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的六张面孔

甲午战争 资料图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随着史料的挖掘和研究的精进,对于甲午战争中一些人物的看法,史学界有了巨大的变化。现就择其要者,略加阐述。

 

李鸿章:

 

以前,李鸿章一向被视为“奸臣”,说他在甲午战争中“避战求和,保存北洋实力”。作为总指挥,李鸿章奏报说,北洋海军仅有八艘主力军舰可资海战,且装备过于落后,后勤保障不足。若与日本海军决战,胜负难料。因此他主张舰队“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作为战略威慑来牵制对手,使日军在海上活动始终存在顾忌,并寻机歼灭弱势敌舰。简单地说,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判断是,攻固难胜,守则有余。事后看,这个判断是相当客观的。

 

对中国陆军,李鸿章知道能派上用场的并不多。以淮军为主体的、担任北洋边海防卫的陆军只有5.4万人,其中机动兵力2.5万人。这些为国戍边的勇营部队,却不在国家编制之内,一应吃穿用度均由地方自筹,身份类似民兵。大清的正规军是八旗、绿营,虽近百万却不堪使用,每年还要花掉清廷2000万两白银。这笔钱相当于北洋海军建军购舰的全部费用。

 

与之相比,日本陆军的机动兵力有12万人,几乎全部投入了中国战场,战时任何一个兵团均在3万人以上,超过中国机动兵力的总和。甲午之战,日本是举国总动员,中国却只是北洋地区总动员。这个是皇帝定的,怪不得李鸿章。

 

事后来看,李鸿章如果能在自己掌管的洋务企业加大资金投入和研发力量,自主生产出像日本那样的重火器、开花弹,或许战场上的胜算能大一些。

 

翁同龢:

 

此时光绪皇帝极为信赖的,乃是军机大臣、帝师翁同龢,亦是清流党的领袖。清流党以清廷中枢的京官为主,虽饱读诗书却不谙时务,仅凭道德标准议论时政,任何对外妥协的官员,都会遭到抨击甚至被指为“汉奸”。后世对李鸿章的负面评价,往往是从清流奏章中找到的“史料”。

 

李鸿章当时的职务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北洋大臣负责北洋(即环渤海地区)各通商口岸的对外交涉以及海防,直隶总督的权限仅及于直隶一省,是地方官员。李鸿章驻节天津和保定,不仅无法直接参与清廷的讨论,甚至未经皇帝召见,都不得擅自入京。

 

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党,早就对李鸿章等洋务派心存不满,必欲除之而后快。翁任户部(相当于财政部)尚书时,1891年全力推出了外购军火的禁令。甲午战争期间,清流对李鸿章及其海陆部将的无端参劾滚滚而来。这些参劾不管事实是否准确,只看是否惊世骇俗,因此往往极尽编造、夸大之能事。如果编造的故事过于离奇,以致君怒罢官,言官反而感觉十分骄傲,认为自己强项敢谏,满朝清流还会以之为榜样。

 

因为弹劾者只承担有限责任,奏章的杀伤力甚至超过了日军的炮弹。淮军大将卫汝贵冤死刀下,海军统帅丁汝昌险交刑部治罪,均拜清流所赐。有篇弹劾李经方(李鸿章之子)甘当日本人驸马的奏折,极为荒诞,翁同龢却大为赞赏,称其写得“绝妙”。将政见之争看得比国家利益还重,这是翁同龢之过,也是他最终被慈禧和光绪弃用的原因。

 

叶志超:

 

平壤之战,是甲午陆战的转折点。清军一败涂地,彻底击溃了人们对大清陆军的信心。多年以来,下令从平壤北撤的提督叶志超,被斥责为贪生怕死的“逃跑将军”。但叶志超一向作战英勇无畏,有“叶大呆子”之称,何以在平壤竟判若两人呢?

 

9月15日,叶志超统率1.5万清军驻守平壤,与1.6万余日军苦战一百天。卫汝贵部盛军、马玉昆部毅军顽强作战,奉军统领左宝贵在恶战中为国捐躯。日军进展有限,整个白天的战斗可谓势均力敌。然而,集结到平壤的清军,都是勇营部队,虽是国防精锐但却不在国家编制,得不到国家后勤的支持。他们接令后火速出发,军火、粮食、辎重等大宗物资,无法随军大量携带,只能留待后路陆续筹措后向前线转运。

 

清军杂乱而迟缓的后勤,没能及时将弹药、粮食运到。平壤守军15日激战一天后,弹药已少得可怜,根本不够一天同等强度战斗的消耗。最夸张的是加特林机关炮的弹药存量,仅够再发射几分钟。比弹药更困难的是粮食,大部分清军除出征时携带的军粮外,没得到任何补给。叶志超只好就近筹措,但平壤不过两万人口,倾其所有也仅够上万清军维持三日。

 

