服务）统计

 

 

图3 2005～2017年世界前六位进口大国（商品与服务）统计

 

 

一个国家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从根本上来说仍然要用它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来衡量，其他指标如GDP（包括人均GDP）以及PPP（购买力平价）都不足以体现。在GDP指标中，服务业是一个重要构成，但服务业中存在着一些虚拟成分，不足以反映国家的实力，如美国律师业收费很高，这使得服务业GDP收入在总GDP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不能体现国家财富实力的真正状况。另外，汇率的变化也是影响国家间经济总量按GDP比较的因素，汇率的下降可能导致一国与另一国的经济实力比较失真。人均GDP也不能正确反映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如一些中东产油国其人均GDP远远高于世界最发达国家，但没有人认为它们是世界现代化强国。以PPP来衡量也存在着问题。如果单位本国货币购买的商品与服务较多，但质量低劣，同样也不能体现该的经济实力。所以，一个国家只有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高端，引领国际分工，才能在国际生产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才能真正算是一个现代化强国。因此，从上述的对外投资、进出口以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指标来看，中国在世界中的作用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在从世界经济的边缘走向中心，中国人民有理由自豪与骄傲。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根本的物质基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怎样的变局

 

世界在变化，而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一种怎样的变化，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在的内容。它的变化属于“事件时间”的变化，还是“转折时间”的变化，或者“长时段”结构的变化？应当说，当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转折的变化。

 

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之后世界的变化，都是危机前所不曾预料的，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大国出现的一些变化，更是反传统的。有时一个个“黑天鹅”事件让人惊讶不已，甚至目瞪口呆。英国脱欧公投前，其领导人以为这只是西式民主的形式，结果公投的结果出乎预料；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作为一个笑料、不曾被世界看好的特朗普却逆袭成功，结果不但让世界措手不及，甚至连特朗普本人都一时手足无措。特朗普上台之后的政策与过去的正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优先”使美国从战后国际体制的领导者变成了破坏者，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的间隙大幅增大。

 

在2008年以前，西方国家更迭发展中国家的异质体制基本上没有悬念，被西方“妖魔化”的异质政权无一例外地被推翻，而且主导这种变更的国际力量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但2008年之后，这一状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2011年更迭利比亚卡扎菲政权是唯一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已经与以往有所不同。以往作为国际干预主力的美国反而退居其次，扮演一种辅助的角色，充当先锋的是法国；而且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致国会领导人的信中称，美军对利比亚采取的军事行动在定性、持续时间和规模上均有“限度”，并希望北约主导军事制裁利比亚。在另一场变更异质中东政权——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行动中，西方力图变更的政权至今仍然存在，而且还站稳了脚跟。2008年之后，美国在改造异质政治上变得“低调”，这与其深陷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泥潭有关；也与其逐步从经济危机中复苏，无力进行另一场战争有关。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发出了从中东撤军的信号，只是因国内一些势力担心迅速撤军带来的后遗症太大而迟迟没有全身而退。2008年后，世界甚至出现反西方的“颜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的“再颜色革命”标志着西方在中亚“颜色革命”的一次重大挫折，是冷战结束后中亚出现的首次反西方再“颜色革命”，这也是过去不曾发生过的。

 

世界出现转折，还从一些非西方大国的积极作为中体现出来。2008年夏，俄罗斯军事打击格鲁吉亚，支持格鲁吉亚内部寻求分裂的南奥塞梯地区；2014年，俄罗斯打击乌克兰，导致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重新加入俄罗斯，支持乌东部的分离地区武装对抗基辅政权。这两个国家是原苏联境内除波罗的海三沿岸国外，希望投身北约最积极的国家。这两次行动是俄对原苏联的积极亲近西方的加盟共和国，以及北约不断东扩的严重警告。这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不曾有的强硬行动。2015年，俄罗斯介入中东，直接出兵帮助叙利亚政权稳定局面，导致西方推翻叙政权的企图落空，这也是过去冷战结束后不曾有的强硬行动。

