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笔下的北京春天：郁达夫、冰心感叹"春脖子短"

上世纪初的北海永安寺桥

 

亓星雨

 

阳春三月，北京的春天稍显单调。与烟花三月就已姹紫嫣红的江南相比，北京的色彩似乎不够绚烂。但北京的春天又是迷人的，数百年来，古都北京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聚集于此，他们留下了大量关于北京春天的记载。在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作家们对于北京春天稍纵即逝的惋惜；对风沙的种种不适以及风沙之后春光大好的惊喜与沉醉。这些文字后面，散发出来的是浓浓的生活情趣和人文情怀。

 

北京的春天“没脖子”

 

“春脖子短”是老北京人的一句俗话，意思是北京的春天很短。在“春”后加个“脖子”，让你不得不赞叹，北京人的确是修辞高手。“脖子”一词将“春”由一个表示时令的抽象概念变得可视化而且亲切可感。

 

北京聚齐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人。“短春”对很多来自南方城市来的人来说，非常不适应。从浙江温州来北京的林斤澜也不例外，初来燕地时，他非常怀念南方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树生花，群莺乱飞”，对北京的“春脖子短”很不适应：“北京人说：‘春脖子短。’南方来的人觉得这个‘脖子’有名无实，冬天刚过去，夏天就来到眼前了。”

 

在林斤澜看来，北京的春天岂止是“春脖子短”，简直是没脖子——“头连肩膀”：“杨树刚上叶子，柳树刚吐絮，桃花‘暄(松软)’，杏花‘旧(颜色变了)’，都才看见就暴热起来了” (《春深》)。

 

因为“春脖子短”，林斤澜觉得北京的春天又是最有爆发力的：“一夜之间，春风来了。忽然，从塞外的葱葱草原、莽莽沙漠，滚滚而来。”林斤澜最后到底是爱上了这“春脖子短”的北京：“如果我回到江南，老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老是牛角淡淡的阳光，牛尾蒙蒙的阴雨，整体好比穿着湿布衫，墙角落里发霉，长蘑菇，有死耗子味。能不怀念北国的春风？” 正是对北京的这种爱，使得林斤澜——一个成为 “京味小说家”代表人物。

 

很多年前，同林斤澜一样，来自南方城市的文人经历了一番艰难调整后，最后都爱上了北京这座古城。他们用文字记下了自身对北京这座古都真实感受，其中，“春脖子短”也是最典型的感受之一。

 

周作人在《北平的春天》写他多年来对北京的感受：“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他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我们着了单抬可以随意倘佯的时候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

 

郁达夫数次来到北京，每次只是短短的逗留，在北京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两年。某种意义上，他只是北京的一位匆匆过客，但他对北京的感情却极深的，他曾饱含深情写下《北平的四季》、《故都的秋》等名篇表达对北京的不舍，在谈到“春脖子”的时候，郁达夫曾非常幽默地写道：“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

 

祖籍福建的冰心在书写北京的春天时，带着少女特有的活跃，也有着淡淡的哲思。这与她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她的父亲谢葆璋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海军司令部二等参谋官，他为冰心创造了一个优渥且开明的成长环境。在《一日的春光》中，冰心写道：“去年冬末，我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写信，曾说我要尽量地吞咽今年北平的春天。”“吞咽”一词流露出一个天真浪漫的少女对北国之春的珍惜、兴奋之情。

 

民国时期的中山公园

 

对风沙爱恨交加

 

北京的春不仅短，而且还时时受到“冬”的干扰。周作人写道：“有一天看见湖上冰软了，我的心顿然欢喜，说：‘春天来了！’当天夜里，北风又卷起漫天匝地的黄沙，忿怒地扑着我的窗户，把我心中的春意又吹得四散。有一天看见柳梢嫩黄了，那天的下午，又不住地下着不成雪的冷雨，黄昏时节，严冬的衣服，又披上了身。”

 

除此之外，风沙也是当年北京春天最常见的特征。当代学者曹太渊曾在《老北平的风沙和雾霾》中提到：“老北平们都熟悉这句话：‘风三儿，风三儿，一刮三天儿。’那时候冬、春季节刮起风来，往往就要连续三天才肯作罢。夹杂着沙尘的七、八级大风很常见。”

 

