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淡泊背后的风华

钱钟书与夫人杨绛

 

博学、恬淡、低调……这几个词汇都可用于描述杨绛和钱钟书伉俪的公众印象。

 

钱钟书在世的时候，几乎不见媒体记者，报刊和电视难见宣传他的踪影，甚至一些不重要的学术活动都不参加。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也如出一辙，只忙她份内的事，坚守她和钱钟书的文字世界。杨绛曾对记者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

 

然而，就是这位淡泊处世的老者，她的作品曾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老人百岁华诞即将到来之时称她为“国家的宝贵财富”。一代才女在“人生边上”的思考闪耀着人生智慧……

 

才子佳人的世纪良缘 “缘起一面”

 

杨绛本名杨季康，她曾如此解释自己的笔名来历：“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由此‘杨绛’便成了笔名。”1941年，她在上海一家小学任代理教员时写喜剧《称心如意》，是第一次用笔名“杨绛”。1943年1月，《称心如意》由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生搬上舞台，5月上海联谊剧团在金都大戏院进行演出。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一个开明知识分子家中。父亲杨荫杭曾先后考入北洋公学、南洋公学，尔后又留学日本、美国。学而优则仕，杨荫杭在日本和美国学的是法律，归国后历任民国政府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

 

杨绛生在北京，未满百日，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杨绛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

 

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身为大家闺秀又是才女，杨绛却全然未脱孩子般的淘气。在东吴大学时，除了戏曲、歌咏、器乐演出外，她还很得意自己善于“削水片”，“一片薄砖或瓦片抛出去能在水面上跳十几跳”。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着浪费时间，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借读燕京大学的手续办妥，杨绛的父亲不大放心，说：“你若能邀约到男女同学各3人同行，我便同意你去。”杨绛果然约到周芬、张令仪两女生，孙令衔、徐献瑜、沈福彭三位男生。张令仪本约定同行，但她临上火车，变卦不走了。

 

1932年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上。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在四处打探，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三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空。

 

杨绛一行5人须经考试方能注册入学。杨绛考试结束后，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友蒋恩钿，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这是钱钟书和杨绛第一次见面。

 

杨绛初见钱钟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钟书，说杨季康(杨绛原名)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钟书存心要和杨绛好，定要孙令衔说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钟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两人虽然没有互倾爱慕，但从此书信往返，以后林间漫步，荷塘小憩，开始了他们长达60余年的相濡以沫。或许这份“命中注定”可以追溯到更早，杨绛8岁的时候陪爸妈去无锡的一处旧宅看房子，那正是钱钟书家租住的房子……

 

杨绛并不认为她和钱钟书是“一见倾心”，因为之前杨绛就听到过钱钟书的“聪明和才华”，以及他的冒牌“未婚妻”。杨绛与钱钟书交好以后，给费孝通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仍跟杨绛做普通朋友。后来，费孝通与钱钟书也成为朋友，与他们夫妇友好相处。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钟书出国前新买的一双皮鞋，刚下飞机鞋跟就脱落了。费孝通手头有外币，马上借钱给他修好。钱钟书每天为杨绛记下详细的日记，留待面交，所以不寄家信。费孝通主动送他邮票，让他寄信。钱钟书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曾去拜访杨绛，杨绛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但费孝通有新作出版，仍送杨绛“指正”，有时也派女儿或身边工作人员探望杨绛。

 

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结婚。在别人印象中“书呆子”气十足的钱钟书，在生活上对杨绛却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随后，夫妻俩游学于英、法。杨绛和钱钟书都学西方文学，读同一方面的书，都在图书馆埋头用功，像书虫那样“饱蠹”，还相互交流。杨绛说：“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感情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锺书不是大诗人，但评论诗与文都专长。他知道我死心眼，爱先读原著，有了自己的看法，再读别人的评论或介绍。他读到好书，知道我会喜欢的，就让我也读。”

 

杨绛爱读诗，中文诗、外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钱钟书一起谈诗论诗。他们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并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杨绛说：“妥贴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杨绛夫妇的生活尽管忙乱，然而钱钟书的“痴气”时而“发作”，为生活平添了几分欢乐。据杨绛回忆：锺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劲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1937年，女儿钱瑗在英国出生。1938年，杨绛随钱钟书带着1岁的女儿回国。

 

杨绛曾向钱钟书转述一位英国传记作家对自己美满婚姻的描述：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钱钟书当即道，我和他一样。杨绛说，我也一样。

 

“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是钱钟书曾写给杨绛的“赠语”。冰心生前则如此评价：“他们是现在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幸福的一对，学者才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有风骨、风度，又有风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可敬可爱的一对朋友。”

 

