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香港人和中国人岂是互斥选项?

谈到港人的国族认同,笔者总会想起颇具北京与香港“双城寓言”色彩的电影《春娇与志明》。影片中首都北京与创富想象相连,港人对于经济价值的热切关注,想象性地抚平两地关系中的张力,并遮蔽有关政治的讨论。“北上好赚钱,其他都别谈”,香港导演道出2012年港人心声。

 

而今年周星驰执导的《美人鱼》上映后,有香港知名评论人将其视作“五味杂陈的香港隐喻”,并称“香港上空的声纳”震撼港人耳膜,“族群的天空已经被狠狠地收窄着”。

 

新一波本土主义风潮涌起,互联网上反感大陆人的信息开始集结,针对大陆人的“反蝗虫”运动不断冒头,“港独”思想也冲破禁忌、彼此应和。受此社会氛围影响,昔日潜隐在某些港人心头对中央政府管治的困惑,在一轮轮煽动下开始放大并走向极端。他们对于社会现状的不满,也转而归咎于制度,归咎于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治。

 

困惑可以理解,但他们无疑是打错了板子。放眼全球,除了港澳台地区,没有哪国在中央层级和部分地方区域,分别实行迥异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香港的确很“特殊”。

 

从建立在自身“特殊性”基础上的“香港认同”演变看来,上世纪70年代是重要的历史节点。香港经济起飞为港人带来优越感,文娱产业的发展又为其缔造共同的文化记忆,随着香港与内地差距逐渐拉大,“香港人”的意识逐步成形。

 

然而正如某文化研究学者所说,“香港本土派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根本没有享受过所谓在大陆人面前很有优越感的时期。”从“反国教”到“占中”乃至“旺角暴乱”,当前被本土势力推向前台的青年,对于香港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并没有多少可以共享的“光荣记忆”。他们的“香港人”认同更多建立在对大陆的拒斥之上,“在抵抗的便是香港人”成为该群体的精神信条。

 

对抗的姿态难掩青年群体内里的虚空。在“民主”旗号下声嘶力竭,却搞不懂究竟为何而战。港英统治下的香港虽无民主可言,却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强化香港人的本土认同。

 

香港青年恰好主要接受西方自由民主式的公民教育,较之长辈更加认同西方意识形态。在泛民派的误导下,便先入为主地产生“内地是不民主的,香港是民主的”二分思维,并将“民主”视作香港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

 

相形之下,回归以来,香港教育体系中有关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内容却明显不足,直接导致香港青年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缺乏了解,也因此难以巩固和增强对国家的认同。对中国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对现实国情的漠然无知,以至部分青年“只知有港、不知有国”,甚至以为“香港人”和“中国人”身份可以“二选一”。

 

而在具有高度包容性的“一国两制”方针下,内地与香港长期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香港青年又对内地缺乏必要的了解,“中国人”认同本就可能流于形式。同时,泛民派试图虚化“一国”,凸显“两制”,部分香港青年受此影响,将对内地意识形态的不认同,过度扩展到政权,转而对中央政府依法管治抱以排斥乃至对抗的态度,甚至出现分离主义的不良倾向。

 

再加上香港本地社会问题难解,不满于发展现状的港人视其为回归所致,盲目信服港英统治“自由、民主、法治”的殖民神话,却将其留下的房屋、医疗卫生、个人储蓄等方面的烂账,抛由中央政府“背锅”。而两地交往偶有摩擦本属正常,在防备甚至敌视的心态下,所谓“中港矛盾”被刻意放大,使问题进一步失去妥善处理的机会。

 

反对与破坏是容易的,关键是创造与新生。“捍卫香港民主”的急先锋们,在对“抗争”行为的迷恋中,在对“恋殖”情怀的浸淫下,正将香港推向不安与动荡的边缘,而他们所笃信的问题答案,或许正是别人喂下的毒药。

 

回到文首的香港电影,香港既不应延续殖民时代的定位,继续漂泊在家国之外,只在“揾钱”中实现自身,回避国族认同的焦虑;也不该任由泛政治化的阴云压境,破坏当地所珍视的“港人的生活方式”。

 

在回避与激进之外,摆正心态、检视问题才是出路。既然曾有2008年奥运盛典让港人热泪盈眶,“中国人”认同空前高涨的过去,中港之间眼下的心结也应有望化解。港人要知道,从没有脱离“一国”的“两制”,背靠大陆的发展才能有效解决香港当前经济民生问题。

 

此外,通过加强港人尤其是青年与内地历史文化和经济利益上的联系,让曾经“存在感”不足的国家显影在港人面前,双轨并行开展国家认同教育还“为时未晚”。香港人的首都在北京,这会是有理性港人的答案。(文/东篱旧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