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香港科技创新的未来储备人才——访香港青少年科学院院长姜冬梅

香港青少年科学院院长姜冬梅(中）接受记者采访

 

为香港科技创新的未来储备人才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专访香港青少年科学院院长姜冬梅

 

海峡飞虹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香港记者 丁一鸣、刘志敏

 

【编者按】姜冬梅是出身于内地的科学家，是在全国乃至于全世界一流的环境专家，曾经参与我国在国际上的气候谈判，为我国谈判代表团提供大量的技术支持。同时，姜冬梅也是我国一流的科学教师，长期致力于学校的科学教育。目前，她在香港任香港青少年科学院院长，致力于在香港普及和提升科学教育，并下大力气组织内地和香港科学教育工作者和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希望能够透过努力达致科教兴港、科教兴国的目的。以下为专访全文：

 

记者：当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您在哪里？您能够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以及您个人的心情和感受吗？

 

姜冬梅：二十年前，我刚刚大学毕业，刚刚有了第一份工作，在郑州师范学校做一名科学老师。我记得1997年时，我正在参加香港回归的知识竞答赛。我们代表队获得了抢答的第一名。那时觉得很兴奋，因为香港要回归了，大家就可以去香港走一走、看一看了。那时大家都想，如果香港回归，我们就可以到红磡、尖沙咀、浅水湾这样一些地方去走走、看看。如今，20年已经过去，这些地方已经变成非常熟悉的名词了，不像以前觉得那么神秘。

 

记者：您致力于在香港青少年间进行良好的科学教育。您认为，回归之后到今天，对香港青少年的科学教育有什么样的发展？整体科学教育又有什么样的进展？

 

姜冬梅：我最初和香港青少年打交道是在2004年。前一年，我国第一次派代表队去美国参加国际科学与工程学大赛，那年著名疾病SARS爆发，整个中国队、包括香港，都被临时取消了参赛。但国际组委会也非常照顾我们，所有这一年参赛的学生和老师都可以延到2004年去参赛。所以我们2003年的代表团在2004年就在美国相遇了。

 

那个时候我作为中国队的辅导老师代表中国国家队，遇到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队时就觉得是一家人，在美国大家就变得非常亲热。同学有什么困难、怎么坐飞机返回，都会有很多关照、很多问候。我没有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他们都成了我的老朋友。那时，组织香港青少年来参赛的是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那年香港学生成绩很不错，有得了二等奖以上的，有的还被美国NASA用名字命名了一颗小行星。到现在，回顾2004年特殊的经历，都觉得是缘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启了香港在国际青少年科技竞赛上的一页新篇章。

 

后来我到香港之后，受中国科协和英特尔的委托，去辅导那几年成绩不是太好的香港队。所以我就在2010年第一次到香港队去辅导他们参加国际比赛，亲自接触辅导香港队的成员。我觉得，不管香港孩子还是内地孩子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有一双渴望知识的眼睛，都有希望从香港走向世界、为中国争光、为香港争光的想法，所以交流起来都很容易。我们有一句话说“科学是无国界的”，这些爱好科学的孩子们和老师们就在国际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地方。

 

我们都是华夏子孙，在国际舞台上大家手挽手，每一次不管是开幕式还是闭幕式，只要听到有来自于中国的、来自于中国台北的，或者来自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大家都会一起鼓掌欢呼。尤其到了闭幕式的时候，有一个很盛大、隆重的颁奖仪式，所以不管哪一队的同学们上去领奖，大家都会特别开心。因为整个全球有七十多个国家的选手参赛，美国本土也有很多；在三千多学生和老师里，中国的声音还是很小的，不过就是几十个人，所以每一次获奖之后，如果想制造出比较大的声音，就全靠来自于香港、澳门、台湾、大陆的学生共同欢呼了。所以那时候很有一种大家团聚的感觉。

 

记者：现在大家都在讲创新科技。那么，您认为现在香港创新科技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最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姜冬梅：香港和内地都有一个共同的情况，就是我们对人文、文化教育教的比较多，譬如教如何做人、做事，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传统里面、科学不是内涵在教育里，所以从一百多年前倡导要把赛先生请进来，到今天仍然是很重的任务。在香港的教育里，学生们选择文科的比较多，选择商科的更多，选择理科学生跟内地比起来反而更少。内地可能有80%的学生选择理科，人们会认为“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香港这个比例是反过来的。有香港学校申请全国的十佳科技学校，我曾经作为评委到这些学校入校考察，他们汇报的内容里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说，他们通过开展科技活动和科学教育的宣传，让更多学生热爱科学从而选择科学作为主修课目，比例从12%增加到16%再增加到20%。听到这样的数据，我还是很吃惊的，能看到香港学生选择学科学的不是那么多。

 

因此，香港在未来发展上想成为更加具有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的城市，但准备的人才是不足的。未来发展最需要什么？还是最需要人才、尤其是在科学上有潜力的人才。

 

香港自己本身在科学上有过很辉煌的成就。比如香港大学的医学是非常好的，全球十大名医里面会有五大名医是出自于香港大学医学院的；英皇书院会有百分之七十的学生去选择读医科以及相关学科。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高锟也是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他是圣若瑟英文书院毕业的。香港有自己的辉煌，但在下一步发展中，科学教育仍然是需要投入更多资金、教育力量、师资的学科方向。