在“子尽粮完”的绝境下,叶志超与众将集体会商后,决定假意投降,然后连夜弃城北撤。日军对白天还英勇无比的清军,傍晚突然要求缴械投降满腹狐疑,遂在要道设伏。清军雨夜撤离,陷入重围,溃不成军。

 

丁汝昌:

 

甲午战争中的海战,远比陆战更为后人瞩目,除了邓世昌的事迹深入人心外,还因为号称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竟然全军覆没。于是,有人指责海军提督(相当于海军中将)丁汝昌,说他以陆军出身统率海军,使用了错误的阵法,制定了保守的战略。

 

丁汝昌出身于刘铭传的铭军,是水师军官,后铭军北上剿捻,水师改马队,丁汝昌才成了骑兵军官。这个是有案可查的。但内河水师与大洋上的海军有质的不同。丁汝昌统率海军后,虽十数年勤学苦练,完成了向海军统帅的转型,但他在舰队内部,仍然只负责人事、后勤、舰队活动方针等行政性事务,具体的舰队训练、作战指挥,则由在他之下的左、右翼总兵(相当于海军少将)承担。

 

左翼总兵林泰曾兼任“镇远”舰管带(舰长),右翼总兵刘步蟾兼任“定远”舰管带,二人均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且留学英国,是真正的“海军专业”出身。应该相信他们选择的阵法、战略,绝不致一无是处。

 

舰型决定阵法,实力决定战略。黄海海战,中方以横阵迎敌,是因为北洋舰队所有军舰的火力设计,都格外强调舰首方向,横阵才能使炮火威力最大化。五个小时的海战中,中方命中率远高于对手但却惨败的原因,主要是炮弹缺乏且威力太差。北洋舰队以不能爆炸的实心弹为主,开花弹奇缺且不能国产;而日本海军用的全是开花弹,里面填充了自行研制的苦味酸烈性炸药,杀伤力惊人且均为国产,要多少有多少。因此,海战之败是败在科技创新上,而不是阵法抑或战略上。

 

李秉衡:

 

山东威海是北洋海军屯泊基地,海防上归北洋大臣指挥,但威海城外地域的防务都属于山东巡抚的职责。李鸿章的另一职务是直隶总督,与山东巡抚并无隶属关系,他不能直接指挥山东省军队。因此守御威海军港,特别是其后路的安全保障,没有山东省的配合是不行的。

 

甲午战争爆发后,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党,撺掇光绪皇帝调走了与李鸿章默契配合的福润,改任李秉衡为山东巡抚。李秉衡一向是清流党在地方上倚重的实力派人物。

 

黄海海战,中日各十二舰参战,中方五舰沉没,四舰重创;日方不仅一舰未沉,且用四天就恢复了舰队战斗力。在旅顺未及修复的北洋舰队泊入威海湾时,“镇远”又不幸触礁瘫痪。然而,只要威海后路不失,日本海军是不可能从正面攻入威海湾的。此时清廷已着手与日本政府谈判,保住军港和舰队这块实力砝码,意义重大。

 

但是,李秉衡为了扳倒并最终取代李鸿章,与中枢的清流们上下勾结,虚张声势,不真正向十万火急的威海派遣一兵一卒,反而在援军、弹药上处处掣肘,坐视北洋海军困守孤岛,弹尽粮绝。可悲的是,后人常常对拼杀殉国的烈士诟病苛责,但却从李秉衡瞒天过海的奏章和义薄云天的口号中找到了“爱国”的史料。

 

方伯谦:

 

甲午战争中的英雄太多了,但“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却是十足的狗熊。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一些方伯谦旁系后人的主持下,曾掀起过一段为方伯谦“平反”的活动,但因为没有任何可信的史料依据,并不被史学界认同。

 

方伯谦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并留学英国,深谙官场之道,备受李鸿章、丁汝昌器重,身为管带却有总兵头衔。与他宦海得意相伴随的,是令人艳羡的私人生活。方伯谦在北洋海军巡历必经的港口,遍布房产和小妾,无论是船到威海、烟台、福州或上海,在他的年谱中都能见到回寓的内容。他的这种行径,被某些人误以为是北洋海军的普遍现象加以指摘。

 

日子过得太美了,就磨掉了军人的锐气。在丰岛海战中,“济远”高悬白旗,亡命狂奔,见日舰紧追不舍,又挂起了日本海军旗。侥幸脱逃后,方伯谦编造的击伤日舰等一系列谎言,历经后世的影视剧传播,都快成信史了。黄海海战,方伯谦故技重施,在邓世昌与舰同沉之后,夺路而逃,“茫茫如丧家之犬”。

 

方伯谦误国,清廷、李鸿章、丁汝昌、刘步蟾、各舰官兵齐声喊“斩”,那发自心底的怒吼声,120年后的今天,都仿佛能够听见。

 

甲午战争中可说的人和事太多了。只有了解了真相后,才能信心满满,既不自大,也不自卑;扬长避短,去迎接民族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