住“牛棚”的“模范夫妻” 相会菜园的佳话

 

在清华大学当研究生时，叶公超教授让杨绛从英文翻译一篇论文《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杨绛并不热心政治，那篇文章既沉闷又晦涩。杨绛曾回忆说：“我七翻八翻，总算翻出来了。”交了卷，却得到叶公超的好评，没有多久就在《新月》杂志上刊登出来了。这是她的第一篇译作。

 

日本投降后，杨绛一度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外文系教授。她曾翻译过英国伤感主义作家哥尔德斯密斯(1728-1774)的散文《世界公民》中的一段，起名《随铁大少回家》，发表在储安平的杂志《观察》上，博得傅雷的称赞。

 

解放战争胜利后，杨绛应聘到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任教。16世纪中期，西班牙出版的《小癞子》原名《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描述了一个卑贱穷苦孩子痛苦遭遇的故事。杨绛到清华大学工作后，读了英译本西班牙经典之作《小癞子》，很喜欢，就认真地把它译了出来。后来得到法译本，又重译了一遍。可是，她又发现转译中的错误，于是又从西班牙原文第3次译了这本小说。她认为“从原文翻译，少绕一个弯，不仅容易，也免了不必要的错误”。

 

1953年院系调整后，杨绛被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科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直到退休。

 

1958年全国“拔白旗”，杨绛的《论菲尔丁》是被拔的对象。杨绛曾说：“我这面不成样的小白旗，给拔下来又撕得粉碎。”就此，她决心再不写文章，遁入翻译。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那年8月9日，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等等。3天后，钱钟书也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百般侮辱。钱钟书屡遭无端攻击与诬陷时，杨绛全力卫护他。造反派把忿怒洒在杨绛头上，批斗她给钱钟书通风报信。杨绛没有感到屈辱，反而认为值得自豪。

 

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一天，钱钟书在被揪斗中，头发给人剃成纵横两道，成了“十”字怪头，亏得杨绛一向是钱钟书的“理发师”，赶紧将“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十”字。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

 

1969年11月，钱钟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罗山县。刚下去时，钱钟书负责烧开水，成天围着锅炉烧水，烧得“两鬓苍苍十指黑”!而且，冬天的北风老往炉膛里灌，水老烧不开。次年7月，杨绛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杨绛被分配在菜园班，每天早出晚归，集体劳动，还参与过掘井的工作。“我以菜园为中心的日常活动，就好比蜘蛛踞坐菜园里，围绕着四周各点吐丝结网;网里常会留住些琐细的见闻、飘忽的随感。”

 

菜园距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过10多分钟的路。当时，钱钟书负责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后来，钱钟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杨绛陪钱钟书走一段路，再赶回去守菜园，“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传统戏曲中的才子佳人相会后花园，在这里有了新的演绎。他们在风和日丽时，就同在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站着说几句话就走。钱钟书平日三言两语，断续写就的信，就在这时亲自交给杨绛。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

 

10年的劫难，10年的缄默，10年的荒废，对于惜时如金，以写作为生命的杨绛夫妇来说，该是一场多么痛苦的灾难，一种多么罕见的浪费。曾有人问杨绛：“你们有没有为自己当初没有离开大陆而后悔?”杨绛说：“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10年“牛鬼蛇神”生涯，让杨绛对民族、对民生、对苦难有了最深刻的体验。

 

“文革”结束后，杨绛和钱钟书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他们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终日沉溺于自己的学问事业。被选为政协委员的钱钟书也总是因病“逃会”，不理“政事”。在他们眼里一切的名利都如浮云，惟有时间重于黄金。浩劫过后，她才重新提笔。她的《干校六记》悲凉中包含诙谐;《洗澡》则是智趣地描绘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群像”。杨绛超凡的知性令她看得透人性的缺陷与局限，但她的理解和包容又让她下笔敦厚而温婉。

 

即便在动荡的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后来，西班牙国王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以表彰她为西班牙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的杰出贡献。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以羸弱的身躯挺立着“打扫现场”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与钱、杨相比，作为女儿的钱瑗实在是太普通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一个在生活中辛苦奔波的赶路者，一个被父母视如掌上明珠却难逃命运劫数的女儿。直到杨绛的《我们仨》面世之后，他们的爱女钱瑗才始为公众所知。

 

