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失去了平实叙事及客观对话能力

台湾《联合报》25日社论说：最近台湾有两起道歉事件值得讨论。其一是建中刊物《东海东》指责该校校长在和学生沟通校服问题时，说出“一人一票并不公平”等歧视游民及低学历之言语；后经发现校长的说法和语序遭学生断章取义，学生在脸书上向校长致歉。另一件则是台湾“司改会”为监督法官而设的网站，却误植并泄漏了许多人的个人资料，引起法官和检察官不满，“司改会”为此道歉并同意修改。

这两起事件的主体和性质相去甚远，原本难以相提并论；然而，两件南辕北辙的事，恰好反映了台湾社会的共同现象。小至高中生的校刊言论，大至司法改革的严肃议题，无论是《东海东》或“司改会”应该都以监督者自居，也表现得正义凛然；然而，他们最后却把自己变成了“审判者”，甚至刻意利用偏颇的资讯来丑化对方。如此一来，他们恐怕也背叛了自己的初衷。

建中刊物和“司改会”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当然是受到台湾政治氛围的牵引，以为就是要通过尖锐的对立，引起社会大众的注目及挞伐，才有可能促成改革──不论是校服的解禁或是司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台湾社会语言近年严重夸大及负面化的倾向，尤其在政治人物及电视名嘴的熏染下，一般民众的语言除不断提升强度，媒体上更随时充斥指控、打脸、怒呛、驳斥、讥讽等用语。简单地说，人们每次开口，几乎都要加上情绪语词，许多人几乎忘了什么是事实白描及理性回应；在情绪交锋下，社会也就越来越失去对话的空间。

一个社会常民的表达习惯，通常可以反映该社会的文化内涵。以台湾憧憬的瑞士而言，瑞士人说话一向保守，通常保留几分，不喜欢把话说满；这和其喧哗夸张的南邻意大利相比，便是极不同的民族性。在台湾，也有过纯朴简单的年代，但近年因政治对峙彼此挑激的结果，许多人动辄把话说满，甚至说到言过其实的外溢地步。到了这种地步，语言就不再是为了“对话”，而成了“对立”的工具。

以建中的事件为例，当天在场讨论制服问题的师生，不会不清楚校长谈话的整个脉络。然后，有个学生抓住校长的一点语病，经过截头去尾及顺序的加工，再透过刊物的传播，立刻就把校长打成了一个蛮族。虽然只是在文字上动了小小手脚，但建中校长徐建国的声名几乎一夕尽毁，连不明就里的校友都加进来挞伐。试问，学生事后在脸书的道歉，能弥补校长破毁的形象吗？

再看台湾“司改会”引发的争议。表面上，“司法阳光网”的成立，说是为了透明监督，实际上，“司改会”却不择手段地假“监督”之名行“审判”之实，用网络技术操作对司法官进行粗鲁而片面的人格谋杀。当“司改会”引用粗糙或不实的资料来审判其同僚时，有没有想到判决一个案件需要厘清多少事实，需要站在什么客观立场？

假“监督”之名，对他人进行“审判”甚至“诋毁”之实，是台湾政治对峙中惯用的手法；现在这种风气更蔓延到社会各个层面，电视上每天无不充斥着这类场景。问题是，当大家认真追问下去，这些声音究竟呈现了几分事实，结果往往经不起检验。包括在野党指控洪秀柱被国民党以3千万元新台币“搓圆仔汤”的传言，虽经特侦组调查澄清，又如何洗得掉民众心中留存的错误印象？

更可悲的是，这些义正词严的揭弊者或改革者，在“神圣任务”的自我膨胀下，不仅简化了真实的问题，更往往把自己变成了问题的一部分。

建中和“司改会”事件只是两个近例，真正值得挂虑的，是台湾社会失去了平实叙事及客观对话的能力，人们不断利用尖刻偏颇话语来制造对立而不自觉。这些四溢成灾的声音，有办法收得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