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士张伯驹

写字、作画是张伯驹夫妇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

今夏苦热，乃邀友人鉴赏藏画以祛暑。

其中有张伯驹戊午(1978年)冬画的一轴彩墨小写意《竹石图》。这幅竹石图布局舒展爽朗，清新隽永，用笔轻重缓急及用墨干湿浓淡，恰到好处。图中竹枝挺劲参拔，竹叶墨色变化酣畅淋漓，呈现一派生机盎然的蓬勃气象，透露出作者劫后余生、欣逢盛世的喜悦心态。画右侧，有我国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妍婉秀美、潇洒俊逸的长篇题跋。

张伯驹，我国当代大收藏家，是集书画、诗词、戏剧诸艺于一身的文化奇才。因收藏康熙皇帝御笔“丛碧山房”墨宝，字号“丛碧”。他出身贵胄门第，其父与袁世凯为姑表兄弟，清末壬辰(1892年)进士，民国初年任河南都督，后弃政从商，任盐业银行经理。张伯驹早年与末代皇帝溥仪堂兄溥侗、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比肩为“民国四公子”。四公子各有千秋。张学良少年统帅，因西安事变名垂青史。袁克文工古文诗词戏曲，晚年穷困潦倒，成末路王孙。溥侗是同情光绪的近支皇族，能书善画，曾在清华大学等处任教，晚年在荣宝斋卖字为生。

张伯驹青年时期，曾入袁世凯兼团长的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羁寓军旅。后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下任职，寄身官场。因不满军阀尔虞我诈，厌弃仕途，解甲从商，子继父业，任盐业银行常务理事兼总稽核。有了如此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得他从此倾心艺事，走上收藏、研究艺术之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伯驹以大收藏家名世，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不惜鬻产举债，倾家殒命，收藏了传世最古之书法西晋陆机《平复帖》，传世最古之绘画隋展子虔《游春图》。

中国书法史上，除发掘出土的战国竹简、汉代木简外，历代世上流传且出于名家之手的，以西晋陆机《平复帖》为最早。此帖为一千七百多年前，东吴名将陆逊之孙陆机问候好友患疾、遥祝平复的便函，凡九行八十四字，字奇古坚劲，如万岁枯藤，与阁帖晋人书不类，是由隶变草之体，较王羲之手迹还要早七八十年。此帖历经唐、宋、明、清，流传有序。辛亥之变，清室被推翻。道光帝六子奕訢之孙溥伟逃往青岛，将此帖留给在京的弟弟溥儒。张伯驹担心此国宝像唐韩干的《照夜白图》那样，被古董商盗卖流出国外，遂多次托人与溥儒联系。1937年春节前，溥儒为母治丧，亟需款项，经民国教育总长、大藏书家傅增湘之手，终以4万元售张。腊月二十九，这件有“墨皇”之称的稀世珍宝送到张伯驹寓所。从此，他将北平寓所命名为“平复堂”。并在抗战西迁入秦避难途中，将此帖缝在身穿的棉袄中，视同生死。

1945年，日本投降，伪满覆灭，被溥仪从宫中盗出的书画珍宝散失于长春、通化一带。国民党接收大员、文物鉴藏家、外国古董商及北京、长春、沈阳、天津等地的古玩店老板，为猎取文物进行角逐。在这种背景下，张伯驹不惜倾家荡产，从古董商马霁川等手中购得展子虔《游春图》。展子虔是北齐至隋之间，上继六朝传统、下开唐代画风的大画家。后人称为“唐画之祖”。《游春图》绢本，青绿着色，用妥善的经营，丰富的色调，画出了春光明媚的湖山景色及游人的生动神态。《宣和画谱》称之为“咫尺有千里趣”，“天下画卷第一”。初始，张伯驹认为这样的珍贵书画，不宜私人收藏。他找到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以经费困难，委蛇推诿。为使此卷国宝不致售与洋人，张伯驹忍痛将居住多年的原本是清宫太监李莲英的旧墅、北平城内少有豪宅，出让给辅仁大学，加上夫人首饰，凑足二百四十两黄金，以付画款。时南京总统秘书长张群致函张伯驹，表示愿以五百两黄金入藏。张伯驹复函：“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抗战期间，张伯驹遭汪伪匪徒绑架，并以“撕票”相威胁勒索巨资。他却关照夫人：“宁死魔窟，不卖家藏。”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被聘为文化部顾问，逐渐融入新社会生活。他和末代皇叔载涛等组织京剧艺术研究社，参加李济深等发起的北京棋艺研究社任理事兼总干事，被齐白石、于非闇等组织的中国画研究会聘为理事，被郑诵先、叶恭绰等成立的中国书法研究社选为副主席。对此，张常谓“生正逢时”。在这种太平盛世的文化氛围下，1956年，张伯驹夫妇将多年宝藏的《平复帖》等八件国宝级书法无偿捐献给国家，同时还将另一件稀世珍品唐李白《上阳台帖》赠送毛主席(毛观赏后嘱中央办公厅转故宫博物院)，加之早年捐献的《游春图》，使最珍贵的稀世国宝进入故宫博物院，完成了神圣的历史使命。

天有不测风云。在上世纪风暴迭起的五十年代，张伯驹因言获罪，被戴上右派帽子。友人章伯钧为其鸣不平。他却漠然回答：“你以政治为业，右派帽子十分要紧。我是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用我是这样，不用我也是这样。”一派名士泰然、淡然和超然之风。六十年代，与张伯驹有通心之交的陈毅副总理通过他的部下、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将张调到吉林任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时无馆长)。为报知遇之恩，张伯驹在编印吉林省博物馆藏画集时，因内无宋画，遂将珍藏多年，留在手中“欲自怡，以娱老景”的中国绘画史上存世最早的女画家作品《宋扬婕婷百花图卷》捐出。这样，张所藏晋唐宋元名迹尽归公家。“文革”浩劫中，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批斗关押，遣送农村劳动改造。后因原籍不在吉林，让他病退返京。屡经磨难的张伯驹夫妇回京后，没有工作，不能落户，成为生活无着的“黑人”，加之市井小人刁难，陷入从未有过的困境。1972年初，陈毅副总理逝世。毛主席参加陈追悼会，张伯驹为陈毅元帅撰写的一副长达八十字的挽联，对仗工整，用典精当，情感真挚，气势沉雄，引起毛的关注。周总理遵毛主席嘱托，让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聘请张伯驹为文史馆馆员。1978年，张伯驹的所有问题得到平反，从此他进入晚年诗词书画创作鼎盛期。

张伯驹先生一生，喜爱人间美好事物，尝尽世上酸甜苦辣，富不骄，贫能安，苦乐兼备，命运多舛，狷介铮骨，宠辱不惊，实乃旷世之人杰。其传奇一生，亦本色一生，不因时世而迁移，不随境遇而更改，浓缩着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书写着一代名士之大德懿行。

纵览古今中外历史，人类世代相传靠什么?一靠生产力发展，二靠文化传承。我国已故著名国学家钱穆先生曾断言，一国家、一民族之兴亡成败，“惟视其文化”，“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灿烂光辉而遽丧其国家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负文化使命价值之真凭实据也”(《国史大纲》)。

中国古代文物，是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之缩影，是世界人类发展史之瑰宝。张伯驹先生倾其一生财力、物力和精力，矻矻终日，矢志不移，抢救中华稀世文物，研究弘扬传统文化，就是为了维系中华民族文脉薪火相传、绵延不断。他在捐献国宝致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函中云：“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序，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耿耿其心，殷殷其情，铮铮其言，仅以此观之，自足千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