钱瑗自幼通晓英文，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了俄文。她的外语才能精湛，她的学识渊博，她的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勇于创新，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钱瑗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无论是在教学领域还是科研著述上，她都取得了很多人无法企及的成就，也赢得了同行的各种赞誉与尊敬。在杨绛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杨绛曾夸女儿教出的学生，到处都是抢着要的;女儿备课备得很仔细，所有例证都很好玩，学生都爱听。杨绛夸女儿是个标准的共产党员，“去讲课从不打的，有一次忙得穿了一只黑鞋，一只黄色的鞋，没办法，找人借了一双鞋。她回来跟我说闹了一个大笑话，我就笑了。我心疼她，我总让她打的去，她总是不肯，怕人家看见，我说她是‘赔钱养汗’”。

 

钱瑗后来患肺癌转脊椎癌，1996年初住院已是癌症末期。入住医院以后，钱瑗已非常衰弱，可能预感来日无多，尽管忍受着疾病和治疗的折磨，还想利用她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的时间，把过去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留为纪念。1996年11月3日，医院报病危，杨绛方知实情，忙劝女儿“养病要紧，勿劳神”。钱瑗无奈只好停笔，结果停笔后的第5天就去世了……她想写的《我们仨》就只得由母亲杨绛来完成了。

 

独生女儿钱瑗的病逝，对杨绛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白发人送黑发人该是何等的痛苦!女儿离世时，钱钟书卧病医院，杨绛怕他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暂时不敢把女儿去世的噩耗告诉他，独自承担了一切悲哀。从《我们仨》一书中可以看到，从女儿病重住院开始，一直到去世，杨绛始终用一种诗意的梦境来表达她的悲哀，文字虽然简练，哀伤却是层层递进、浸入骨髓的：“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我的心上又绽出几个血泡，添了几只饱含热泪的眼睛。”“我的心上连连地绽出一只又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来……”

 

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翌年12月19日，相伴了60多载的丈夫钱钟书又离她而去。遵循钱钟书遗嘱，后事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告别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也不留骨灰。杨绛一直陪送钱钟书的遗体到焚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难舍难分。

 

几年的时间里，两个亲人先后住院，又先后去世。杨绛就生活在家与两个医院的往返奔波之中。那时钱钟书已经不能进食，为了给丈夫加强营养，杨绛每天都要为他熬西洋参汤，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菜泥、肉泥和用针一根根把刺挑出来的鱼肉泥。然后再送到医院。天天这么打，天天这么送，风雨无阻……她瘦小的身躯，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倒下，但却总在那里坚持着。

 

这个家庭曾经是那么和谐温馨，两年间失去了两个至亲之人，只留下88岁高龄的杨绛孑然一身。这个打击是致命的，是痛彻心肺的，不是一般人能挺过来的。她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样，可是她却没有躺倒，杨绛以她那羸弱的身躯挺过来了。这让杨绛对生、老、病、死有了透彻的领悟，希望自己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钟书语)。家里的一切都保持女儿和丈夫在世时的旧样。杨绛经历过许多变故，但她却总能以处乱不惊的乐观心态安然渡过难关，实属不易!她说，我不能倒，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他们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早在1994年，钱钟书患病割去一个肾脏，住院期间，杨绛守护在身边，帮助他解脱痛苦，给予安慰。杨绛曾在给著名翻译家高莽的信中写道：“锺书仍重病。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前，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她的责任太多、太重、太复杂了。4麻袋手稿和读书笔记，收藏的文物，全家的东西，都得要她亲手处置。可是这时的杨绛早已身心交瘁，连走路都要扶着墙壁。她要让自己伤痛的心静下来，要喘一口气，寻找一个使精神得以安宁的港湾。从中外贤哲的书中，她终于选中了柏拉图的《斐多》，决定通过翻译这本书来忘掉自己。

 

晚年，杨绛开始“打扫现场”，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钟书的手稿书信。钱钟书的手稿多达7万余页，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至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

 

钱钟书手稿的文字密密麻麻，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杨绛说：“他摆得一摊一摊的，他的乱虽然乱，但他自己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儿，一拿就有。等到我来弄，就不知道了。有的东西拼得对上了，有的对不上，这样接起来费了不少时间。”亏得杨绛耐心细心，一张张轻轻揭下，缓缓抹平，粘补缺损，分类装订，认真编校、订正……

 

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几年来，杨绛以全家3人的名义将高达数百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以奖掖那些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他们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对此，杨绛风趣地说：“其中当然有《堂吉诃德》的很大贡献，这说明堂吉诃德没有死，他还在中国实行他的骑士道呢!”

 

杨绛被更多读者熟悉，是她进入晚年后，岁月的积淀赋予她深厚又和婉的智慧光华，像下午四五点钟的阳光，绚丽、柔美、暖和，却毫不刺目。也曾有人说，读杨先生的文章，能够感受到一种文字之外的信息，感受到一种沉潜的定力，任何尘世繁华都无法令其动摇。但是，最难能可贵之处还不在此，最可贵最感人的是杨先生的真诚。无论做人还是作文，她都从不作秀，不自欺，不欺人，实事求是，朴实无华，无伪地面对一切。因此，她的文章就具有了震撼力。

 

杨绛现在开始漫不经心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她说：做完他们的事情，心里才踏实，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经不要紧了，即使现在走了，也可放心了!