 

除了俄罗斯，中国战略上的积极作为也是过去所不曾有的，只是中国不以军事行为为特色。它的表现是：一是积极应对西方对中国周边的战略围堵；二是积极塑造新机制，修正过去完全在西方既有机制中行事的做法，从“亚投行”到“一带一路”倡议都体现出这一特点。美国自2012年正式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以来，就开始视中国为其潜在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把战略重点逐步转向亚洲。除了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联盟外，还伙同日本一起，不断地挑动与激化一些国家与中国在领海问题上的纷争，企图从战略上制衡它们所担心的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但这一切在2016年之后逐步被中国化解了。在2008年后，中国最重要的外交作为就是开始跳出原来西方的经济框架，塑造带有自己特点的政治经济机制，这一切正在为新的国际分工作重要的铺垫。

 

2008年以后类似的反传统的事件也可以列举很多，如欧洲的难民危机、美国在世界“毁约”“退群”、搞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事件可以确定的一个事实是：新自由主义秩序处于衰落退潮之中，世界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动能不足，以及西方国家的实力下降；而非西方大国如中国的实力上升，西方实力下降造成无法有效约束非西方国家，西方对俄罗斯的无奈更多地体现在这一方面。因此，2008年以后世界正在经历一个转折变化。这个转折就是：过去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正在衰落，主导这一秩序的西方大国也处于相对衰落之中，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从过去在世界舞台的边缘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这对中国来说确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新自由主义秩序危机赐予的，也是中国自己奋力争取的。

 

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在这种变局中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属性没有变，仍然是资本主义主导性质。因为从上述数据来看，资本主义大国仍然主导国际分工，共同影响世界经济。中国一国并不能改变这种态势。因此，世界的变化仍然属于“一种温和节奏的历史，一种力量分化组合的历史”。这种变化是一个东方大国带着一种不完全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正统所认同的“特色”制度，开始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大国占主导的力量对比，尽管它们仍然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变化只是使一个过去几十年被视为能为世界带来自由、安全、繁荣的秩序处于危机之中，一定程度上呈现着秩序的调整过程。它不似法国大革命涤荡欧洲专制政体，推进欧洲走向共和的大变革；它亦不似俄国“十月革命”把起义带往世界，用“苏维埃”的“无产阶级专政”替代资产阶级政体的大革命。在这种变局下，世界体系主导的制度范式仍然是过去的：经济上是私有的、市场化的，政治上是西方民主式的。没有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那样用一种替代性制度范式重塑世界体制范式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大变局更不是世界共产主义秩序的创始元年（有人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特征——结合在一起）。替代性秩序的到来是一种“长时段”的变化，是经过人们无法计算的长时段才能实现的。所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东方的一个非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崛起，正在成为世界强国。新自由主义秩序危机使这个东方大国有了前所未有参与全球治理的机遇，可以在国际舞台的中心发挥百年来未曾有过的作用。但它的崛起和影响还未达到改变世界结构和属性的程度，从这个角度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种温和节奏的历史，一种力量分化组合的历史”。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世界向何处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是，旧的秩序呈现一定危机，一种新的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但这种力量并不足以使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属性转型。因此，在这种状态下，新旧力量都会努力对世界秩序进行调整，力求使之更符合自己的要求。

 

历史上出现的世界秩序发生一定危机与实力对比发生一定变化，并不都导致世界朝稳定、公正和进步的方向发展。百年之前，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空前的大危机，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秩序处于崩溃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并没有使世界革命顺利发展下去。各种势力都在为创立自己的新秩序而竞争。源起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开始在世界滥觞，英美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改良，苏联从向世界传播革命火种转向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种世界秩序竞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而告终。之后，世界分裂成两大集团——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前者以“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秩序为特征，后者以苏联“中央计划”为特征，但前者在世界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战后资本主义秩序较自由放任秩序在社会公平上有了一些进步，国家干预和国际协调的功能保证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苏联体制虽然在战后赢得了长足发展，力量得到壮大，但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大背景下，由于没有及时有效地革旧鼎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危机，进入了低潮。百年的经验及之后的教训给人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历史的发展不是线形的，危机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只是提供了机遇，不会自然地导致进步性的发展。各种力量在历史转折关头都会有历史人物进行创新，提出并实践其政策、制度主张，赢得公众，推动历史进程。

