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知道?革命党发动起义的武器来自“海淘”

纵观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领导的历次武装斗争,所用武器的购运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采取一事一议的“项目制”。由于革命党在国内没有建立革命基地,因此只能单独为每次起义准备所需武器;二是海外购运,即借用革命派在海外的关系网络,从海外(日本、越南等地)购买武器,并通过外籍船只等工具运送回国内。

孙中山起义年表(来源:《黄埔》)

孙中山起义年表(来源:《黄埔》)

 

一、武器的主要来源

 

从各次起义的武器来源来看,革命派开展武装斗争所需的武器来源,无外乎四个主要渠道,即自制、赠送、缴获与购买,其中购买是武器的主要来源。

 

(一)自制

1907年成都起义有党人自制炸弹,负责制造炸弹者为税锡畴,弹形如竹筒,每枚约重十两,厚约二三分,上复以螺旋盖,盖心一小孔如黄豆大,弹内底中心安一铁茎,茎下粗上细,出盖口约二三分。先于弹内实满弹药,然后再盖住,将要爆炸时,始于铁茎顶端扣上四办火,一触即发。这是税锡畴经反复试验而制造而成的。

 

1911年黄花岗之役自制炸弹占了一定数量。炸弹制造地点主要设在香港:“此次举事,在港时设一实行部于摆花街,专制造炸弹。”临近起义时间,又移至广州甘家巷,制炸弹者为李应生,弹壳则由罗购置之,紧接着喻培伦、方声洞从日本回国,也参与到制作炸弹的行列。最初计划制成烟弹及爆发弹五百颗,由于起义日期迫近,仅制成了三百颗。

 

1911年武昌起义中也有自制武器,如在汉口俄租界总机关办公地点一所(即宝善里14号),制造炸弹及办理旗帜文告;结果,10月9日,革命党人在宝善里制作炸弹时不慎爆炸。这次著名的“爆炸”事故险致武昌起义夭折,使得起义不得不提前仓促发动。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缉拿孙中山的“墨领密件”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缉拿孙中山的“墨领密件”

 

 

(二)赠送

1900年惠州起义的军械有部分是日本友人梅屋庄吉赠送的。因为军械缺乏,在香港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闻讯,立即组织人员将一批军械秘密运往三洲田山寨。

 

1906年策划广西起义,郭人漳正好在广西任职,送给谭人凤步枪和手枪数十枝,要他仍回湖南去活动,准备响应广西的起义,后因消息泄露,计划失败,谭人凤也逃到日本。

 

(三)缴获

1900年惠州起义中曾数战数捷。沙湾之战“由统将黄福率敢死士八十人袭清军于沙湾,阵斩四十人,夺洋枪四十杆,弹药数箱”。沙湾之战佛子坳大捷,“生擒归善县巫兼管带杜凤梧,及敌兵数十人,杀守备严某,夺洋枪七百余杆,弹五万发,马二十头”。永湖大捷“夺洋枪五六百余杆,弹数万发,马三十余头”。1907年防城起义革命军袭取防城后,“得枪四五百杆”。1908年钦廉上思起义“计革党四次获胜,当以初二日为最,四次共得快枪四百余杆,弹药无算”。

 

(四)购买

事实上,自制、赠送、缴获都无法满足革命派开展武装斗争的武器要求,因此,购买成为了革命派解决武装斗争所需武器问题的主要方法。

 

1895年广州起义的武器是由杨衢云在香港购买,然后由在香港招募的士兵同船运回广州。

 

1900年惠州起义的武器一是从清军购买,“时有健儿六百人”,而“洋枪仅三百杆,子弹各三十发”,“虽由附近清军防营密购枪械若干,但仍不敷所用”。二是试图获得台湾的军事援助。终因日本政策的变化,援助计划未能实现。三是计划从日本来运送武器至惠州。这批武器原本是菲律宾独立军通过孙中山从日本购买的武器,因为菲律宾革命军在国内的活动暂时受挫,因而答应将从日本购买的武器借给孙中山革命党使用。

 

1907年防城起义的武器是会党由云南、广西两省交界处运至国内的,后占领防城时缴获一部分枪支。由于武器缺乏,孙中山曾经计划由日本购买一批武器接济防城起义,因为交通不便与党内意见分歧,最后改运接济汕尾起义。也就是说,防城起义实际上是在没有武器供应时发动的。

 

1904年长沙之役的武器是从国外购买,随后由水路运往内地。黄兴与龙璋、杨守仁等筹得二万三千余金,备购枪械。当时湖南巡抚奏折中提到此次起义的武器来源是自国外购进:“在外国买有洋枪三百多枝,九月初间到湖口,月内即可运到湖南。东洋学生,已回来多人,约期起事等情。”

