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仲裁时代 围绕南海主权争议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海峡飞虹报道（记者 顾文俊）：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成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12日将做出所谓最终裁决。对于这样一个“仲裁”，中国外交界一位人士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足球场上，一支球队明知对方球队和裁判已经串通一气吹“黑哨”，当然不会同意参与比赛。而现在，这场没有中方参与的“球赛”不仅堂而皇之地踢完了全场，甚至还要对外公布比赛结果。如果中方拒不接受结果，对方就会继续找麻烦。我们怎么办？就此，本台记者顾文俊专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和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锋。朱锋教授认为，对待“裁决”结果，战略上要重视，战术上则是要淡定。

朱锋说：“首先我们气要平、心要静。因为这就是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不管在菲律宾仲裁案问题上这些国家到底怎么折腾，仲裁决定只不过是一张废纸。我们现在对整个仲裁庭的裁决结果在战略上当然要重视，但是在战术上一定要淡定。仲裁裁决出台并不意味着菲律宾仲裁案这出戏就落下帷幕。事实上，后仲裁时代，围绕着南海主权争议激烈的权力博弈才刚刚开始。一方面我们坚定地展示中国在维权问题上的决心，同时向世界宣布中国在南海主权及海洋权益上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还是要跟菲律宾尽快地启动双边的对话。”

就“仲裁”结果会带来的诸多祸害，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撰文说，裁决将导致南海形势发展的不可预测性增加，中美两国围绕是否执行仲裁裁决而展开的舆论战、外交战和海上行动较量将可能异常激烈。对此，中方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对手段，“比如说，舆论上，我们要向国际社会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看来仲裁庭对菲律宾提起的单方面仲裁程序没有管辖权，中国为什么不执行这样一个裁决，当然我们不接受、不参与，仲裁庭做这个裁决也是无效的，对中国没有约束力；外交上，因为美国也在给它的盟友、伙伴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发声，另外可能还会通过一些多边机制，所以外交上面我们要有相应的应对措施；海上行动我们已经有所准备，比如最近的军事演习，还有平常我们的海警，如果美国进入12海里，如果属于挑衅性的行为，我们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

吴士存先生认为，南海对美国来说，是维持其在西太平洋战略优势和海洋霸主地位不可或缺的海域，也是牵制中国海上力量发展不可多得的重要抓手。虽然美国既非南海沿岸国亦非领土争议声索方，理论上我们不应用南海问题来定义中美关系，但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南海问题成了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对此，朱锋教授进一步分析了美国对中国在南海维权行动的过度解读，“今天南海问题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整个亚太地区随着权力结构的变化而出现的一个新的地缘战略争夺的态势，美国眼中中国所有的合理正常的维权行动都变成所谓‘中国想要扩大在海上的军事存在’、‘中国想要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以及‘中国想要突破第一岛链把美国赶到第二岛链以外’。所以这种过度的对中国在南海权益主张的所谓战略解读，确实是今天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合理合情的维权行动做出过度反应非常重要的原因。”

日前，《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称：美国的南海政策体现了其“危险的帝国思维”。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美国对待国际法，总是对人不对己，且每每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上。在1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个别仍在试图拿“仲裁”案抹黑中国的国家已经很难再以国际社会自居，已经很难再以国际法代言人自居。是谁在遵守和维护国际法，谁在曲解、践踏国际法，事实自有公论。吴士存先生对此评论说，实际上首开先例不遵守国际法的大国正是美国，“不执行国际司法或者仲裁，开先例的大国就是美国。1986年，国际法院就尼加拉瓜诉美国案作出最终裁决，美国败诉，而且国际法院裁定美国要对尼加拉瓜进行经济上的赔偿。国际法院有强制执行机制，那就是联合国安理会，而仲裁没有执行机制，所以仲裁和国际司法是两回事。美国不执行有强制执行程序的国际司法，在安理会上动用否决权，否决了尼加拉瓜的提案。美国当时在安理会上的说辞是，‘尼加拉瓜问题涉及到美国的拉美政策，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对政治问题国际法院没有管辖权’。到现在美国还认定国际法院没有管辖权。所以美国指责中国不遵守国际法，美国不占道义上的优势，也没有资格指责我们。”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即便面临域外势力咄咄逼人的舆论态势甚至军事威胁，吴士存先生说，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仍应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维，“南海问题涉及国家之多，涉及到的争议岛礁和海域面积之广，应该说是目前国际上绝无仅有。期待这样的争议在短时间里面解决根本不现实。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归到国际社会解决复杂敏感问题、边界领土问题的普遍选择，即和平协商的方式、直接当事方友好磋商的方式来解决争议。在争议解决之前，通过共同开发来建立互信，为最终解决南海问题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才是正道，也是唯一可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