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列车载着两个时代：时代变化细节都能在车里找到

 

2011年春运，西安火车站的一幕。唐振江/摄

 

没有什么场合比春运能够见到更多的中国人。

 

一年一度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开始后，从网络地图上看去，就像是整个国家的人口都在移动。

 

根据预测，2017年春运平均每个中国人出行超过两次：14亿总人口要在40天内完成大约30亿次出行。

 

春运的列车像是中国的窗口，从中能够观察到这个国家的很多侧面：人潮涌动，沃野千里，城市与农村，富庶与贫穷。

 

置身于一条繁忙的铁路动脉，年轻的李伟每天都能看到这些景象。他是北京铁路局北京客运段T109／110次列车的列车长，往返于北京与上海之间。他熟悉的京沪线，连起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连起两个世界级都市，也连起了几个重要的人口流入和流出地。

 

有时，李伟会在车厢里看到两个时代的重影——密闭的车厢里像是压缩着不同时代的气味，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同时留在他的列车上。

 

他亲历了12次春运。十余年间，中国成为高铁上的国度，高铁里程突破两万公里，铁路大动脉延伸出无数毛细血管。舒适现代的高铁最快4小时49分钟就能跑完京沪线。

 

但在李伟负责的普速车厢里，他见过连卧铺都没听说过的老人，连火车厕所都不会用的农民，用扁担挑着蛇皮袋的农民工。他们在总数18节、每节长约25米的车厢里与他相遇，成为几乎“足不出车”的他理解这个国家的依据。

 

有这些东西在，到哪儿也算个临时的家

 

飞驰的春运火车里，李伟习惯了变化。车型翻新，车速上调，列车时刻表总在更新。多年来，往返京沪的那些普速列车，在每一个傍晚挤满几个站台等候出发的指令，后来他发现，还是同样的傍晚，自己值乘的这一趟成了孤家寡人。

 

但是，也有一些是没有变化的。尤其是那些一眼就能认出的职业。春运时从城市返乡的农民工，用大棉袄裹住身躯，清一色的沧桑面孔，行李里塞着暖壶、水桶、铺盖卷，还有装了好几桶泡面的塑料袋。

 

他问过其中一位，为啥要带这些物品去坐长途火车。对方淡淡地回答，“这一年干了，下一年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有这些东西在，到哪儿也算个临时的家。”这位乘客的脸上爬满皱纹。

 

铁路大院里长大的李伟第一次发觉，自己好像从未真正认识过这个日常见到的群体。中国正在快速城市化，几亿农民工背井离乡，用血汗浇灌着城市的基座。他在火车座位底下或是行李架上，认识了那些承重的肩膀。

 

他们带着莫可名状的气味，有人连桶装方便面都舍不得买，依旧用大饭缸或是铁饭盒泡面。

 

与李伟同车的餐车主任李娟对这些面孔并不陌生。前几年春运，一个农民工用扁担挑着电风扇和电饭锅，吭哧吭哧走到了餐车。

 

年底了，只买到站票的他想要犒劳一下自己，在餐车买一份饭。可左掏右掏，也掏不出一张票子。衣服口袋都快扯烂了，还是不见钱的影子。

 

40多岁的男人就这么一屁股坐到地上，哇哇大哭起来。他絮絮叨叨地跟李娟说，钱一定是上车时被人偷了。说着，又呜呜地哭起来。李娟不忍心，由着他靠在角落里抽泣，直到睡着。

 

第二天早上，她和同事商量，悄悄塞给男人一份早餐，“大过年的，总不能让人饿着”。

 

这个说“自己听不得哭声”的女人，在列车上工作18年了。她当过列车员，也推过小吃车，在全长400多米的车厢里，她见过去北京上访的白发老太，见过成群的农民工在车厢里唉声叹气，“包工头今年还是没有发钱”。

 

每到春运，她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甚至更久，才能推着小吃车在18节车厢里走个来回。

 

她时不时半路停下。有一年春运，摇晃的车厢连接处蹲了个年轻女人。车厢里热乎乎闹腾腾的，聊天打牌的热闹隐约可闻，她却靠在冰冷的铁皮上，哭得稀里哗啦。

 

李娟把车停下，走过去轻声问发生了什么。过了许久，那女人才呜咽着说，自己的丈夫本来该回家过年的，她在家腌好了肉备好了酒，但丈夫几天前却在工地摔死了，她这一趟，是去给丈夫收尸的。

 