 

“走在人生边上”的长寿智者

 

 

2011年1月25日下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来到杨绛家中，送上插满鲜花的花篮，给杨绛拜年，并祝她健康长寿。贾庆林深情地说，杨先生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在创作、翻译、评论、剧作等领域都倾注了心血，卓有建树，影响深远。“您崇高的精神境界、淡泊谦逊的人生态度、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我们感到由衷地敬佩。”

 

杨绛一直非常低调，不太喜欢过生日。已是期颐之年，杨绛仍然笔耕不辍，每天伏案工作，翻译和创作了大量作品。显然，坚持锻炼是老人长寿的一大要诀。杨绛习惯早上散步、做体操，慢慢做各种动作，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流连忘返，呼吸清爽怡人的新鲜空气。高龄后，以前坚持的户外散步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弯腰还能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此外，她独特、深刻而又丰富的精神境界里，或许蕴含着独到的长寿经验。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这一点，宁静淡泊的杨绛做到了。她认为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大胜利。这便是她的人生哲学与养生哲学。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从不张扬，从不趋炎附势。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非常过时的柜子、桌子，老旧的样式，始终安之若素，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入眼只有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都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一些淡雅的花草，散摆在案头和阳台，给她带来一些春的气息。杨绛总是说，我这样已经很好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

 

曾有人评论说，从杨绛涉足文坛开始，她坚持写作时心灵的自由表达，既不诉诸个人功利，也没有文学启蒙的救世主情结，而是抒发自我、关注个体，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与文学的时代潮流始终保持距离。这种创作态度代表着一类知识分子清高孤傲和明哲保身的价值取向，倾向于以文自娱或以文养身的贵族气，这类知识分子往往容易为主流话语所遮蔽。

 

杨绛不承认自己是作家、翻译家，只认为自己只干了一些本职工作。其实老人可谓著作等身，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斐多》……即使年过九旬，杨绛也为世人呈献了闪耀着她人生智慧的《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然而，杨绛笑言自己“一事无成”。

 

杨绛精通英法两国的文字，晚年又自学了西班牙文。她说：“我翻译的书很少，所涉及又很窄，几部小说之外，偶有些文艺理论，还有小说里附带的诗，仅此而已。”“但是我翻译的一字一句，往往左改右改、七改八改，总觉得难臻完善……”从中可以感受到她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她说：“翻译是一项苦差事，我曾比之于‘一仆二主’。译者同时得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个主子是译本的本国读者。他们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言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我对自己译本的读者，恰如俗语所称‘孝顺的厨子’，主人越吃的多，或者吃的主人越多，我就越发称心惬意，觉得苦差事没有白当，辛苦一场也是值得。”

 

如果说杨绛先前的作品关照的是世事，是社会，那她晚年的作品则是在关照自己。那些文字是对至亲的、但不可再见之人的耳语，是她千千情结之心的独白，因而更显生命的沉重，也更显思想的精邃和绮丽。2007年，95岁的杨绛出版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死亡，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对于死亡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系统。《走到人生边上》可以看作是杨绛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灵魂等哲学命题的一次终极思考。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世纪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阻碍我思想的自由。”文章一如她的风格不疾不徐，有条有理，显现了杨绛的睿智多思。

 

有一年杨绛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对此，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研讨会。

 

杨绛一向认为研讨会应该叫做“检讨会”，否则“它对作家来说就没有多大意义。我不参加‘检讨会’，不是不打算接受批评，而是我写过了，看不看是读者的事，我不能强迫任何人看我的东西。而且我已经把多年来受到的批评，改在了实际作品中”。

 

即便是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纪念钱钟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杨绛也没有出席，为的是恪守她与钱钟书的诺言，“钱钟书生前跟我说，自己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

 

如今，闭门谢客的杨绛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听力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她曾对记者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打扰特别多，尤其是电话太多，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就这样会被消耗掉。你能不能代我转达给那些想来采访或看望我的朋友们，杨绛谢谢他们的关心，但千万不要过来看我。你想，即使大家来了，就算同我聊了一天，又能怎么样?我们也不可能只凭这一天交谈就成了朋友吧，还是请大家给我留些时间吧，那样我写些文章出来，大家看到后就权当成我写给大家的一封信吧。”走在人生边上的杨绛，以其高风亮节和坚忍顽强，挺起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

 

本文原载于《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