 

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前的“大变局”有相似之处。现在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国际力量对比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但这并不能保证历史的进步性变化。2008年以后的世界正在发生一定的嬗变，处于一种转折阶段，但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当前还很难确定未来的走向。各种力量也都在酝酿着改革与变通，也在为世界秩序的调整进行努力。在西方就出现了两种变革与变通的倾向：一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极端势力（包括西欧的一些极右翼势力），调动民粹思潮和民族主义冲击着自由主义传统，力图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基础，以“美国优先”特权重塑世界秩序；二是以一种“再嵌入式自由主义”（re-embedded liberalism）秩序重塑世界秩序，它以西方的知识与政治精英为主要代表。2017年慕尼黑欧洲安全会议上发出的“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声音就是这种“再嵌入”模式的典型声音。这种声音同样出现在西方的公民社会之中。2017年美国政治学年会上，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戴维·莱克（David Lake）有关“再嵌入”的主题演讲及其获得的热烈掌声反映的就是西方公民社会的呼声。“再入嵌自由主义”一方面就是在美国国内重拾罗斯福“新政”精髓，推行一种新新政（New New Deal），以应对美国国内严峻的社会分化问题；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继续重视“共享收益”（shared gains）和多边主义，在“新型国际协商”（new international bargain）基础上挽救美国霸权在国际体系中不断流失的合法性，以应对中国崛起等一系列国际挑战。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塑造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协调合作的秩序。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有自己的主张，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理应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的世界秩序主张就是，推动国际关系向“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构想的核心在于塑造一个“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主张没有“中国优先”的成分，更不是世界革命的宣言，而是立足于“共商、共建、共享”，照顾了世界各类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同利益，顺应了全球化发展带来的相互依存的现实，也反映了世界绝大多数民众要求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修正新自由主义秩序背后的经济范式和政治范式带来的各种弊端的要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予了正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实现自己的新时代目标，推动世界向安全、公平、进步方向发展，并不是“敲锣打鼓”自然实现的。它需要奋斗，需要实力，需要勇气，更需要实践。这个实力就是引领国际分工的实力。引领国际分工是塑造国际经济基础的根本，是任何世界秩序赖以建立、发展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从以往的世界秩序建立历史来看，英国、美国之所以能够塑造世界秩序，是因为它们具备了引领国际分工的能力。这一能力建立在由国内制度创新带来的经济发展、科技发达、文化昌明的基础上。中国要想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就必须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走向中高端，就必须在科技发展上创造中国的优势，就必须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塑造新型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中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有许多事要做：在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科技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新型中华文化的深入人心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亟待改善之处，甚至需要进行重大改革，以创新的机制创造新的制度优势。另外，“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它体现着中国塑造新世界的实践。要行稳致远，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没有勇气就不敢在各种困难面前迎难而上；没有智慧就无法在纷繁复杂的情境中打开局面。

 

古今中外，大国的衰落一般都是“祸起萧墙”，更多的是自身失误导致的。中国历史上唐朝的“安史之乱”导致了唐朝由盛转衰，明朝的“土木之变”导致了明朝国运急速转下；苏联的解体，甚至近来的美国衰落都是自身决策问题造成的。这些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让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意识到必须要有强烈的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意识，必须具有更多的清醒、冷静和审慎。这种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清醒与冷静既来自于我们目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也来自于国际上存在着各种对中国发展抱有遏制、防范心理的势力。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既不能有任何的自大、浮躁，也不能有任何的保守、懈怠。

 

作者简介：李滨，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特聘教授，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国际政治经济学）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主要著作有《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与中国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