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深圳浦东当年是怎么“圈粉”的 雄安 加油

 

2008年，高楼林立的深圳蛇口工业区

 

 

1979年，开发前的深圳蛇口老街

 

编者按：短短几天里，中国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消息不仅轰动了国内，而且在国际舆论场引发强烈关注。外媒纷纷称之为“中国的大手笔”，“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新增长点”，并对于雄安的定位做出各种类比：有的说它是一座有待开发的崭新的纽约城;有的说它将集高科技产业于一身，是中国的新硅谷。不过，提到最多的并非这些“洋地名”。外媒都注意到，雄安正在被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相提并论，德国财经网因此称其是“中国新区3.0”，而比对着雄安，深圳与浦东的崛起之路反复被说起。雄安能否超越“前辈们”的成功道路？它们三者的发展条件不同，开发启动的时代背景不同，不过，它们都代表着中国发展的雄心和信心。

 

深圳用实力揽获世界崇拜者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设立深圳经济特区，1990年，又在上海浦东设立类似经济特区。如今，新华社报道称，设立雄安新区将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深圳已从渔村发展成兴旺发达的城市，而浦东也从一片湿地变成中国的金融中心。”和许多其他境外媒体一样，香港《南华早报》在雄安新区的报道中提到了深圳和浦东，提到了它们的巨大变化。其中，深圳被外媒视为“中国经济奇迹诞生的地方”，30多年间，它从当初“仅有3万渔民的小镇，摇身变为人口上千万的制造业中心、高科技中心”。

 

英国《卫报》讲述了香港管弦乐团退休大提琴手里奥·洪眼中1974年的深圳：当时，“老街是深圳唯一的街道，散布着几家简陋的饭馆和屈指可数的小店”。1979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1980年，邓小平设立深圳经济特区。在里奥·洪眼中，上世纪80年代起，深圳开始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发生变化，“突然之间到处都是起重机，整个地方就是一个大工地，办公楼和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在深圳西部的工业区涌现”。

 

“深圳已变成城市巨人。”香港《东方日报》在2005年深圳特区建立25周年之际曾感慨，深圳的发展速度让人赞叹不已，“1980年以来，深圳经济实现了年均28%的增长幅度，目前，深圳在GDP、税收、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及外贸出口总额等多个方面均稳居内地大中城市第一”。有数据显示，1980年，香港的GDP是深圳的160倍;2016年，深圳的GDP达1.94万亿元，香港为2.2万亿元，差距已经很小。

 

“深圳崛起的大背景是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以及香港即将回归，可以说是分隔共和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里程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牛雄4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而深圳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个时代民众的开创精神与勇气，“要知道城市最终的发展动力还是人”。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里维宁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讲述了他1987年在深圳时的感受，30年前，他被当时的电子工业部调往深圳做电真空元器件项目。“我每天从宿舍走路上班，要经过十几个猪圈。为什么会有猪圈呢？因为那时候内地猪肉供应香港都会到深圳这边集结，这是能赚大钱的。当时的感觉是，整个深圳都在动，人们很有热情，正能量非常足。”

 

“除了民众的干劲，政府在深圳的崛起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领导层的先见之明和闯出一片试验田的勇气是一切的先决条件。”牛雄说。

 

回想当年，深圳经济特区曾面临许多障碍。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5日对《环球时报》介绍说，特区设立之初，国内有些争论十分尖锐，比如引进西方的东西是否正确，是否在走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后来的四五年间，深圳又遭遇如何存活下来的问题，“如何引进外资，如何发展工业化，这些发展的策略和方式面临很多挑战”。1985年到1992年，整个开放遇到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当时不少主张认为，特区的“特”是对市场的否定。里维宁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去深圳特区之前就有朋友劝他，“那地方别去，现在都在讨论‘姓资姓社’，特区没准要取消呢”。里维宁表示，这样的争论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后平息下来，这是深圳特区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政府的支持对于深圳发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经过30多年发展，深圳不仅是崛起之初的“世界工厂”，而且成为高科技中心。日本《每日新闻》称，深圳曾作为制造业基地吸引来自国内外的大量投资。然而随着经济发展，人工成本上升，深圳作为劳动密集型“世界工厂”的地位开始下降。不过深圳并没有消沉下去，以高端技术研发为主的新兴企业随后崛起，比如占据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7成份额的大疆公司，比如2016年手机出货量仅次于三星和苹果的华为。

 

对于这样的深圳，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给出很高的评价：如今似乎所有人都已成为“经济特区”的崇拜者，全世界约有4300个经济特区。在这其中，世界上任何一个特区的成就都比不过深圳，这里被称作“深圳奇迹”。

 

浦东戳破“上海泡沫”论调

 