在《北平》中李健吾说：“灰色是北平的风沙。它给你带来漠北的呼吸，骆驼的铃铛，挣扎的提示。尘土让你回到现实，胡同却是一部传奇”。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在北京呆的时间越长，越习惯这风沙：“住久了北平，风沙也是清净的。”

 

鲁迅曾在日记中形容刮沙尘暴的情形：“风挟沙而昙，日光作桂黄色”，然而面对这自然界的风沙扑面，鲁迅先生似乎并不在意，在《一觉》中，鲁迅对沙尘暴之后的景象还透着几分诗意：“窗外的白杨的嫩叶，在日光下发乌金光；榆梅叶也比昨日开得更烂漫，收拾了散乱满床的日报，拂去昨夜聚集在书桌上的苍白的微尘，我的四方小书房，今日依然也是所谓‘窗明几净’。”

 

《一觉》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最后一篇，《野草》中的散文大多色调比较灰暗，而这段景物描写却非常明丽。联想到这篇前面部分的文字，就能明白鲁迅的深意：“飞机负了掷下炸弹的使命，象学校的上课似的，每日上午在北京城上飞行。”由此可知，比起现实社会的“风沙扑面”、“虎狼成群”，自然界的那风沙委实不算什么。 郑振铎在《北平》中写道，北平春天的风沙给人们出行带来种种不适，但风沙之后北平满院的春色却令人沉醉：“太阳光真实的黄亮亮地晒在墙头，晒进窗里。那份温暖和平的气息，立刻便会鼓动了你向外跑跑的心思。鸟声细碎的在鸣叫着，院子里有一株杏花或桃花，正涵着苞，浓红色的一朵朵，将放未放。”

 

当然，对女性而言，风沙对她们来说，意味着辛苦的打扫。苏雪林(作家和学者，主要研究屈原及其作品)就曾写道：“一个月中总要遇见几次风沙……人家糊窗都用绿纱，纱眼甚密，风沙仍会钻入，地上积了一层，屋中各种器具无不黄沙厚积，扫除擦拭，煞费精神。”

 

风沙是故都的一部分

 

如果说，生活在北平的外省文化人，对春天风沙的感受是复杂的，那么对北京作家而言，风沙就是生命中与生俱来的一部分，既是恨又是爱，离开北京，乡愁总是不分好坏，把北京的一切照单全收，就像梁实秋在《北平的街道》中写道：“‘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这是北平街道的写照。也有人说，下雨时像大墨盒，刮风时像大香炉，亦形容尽致。像这样的地方，还值得去想念么？不知道为什么，我时常忆起北平街道的景象。” 有时候北京的风沙在作家的心里也有着某种隐喻。抗战爆发后，蒋梦麟(著名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迁往陪都重庆，他在《西潮与新潮》中回忆北京，对北京充满眷恋和缅怀：“回想过去的日子，甚至连北京飞扬的尘土都富于愉快的联想。我怀念北京的尘土，希望有一天能再看看这些尘土。”

 

与其说蒋梦麟是怀念尘土，倒不如说，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战乱中对尘土覆盖下的旧日书斋里稳定、规律的知识分子生活的怀念，大概怀念越切，下笔便越充满深情，描写也便更加细致入微：“红木书桌上，已在一夜之间铺上一层薄薄的轻沙。拿起鸡毛帚，轻轻地拂去桌上的尘土，你会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然后你再拂去笔筒和砚台上的灰尘；笔筒刻着山水风景，你可以顺便欣赏一番……”风沙和尘土，已经和那段安稳的旧时光水乳交融在一起。

 

钱歌川(散文家、翻译家，1947年赴台湾，创办台湾大学文学院并任院长)甚至赋予风沙以“北平精神”的内涵，他曾写道：“要没有飞沙，就不成其为北平。正同日本人久不感到地震，就觉得寂寞似的。北平若没有了飞沙，我们一定要觉得有点不够味，缺乏一种构成这个故都的要素，而感着缺陷了。”在他看来，没有领略过北平的风沙，不能算真正懂得北平的内蕴：“一个代表的中国人，一定能赏鉴北平的古香古色，一定能在灰尘中喝‘酸梅汤’，在大街口嚼‘硬面饽饽’，说到古物的保存，尤其要拥护古代传下来的风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