这是“经济蓬勃发展，农民工作出巨大贡献”宏大叙事里的一个脚注。站在一旁的李娟心也跟着疼，她给那个可怜的寡妇泡了面，买了饭，可对方始终什么也不肯吃。

 

她的哭声响了一路。

 

“春运时的普速列车，你依然能看到那些被忽略的人群，被遗忘的时代。”一位年轻的列车员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感慨。他只当了两年半的列车员，却自认为“看尽了社会人生的百态”。

 

脱去列车员制服后，这位前列车员进入窗明几净的办公楼，成为一名白领，日常出行选择高铁，再也没听到那样的哭声——高铁车厢多数是安静的。

 

这和火车乘客的分化有关。北京铁路局北京客运段高铁二队G11／G138次列车长刘洋记得，最早选择高铁的是商务人士，他们看重的就是高铁的准时、快捷，以及安静。

 

高铁车厢像飞机那样分出等级，商务车厢里连广播的声音都不会出现。刘洋解释，许多商务人士上车后，图的就是安静，能充分利用行车时间休息。高铁刚刚开通之际，列车员就确定了“有需求就服务，无需求无干扰”的原则，不主动打扰正在休息的乘客，提供一对一叫醒报站服务。

 

连带着，在商务座车厢提供的小零食，也追求“不提供任何带渣带糊的食物”，他们反复考量，最后选定了果干、豆子、牛肉和山楂羹。

 

与刘洋同一车队的另一位高铁列车长米梓愿发现，哪怕是在春运，高铁的商务座车厢也和往日无异。这里常年坐着西装革履的人士，没人打电话，也没人说话，只有键盘敲击声和书页翻动的哗哗声。

 

这像极了她昔日值乘国内第一辆直达特快列车的场景。13年前，京沪两地间第一辆夕发朝至的直特列车为商务人士提供了另一重选择。许多人一上车就打开了手提电脑，还有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关上包厢的门，小声讨论起了工作。

 

米梓愿说，高铁不同于直特列车，不同席位满足着不同层次消费人群的需要。票价、服务、氛围统统不同，相同之处在于，折射出的是同一个“时间就是金钱”的中国。

 

泡面在一个车厢消失了，在另一个车厢仍然最受欢迎

 

从特快到直达特快，再到动车、高铁和动卧，中国铁路的每一步发展，米梓愿都赶上了。

 

这个13年工龄的姑娘感知到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工作分工。在过去，实行“倒班制”的列车员需要验票、打扫卫生、服务答疑，以及处理突发状况。

 

而在高铁，这些工作被分配给了乘务员、乘服人员、餐服人员，再加上司机、机械师和乘警，“越细致，越方便管理，也越方便明晰职责和重点”。

 

“这是铁路服务意识的体现。”米梓愿说，“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6年前，京沪高铁通车之初，她常常看见空荡荡的车厢。可等她感叹“旅客还不适应高铁”时，人潮就涌入了高铁，京沪高铁上飞驰的列车不断增加，可每到春运却依旧爆满。

 

有时米梓愿会想，究竟是过去一直没能满足旅客春运出行的需求，还是不断增开的高铁刺激了春运时的出行需求。

 

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数据显示，到2016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2.4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在2.2万公里以上。这一年春运，动车组发送旅客占全部旅客发送量的47.5%。

 

而在北京铁路局北京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吴强看来，火车这个名词，正逐渐被高铁消解。火车和高铁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出行工具，务工、商务、探亲、学生、组团旅游等等人群在车站交汇，登上各自的车厢。

 

作为中国最繁忙的线路之一，京沪线拥有1750元票价的高铁商务座席，也有156.5元的普速列车硬座车票，相差10倍的票价，几乎覆盖了一个裂变的社会中不同身份的中国人。

 

扩张中的高铁版图里，“过去”的痕迹正在慢慢消失。

 

追求安静的高铁车厢，交流变得隐秘而客气。刘洋在过去值乘普速列车时，常和早起的乘客拉拉家常，对方会问及她的工作和薪水，胆子大的还会开开玩笑。还有上了年纪的老人下车时会和她道一句，“姑娘，辛苦了啊！”

 

而在高铁车厢，交流成了服务的一环。她会留心需要服务的人群，轻声询问的同时，展示标志性的笑容。

 

李伟还在偶尔享受着和乘客拉家常的乐趣。曾经，他在值乘的卧铺车厢发现了一个和自己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乘客，两人一见如故，成为朋友，直到今天还保持联系。

 