“中国大都市的诞生：在同一地点拍摄的两张照片彰显上海26年内的巨大变迁”，英国《每日邮报》2013年的一篇报道称，一张1987年从黄浦江对岸拍摄的浦东照片显示，当时的浦东只有成片郁郁葱葱的农田和低矮的厂房。1990年，中国政府宣布成立浦东新区，如今，这片熙熙攘攘的商业中心已经成为中国超高建筑密集的金融之都，拥有世界级银行和证券公司。

 

“中共上海市委提出浦东开放开发的建议始于1986年，当时浦东开发咨询小组一共6人，我是其中最年轻的成员。”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原浦东新区副区长周汉民5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他那时负责的工作主要是两方面，开放度的确立和相关法则的研究。“当时浦东的情况用上海流行的一句话就能总结：宁要浦西的一张床，不要浦东的一栋房。浦东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有两个县和三个区的局部，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而且农业经济远远没有现代化。”

 

浦东新区在成立之初也遭到一些质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牛雄说，争论主要集中在经济成本上，“当时有专家认为，跨过黄浦江建新区的投入门槛太大，在一块白地上修桥建楼的经济成本太高，最开始大家不太看好”。

 

周汉民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当初浦东的开发开放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面临的挑战、问题和质疑也是前所未有的。“1990年7月，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率中国市长代表团访美，那是一次非常艰辛非常重要的访问，我是随行专家组5人之一。在纽约，代表团就被问到：针对浦东的开发开放提出的优惠政策，以什么为保障。朱镕基非常坚定地回答：以法治为保障。”周汉民说，同年9月，有关浦东的9部法规就公布了出来。他表示，立法是当时设立浦东新区的四大挑战之一，另外三个是规划、资金和人才。

 

浦东在成立之初不被看好，在发展期间也被外界质疑过，但如今的它让这些质疑的声音发生了改变。美国《华尔街日报》说，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2001年曾表示，浦东“并非市场经济的化身，而是一座中央集权的纪念碑”，他称浦东是“形象工程”。弗里德曼已于2006年去世，但他的传记作者兰尼·艾本斯坦2011年表示：“我认为弗里德曼当时错了，他如果还在世，可能会重新考虑其立场。总的来说，上海和中国都是市场力量的证明。”

 

类似例子还有。1998年，时任美国《时代》周刊资深外交编辑的约舒华·库珀·雷默在题为“上海泡沫”的文章中，将浦东形容为是“经济上出现问题的结果”。到了2011年，在咨询公司基辛格顾问公司任董事会副主席的雷默认为，“浦东是‘中国例外论’的集大成者，几乎能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看到西方政治人物梦寐以求的经济工具在发挥作用”。

 

《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一些批评者曾认为，浦东代表着国家计划的傲慢自大和一个没有灵魂的建筑区——只有硬件没有软件，但如今，浦东拥有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中最佳的人口组成，该区已经吸引来自世界上许多最大型金融企业的投资，并成为中国许多最富有人士的首选居住地之一。

 

回头看最初关于浦东经济成本的争论，牛雄表示：“现在，上海浦东带动了整个长江经济带甚至全国的全盘开放和经济发展，站在这个高度来看，这点成本又算得了什么呢？”

 

雄安的探索将提供“中国方案”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启的第一个窗口，而浦东新区意味着这个进程在整个中国全面铺开，它们的崛起都投射了中国曾经历的恢弘壮阔的历史阶段。如今，雄安新区的设立或许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历史阶段。现在中国面临创新转型的需求，这需要一个空间的载体，而雄安或许就是这块试验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牛雄这样评述雄安新区的意义。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持相似观点，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深圳最初处于国家发展刚起步的阶段，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起来，“而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协调发展与绿色发展。从发展路径看，雄安显然是旨在探索如何深度开发、深化改革，吸引更多现代高端要素集聚”。

 

“之所以将雄安新区与深圳、浦东并列，是想在北方搞一个可以真正起引导作用、能够把京津冀变成一个金三角的地区。之前，北方的发展并没有什么伤筋动骨的区域安排。”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诸大建还认为，中国现在已经不是需要飞快发展的时候了，“雄安不会是个暴发户，而是慢慢地做，慢工出细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对《环球时报》说，深圳特区更多是开放口岸，可从珠三角的意义来理解;浦东新区更多可从金融现代服务等国际金融中心的意义来理解。这两个事件都是上一个35年的大事，但始终是沿海地区，而不是中心地区。雄安预示着政治、文化、历史、科技、人才聚集的中心地区将开始崛起，远远超出经济含义。从意义上来说，它将超过深圳和浦东，因为它拥有历史、政治等含义，是中国全方位走向现代化、扮演负责任大国、实现中国梦的重大一步。现代化将在中国的中心位置开始崛起，中国将参与国际治理、推动全球化、为全球化提供新动力，提供中国的智慧和方案。“设立雄安新区对中国来说，是下一个35年的一大战略，其意义可能还不止于‘两个一百年’”。

 

【环球时报记者 范凌志 赵觉珵 白云怡 王天迷 环球时报驻德国、日本特约记者 青木 孙秀萍 丁雨晴】【环球时报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