 

1907年皖浙之役的武器是从上海购买,徐锡麟到上海购买后堂九响枪五十杆、子弹二万粒。声言枪二百杆,子弹二十万粒。

 

1908年钦、廉、上思起义是从河内商人中购得。同年河口起义是向越南商人购买。1909-1910年广安、嘉定诸役的武器是从日本购买。1911年黄花岗之役中武器的来源是四个渠道:日本、安南、暹罗、香港,据《黄兴胡展堂之报告书二件》,在日本购枪628支,由西贡购160余支,在香港购30余枝。

 

1911年武昌起义发动的武器有自上海购买与从新军购得。至武昌起义成功发动,战事频繁,革命军武器供应主要通过中间人从外商购得。亲历武昌起义的一位知情人透露出了“中立”之下的军火交易内幕:“同船有泰来洋行五金房买办陈吉生(宁波人)频来亲余,陈吉生此行为洋行招揽军械生意,疑余为民军中人,亦意于余,苟需军火,不拘多少,俱可代购。余询以各国现守中立,何以尚能出售,陈吉生笑曰:中立者政府言之耳,个人营业与政府无涉,若用军政府名义,与洋行交易使为破坏中立,若用个人名义何碍中立。各国洋行商人对于此大宗买卖甚为注意,争先恐后,惟恐其不得也,余乃恍然。”

手掷炸弹标本(来源:《协和报》)

手掷炸弹标本(来源:《协和报》)

 

从上述各次起义武器购买的资料中不难发现,武器购买仍有不同的渠道,主要有国内购买与海外购买两种:国内购买来源于从清军购买、从上海购买、从广州购买三个主要渠道;海外购买则主要有从日本、越南等国购买,另外香港购买也应当归入此列。其中,海外购买成为了革命派解决武装斗争所需武器的主要手段。

 

二、海外购运的主要路线

 

革命党人是依照怎样的线路将武器由海外运送至国内的?从各方的记载中,大致可以推测出三条运输线路:

 

(一)日本——香港(或台湾)——东南沿海一带

 

1900年惠州起义原定运送线路应当是台湾—厦门。汕尾起义大体的运送线路:先是日本购买,然后运送至广州防城或者惠州汕尾。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是由日本、安南、暹罗三处购买的武器全部集中在香港,再由香港运往广州。

 

(二)日本——上海——长江流域或者内陆各省

 

1904年长沙之役,当时湖南巡抚奏折中提到此次起义的武器来源就是从国外购进,然后通过湖口,运送到湖南。1909-1910年广安、嘉定诸役的武器是从日本购买,然后运至四川。

 

(三)越南——云南、广西交界——钦、廉地区

 

据1907年防城起义后清军探报:“自防城起事后,清军见会党所用皆新式枪,异常精利,料必有人接济,于是四处侦察”,“军火系由云南、广西交界,广南地方运入西省,得由百色厅转运南宁等一带地方藏匿。然后或水或陆偷入钦、廉”。可知,武器由云南、广西交界运送至钦、廉地区,但是武器的源头是在哪里呢?

 

1908年钦、廉、上思起义是从河内商人中购得,“先向河内法商购得盒子炮百数十杆,并由冯自由在香港购取子弹。托河内西安两轮船买办同志彭俊生黎量徐等私运至海防,交刘歧山等设法送至中越边境”。此处给出了最初的源头,即由越南购进,即越南—云南、广西交界—钦、廉地区。

“电告孙汶(晚清政府视孙文为国贼,常写作“孙汶”——笔者注)输运军火”(来源:《广益丛报》)

“电告孙汶(晚清政府视孙文为国贼,常写作“孙汶”——笔者注)输运军火”(来源:《广益丛报》)

 

总之,从辛亥革命时期武器来源与运送情况来看,革命党的武器主要是以海外购运为主。从来源来分析,虽然自制、缴获与赠送占据一定比例,但是从各次起义来看,购买这一渠道仍然占绝对多数,其中又以海外购运占据了很大的分量;另外,从上海、广州洋商购买也可看作是间接的海外购运。从运送来看,大量武器因为来自海外,因而才会产生如何由海外运送至国内起义地点的问题。总之,海外购运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武器的主要模式。

 

参考资料:

简婷:《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陈绍伯:《同盟会在四川的几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冯自由:《戊申马笃山之役》,《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民国丛书》第二编(76),上海书店1959年版。

 

栏目简介: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海峡飞虹中文网携手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特别策划推出《声音档案——中山先生的一天》,借201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日子,我们梳理中山先生亲历的历史事件,为您讲述民国的史事与人物,缅怀中山先生的历史功勋。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