但“改变”始终是关键词。难清扫的瓜子皮花生壳在一点点远离车厢，乘客也在学习和过去告别。

 

米梓愿发现，春运时总有不少买到站票的农民工登上高铁，超出了她想象的是，他们不会在车厢大声讲话、喝酒或是脱鞋席地而坐。相反，他们会自觉拿出报纸，铺在角落，再安静地坐上去，掏出手机。

 

只有泡面，还顽固地残留着过去的痕迹。刘洋曾向旅客解释过，高铁车厢的排风口很难排出泡面的气味，所以并不贩售泡面，其他会散发刺激性气味的食物，也列入禁止售卖的清单。

 

向高铁餐车买泡面的人少了，但那股气味却依旧在二等座车厢蔓延。刘洋觉得，时至今日，人们坐火车吃泡面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而在李娟值乘的普速列车，泡面依旧是最受欢迎的食品，没有之一。

 

时代变化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在春运火车里找到

 

砸碎玻璃，扑腾着从窗户上下车；满车都是汗臭混杂着泡面的气味，连厕所都站了五六个人；人高马大的男同事一路架上自己，挤了20分钟终于通过了一节车厢，衣服扣子全被挤掉了……这些昔日春运亲历的景象，李娟今天只能在回忆深处找到。

 

只有在细微的角落，还隐藏着那个时代的痕迹。座位底下、行李架上面，那些弓着身子的中年男人，看起来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可只有凑近一些，才能听到这个沉默群体的命运走向。

 

李伟还记得，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农民工议论的话题，都是讨薪。三五成群的人聚在一起，有人笑着说包工头发钱了，今年总算可以过个好年了。说着拍拍肚皮，那里是一个厚厚的腰包，里面装着一个农民工几年的血汗钱。

 

还有人哭丧着脸，说包工头没有发钱，想尽了办法还是没要到。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他带上了所有“家当”，预备明年开春换地儿，一边打工一边讨钱。

 

最近一两年，他们讨论的话题变成了失业。

 

总有人唉声叹气，说年底辞了好多人，“钱不好挣，活少了”。有人打算回乡，有人打算换个城市，还有人打算投奔老乡。

 

尽管火车上的手机信号总是时断时续，尽管常常忙得顾不上接听电话，但李伟还是通过这些叹息，感知着农民工讨薪的艰难和普通个体在产业转移、经济转型中的阵痛。

 

对他来说，这感受比任何一项宏观统计数据都来得直观。

 

在这些或沉默或喧闹的身影之外，李伟还对一个群体印象深刻——那是从北京或上海的大医院看完病后，返乡的病人和亲属。

 

担架、绷带、伤口跟随那些身影，在夜幕里回到山东或江苏大大小小的车站。

 

他记得那些悲伤的呜咽或是如释重负的表情。遇上悲伤的人，他总会跟着难受，轻手轻脚走过，小声问一句是否需要什么帮助。

 

那是李伟第一次清晰意识到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哪怕是在春运时节，依然有成千上万的病人奔赴北京求诊，再带着或悲或喜的结果，踏上返乡的列车。

 

近些年，李伟还发现，火车里多了一车厢一车厢的老知青。他们有的来自“生产建设兵团”，有的相逢于“北大荒”，在经济水平和通信手段有所发展的晚年，共同选择乘坐火车出行。在那些车厢，他总能听见时代的笑声和哭声。

 

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以后，他看到的外国乘客也增加了。他们选择乘坐火车往返京沪两地旅游，李伟曾和一名外国游客聊起来。对方用的是华为手机，正和朋友一起游览中国，他夸赞中国高铁“非常快，非常好”，还对李伟所在列车的服务竖起大拇指。

 

变化中的中国，每一个细节都不难在春运火车里找到。吴强发现，京沪高铁虽然只途径河北、山东、江苏等省，但实际上，有大量乘客从其他务工集散地出发，通过转车回到家乡。其中许多人家在东北三省。

 

在那些乡音的变换中，济南到南京之间的七八个小站，一拨儿一拨儿乘客上车和下车了。

 

米梓愿清晰地记得，去年夏天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园，自己值乘的线路多了许多三口之家，随口一问，都是带着孩子去迪士尼。

 

上海的F1赛车、王菲的演唱会、北京的田径世锦赛……每一次客流变化的端倪，背后总透露出京沪生活的大事。

 

尤其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她值乘的动车里，她认为有“超过一半的旅客”都是去上海看世博会的。

 