 

记者：提到香港，很少人能够想到科技，一般人都只会想到进出口贸易和金融。但您却长期致力于为下一代提供科学教育。您认为科学会成为下一代香港人得以自立于世界的新型资本吗？

 

姜冬梅：香港从物流发展起来，做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后来成为金融中心，很多我们内地来香港的游客则认为她也是旅游、文化、美食中心，对香港科技的了解相对少一些。香港在这些年来，无论是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还是中学生的科学教育发展，也都在和内地努力沟通，参与到内地例如挑战杯竞赛、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以及国际比赛当中去。

 

当年我作为科学老师从内地来香港之后，我的愿望是促进两者之间的交流，让香港的孩子不仅能选择成为金融家——也许他们特别热爱大自然，或者热爱动手制作，想成为发明家或者工程上的高科技人员。

 

我带内地老师去香港科技大学交流的时候，参观了他们的机器人实验室。这个很著名，不是因为他的老师著名，而是因为他的学生在内地开办了大家都知道的大疆公司。该公司的无人机目前在全球都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的需求量，是一股非常强大的科技力量。香港在目前仍然在科技上是领先的，尤其是她拥有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这样三所在全球都排名前五十位的大学。我们就按这么大的土地面积产生了这么大的科技成果来说，香港的科技力量应该说非常了不起。

 

至于以后的发展，香港有一个很好的人才引进政策。虽然本地学生更多去做金融、商业、经商、办企业去了，但很好的人才引进政策就吸引了大量的内地热爱科学的孩子来香港读研究生，读完之后在香港留下来，为香港做贡献。我并不为将来香港缺乏创新人才发愁，因为如果本地孩子没有成为科学家的话，那么香港也可以吸引更多内地的孩子和世界各地的人才来香港落户。

 

记者：您不止一次往来内地，与内地教育机构交流。在您看来，香港和内地在科学教育方面各有什么优势和不足？双方有什么进一步交流的可能？

 

姜冬梅：我特别希望更多的内地的科学老师能够到香港来，交流交流，受受启发。因为我们知道，内地更多的是在高考的指挥棒下，老师们不得不在排名、在班级排名以及老师自己的课程排名上，被横竖分出来几十个、上百个指标去比较，疲于应付。在内地做科学项目时，很多老师会挤出来时间，牺牲自己的节假日来指导学生。但目前来讲，高低差别非常大，在北京、上海很多孩子们就可以有机会去到研究院所，去做实验；其它三线、四线城市或者偏远地区，则条件受限比较大。

 

在香港相对来说好很多。老师们的空余时间会多一些。学生们可能下午一点半、两点半就放学了，他们自己去选择研究项目、去科学探究的机会就更多一些。我在香港评审青少年科技创新的项目和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时候，感觉有更多来自于身边的灵感，有更多灵性。这些项目的角度和方向也会给科学家们很多的启发。

 

比如说，我的儿子在今年参加了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他研究的项目就是，他发现他们学校门口一棵树上，有一种蚂蚁会缝叶子，把叶子缝在一起做成巢，非常有趣。他就研究蚂蚁缝什么样的叶子、这些叶子缝在一起有什么用、是繁育后代还是作为厨房、仓库还是什么其他用途。他就和同学们做了这样的观察，然后拿着摄像机做了拍摄和记录。很出乎我意料的，这个项目获得了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最高奖。让我很感动的是，香港大学的动物系老师、动物学专家梁志清教授给孩子留了E-mail，说这个项目如果要继续做下去，他可以当指导老师。我们和其他学生家长带着孩子们去拜访了梁教授，真的就在他的实验室里开启了新一段的研究历程，

 

在香港，这些教授们更多地愿意去做志愿者，参与到青少年的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当中来，能够给老师们以帮助、给学生们以帮助。在内地，可能科学教育当中，怎么让科学家做更多科普的工作、科学老师怎么能跟更高级的科研单位手拉手起来、怎么在提高学生的同时也能够提升老师的科学素养，都是需要学习的过程。这些都是内地和香港交流之中可以借鉴的地方。

 

记者：因为您在环保和科学教育方面的贡献，您也获得了地球奖，您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经历？

 

姜冬梅：这是2002年、15年前的事情。我领地球奖是在2002年4月22日地球日，一个星期之后我儿子就诞生了，我是挺着一个像地球一样的大肚子上台领奖的。当时主办方说，我上台可以讲一句话，我就说，我作为一个准妈妈，特别希望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不希望以后的妈妈们会像我一样担心孩子能不能在清洁的空气、水、不受农药化肥污染的粮食当中健康成长、担心胎儿出生前是不是健康的。这个担心15年间虽然有很多环保人士在努力，但随着我们的发展，污染仍是存在的，空气的质量好像更糟糕了。那时立下的志向还没有实现。

 

来到香港之后，我自己除了在做青少年的科学教育、引导孩子们观察大自然、观察身边的环境问题、怎么样去改善它以外，我自己的专业也在继续关注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每年我都会带学生去参加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大会，让他们亲身见证这样一个决定他们未来的会议，看看这些决定是怎么产生的、巴黎气候协定是怎么产生的、美国怎么样退出的，让他们知道哪些对未来、对下一代有益，哪些事情是下一代应该接过的接力棒、需要他们担起重任继续做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