她还看到了许多有意思的变化。曾经，火车上人们大多看书看报，前些年，这个趋势变成了看电脑，随后iPad进军车厢，“连两岁小孩都在玩”。最近一两年，iPad悄然退场，二等座车厢“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在低头玩手机”。

 

米梓愿在高铁上纵览电子产品换代史，李娟却在普速列车的餐车里，感受中国人饮食结构的变化。最早，餐车好卖的食物都跟“肉”沾了边，红烧狮子头、青椒肉丝、鱼香肉丝一等一的好卖，这些年乘客“不那么爱肉了”，“两荤两素营养套餐”成为更走俏的产品。

 

“谁家缺一点儿肉啊，都要保养，要照顾身体。”和李娟搭班的厨师长刘传宝，正经历退休前最后一次春运，头发花白的他盘点着如今乘客的最爱，“吃全素的有，还有人啥都不要只点一碗汤”。

 

餐车厨房也跟着飞驰的列车一起前进。从烧煤，到煤气罐，再到如今的电磁炉，厨房的环境越来越好，过去烧煤常常是“做顿饭鼻子眼里全是黑的”，后来用上电磁炉，电力不稳，时不时会断电。有时候，正大火炒着菜突然断电，再来电时，这菜已是怎么做都不好吃了。

 

当时的餐车师傅急得不行，最后好不容易商量决定，以后少用大火炒菜，多做些炖菜和煮菜。

 

跑一两次春运，这个列车员就长大了

 

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些餐车后厨的故事了。李娟所在的车次前几年还跟随高铁大流，取消了后厨，改用微波炉加工的快餐。只是，售卖了一段时间后，餐车的业绩不好，乘客还老反映意见，希望能在漫漫旅途上吃上一口现炒的热菜热饭。

 

没多久，她的厨房又回来了。

 

那时，李娟已经拿不准乘客的喜好。他们的盒饭有时候推了一圈才卖掉十多份。过去，这个数字一度达到三位数。

 

她不清楚，口味越来越多样的乘客是否还会喜欢餐车提供的餐食。人过中年的李娟会眯起双眼、双手交握，小心翼翼地问前来采访的记者，“高铁的快餐好吃吗？跟咱餐厅的比呢？”

 

今年是她来到餐车工作的第10个年头。餐车的活儿基本从“车轱辘开始转的那一刻起”就得忙起来。

 

她曾经跟随餐车临时编组穿过西北。列车在甘肃漫天的黄沙里待了好几天。她不敢洗脸，每天只能用“一丁点儿水”刷牙，睡觉时从窗户缝呼呼地灌进冷风。

 

绿皮车厢窗户关不严实，她的脸“像叫花子一样脏”，车子开了三天三夜，她偷偷一问，竟然还在甘肃，把她吓得差点晕倒。垒了半个车厢、足足两米高的土豆、白菜和芹菜都陆续见了底，列车还是时走时停，她也不敢下车透气，怕一下去车就走了。

 

熬了足足半个月，她终于回到了北京。

 

在春运时节，每一个餐车工作人员都要应对层出不穷的状况。她在开往阿尔山的列车里，用煤生火熏得满脸漆黑，连鼻涕都是黑的；在深夜的餐车遇上挑事儿的乘客，好说歹说也要强势占座，不得已，她摆出“居委会大妈”的架势，跟人语重心长地谈心，才把人劝走；她遇到不讲理的乘客，骂骂咧咧说饭不好吃要投诉，这个有了儿子的妈妈，也只能弯下腰低下头，听着年轻的乘客对她的一项项数落。

 

工作18年，她有13个春节都是在繁忙的餐车度过的。她错过了儿子的成长，也错过了家庭的团聚，可这个女人说，自己无论如何还是舍不得离开餐车。

 

她还记得，胃不舒服的乘客会在深夜找来，请求餐车给熬一碗粥。还有提着蛋糕的年轻人跑到餐车，笑着跟她商量，能不能给做碗长寿面，同行的朋友今天正好生日。

 

这些请求，李娟没有拒绝过。

 

这是她舍不得餐车的原因，不管旅客身份如何，那么漫长的旅途中，“餐车就像一个家”，给人热乎的饭菜，陪人走完回家的路。

 

已经离开列车员岗位的张雍也格外眷恋餐车。硕士毕业后，他进入北京铁路局北京客运段工作。他说自己在餐车师傅的“无数次加餐”下飞速发胖，也在拥挤喧闹的硬座开始学习“社会的第一课”。

 

负责给乘客补卧铺票的他看到了“人生百态”。有和善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主动让老人和腿脚不便的人士“插队”，还摆摆手，“没事没事，大不了我不睡了呗”。

 

也有人一路眼巴巴求着他补卧铺票，几经辗转终于轮到后，他把好消息带过去，对方的脸却变了，“不就是个‘补卧铺’的吗？”

 

他在春运火车上目睹过生命的诞生。他为突发疾病的旅客紧急呼叫过医生，素不相识的人们在拥挤的列车腾出一片空间，作为临时的“诊室”。

 

在一些摄影师的镜头里，还留存着更久远的影像。有生命在春运途中逝去，遗体被抬到站台，用白布遮住，列车呼啸而过，人们从绿皮车的窗户探出脑袋，注视着白布下的遗体。

 

跑了一两次春运，张雍觉得，自己长大了。

 

如同毛细血管一般张开的铁路版图里，春运的每一天都记录着这个时代人们的喜怒哀乐。

 

着急回家的人们总是健忘。有人丢了身份证，有人把驾驶证落下了，有人上车带着2个箱子，兴冲冲地下车只提走一个，还有人把价值几千元的杯子落在车上，有人丢下第二天要用的仪器自己下了车。这一点，不分高铁和普速列车，也不分过去和现在。

 

李伟觉得，那是中国人一直没变的东西——近乡情怯的兴奋与激动。

 

高速飞驰的列车就像这个时代本身，会不断向前发展。这一路，很多东西会慢慢消失，但也会留下许多时代的烙印

 

行驶在发达地区的普速列车终究是越来越少了。12万公里的铁路运营里程里，高铁的标记正愈发突出，“四纵四横”高铁网紧密地包住了地图。李娟时不时感到忧虑，或许再过不久，随着普速列车的淘汰，餐车厨房也将正式告别舞台。

 

比起伤感着离别，一路紧紧跟上飞驰的铁轨显然是更明智的选择。米梓愿觉得，这十几年，高速飞驰的列车就像这个时代本身，会不断向前发展。这一路，很多东西会慢慢消失，但也会留下许多时代的烙印。

 

当初来到铁路工作时，她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她母亲是个“老铁路”，死活要让女儿进铁路系统工作，可那时，年轻的米梓愿更期待成为一名空姐。当年面试时，同一栋建筑，航空公司的招聘点在3楼，铁路的在2楼。她眼巴巴地望着走上三楼女孩的身影，一个又一个，心里全是羡慕。

 

刚开始工作时，进入航空公司的闺蜜收入是她的10倍，还“特有面儿”，这让她一度“心理落差很大”。如今14年过去，这位高铁列车长说自己“庆幸选择了这份工作”，她得到了期待已久的社会尊重，收入也和闺蜜持平。

 

尽管每天工作时不时超过12个小时，偶尔两天两夜都没怎么合眼，但她还是觉得自己“累并快乐着”。

 

那些未曾改变的时代烙印则让张雍记忆犹新。尽管只在火车上过了一两个春节，可那种一火车的人无论如何都要回家过年的渴望让他感触良多。

 

有一年除夕夜，卧铺车厢空了大半，黑黢黢的看着“让人害怕”。列车长叫上了所有乘务员，还喊上几个乘客，一起聚到餐车。大家开着玩笑，放着音乐，边包饺子边等待新年到来——由于岗位的原因，这些在春运时忙着把人们送回家过年的人，只能在飞驰的火车上过年了。

 

快到辞旧迎新的时刻，有人用手机连接了蓝牙音响，把提前下载好的鞭炮声和《步步高》的乐曲放了出来。噼里啪啦的假鞭炮声中，低垂的夜幕中，中国人“步步高”的一年开始了。

 

吴强甚至觉得，春运本身，或许就是铁路给这个时代留下的烙印。他在今年格外留意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的春运时间。2017年铁路春运从1月13日起至2月21日止，共40天。

 

他特地选择1月12日和1月13日都跟车出行，发现12日那天的列车上座率没有突出变化，“完全看不出春运的景象”，可日历翻过一页后，却不知怎么，冒出了许多探亲的家庭、做生意的老板、归途的学子，车厢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这个工作了16年的“老铁路”一瞬间突然明白，“是春运本身，我们设定春运的第一天，其实就是给这些返乡的人一个信号，提醒他们，春运了，该回家过年了。”

 

那是中国一个固执的闹钟。一年只响一次。它提醒人口第一大国的国民，是时候结束这一年的繁忙，收起这一年的心事，回家过年。袁贻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