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苦禅：国画大师的“特工”生涯

抗战时期李苦禅在柳树井胡同2号的留影。

 

李苦禅画作《英视瞵瞵卫神州》

 

编者按：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除了战火纷飞的前线，整个八年抗战期间，还有很多仁人志士在敌占区从事秘密地下情报工作。由于任务的特殊性，他们的故事如今已渐渐湮没。鲜为人知的是，国画大师李苦禅也曾是这些秘密抗战“特工”中的一员。

 

你去投八路吧

 

找个什么借口脱身呢?袁祥峰又想到了苦禅先生。他提笔给苦禅先生写了封信，请他给徐州发封急电，佯称“母亲病故，速返京治丧”。拿这个假电报为借口，袁祥峰获假顺利返回根据地。

 

卢沟桥的炮声停了，29军撤了，北平沦陷了。

 

一天，两个穿着新民服的家伙儿来到城墙根下的柳树井胡同2号，毫不客气地推开随墙的小街门，故意踱着四方步，趾高气扬地对小南屋喊道：“李先生在吗?您有好事了!”没等主人回话，两个家伙就径直闯进了小南屋，对一位宽脑门、大眼睛的壮实中年汉子说：“我们哥俩儿是新民会的。我说李先生，算您老福分大，上峰想请您到我们新民会做事。”

 

中年汉子瞄了这两个家伙儿一眼，用浓重的山东口音不屑地说：“我李某只会画画儿，不会当官。我说二位，没旁的事就请便吧!我没闲工夫磨牙!”

 

这不就是逐客令吗?瘦个子显然被气着了，涨红着脸说：“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闻听此言，中年汉子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这两个家伙吼道：“你们给我滚出去!”

 

另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儿想动手，就见中年汉子把手指压得嘎嘎响，冷笑道：“想动手吗?这屋里太窄憋，咱们出去试吧试吧。这种窝心的日子有啥意思，愧对地下的祖宗。”

 

这位中年汉子，就是时年39岁的国画写意大师李苦禅先生。

 

“新民会”的两个汉奸前脚刚走，苦禅先生后脚赶紧把一个扫帚放到院门内的影壁前。这是信号，提醒住在他家的另一个人——国民党29军军官袁祥峰：有情况，你回来先别进院子。

 

1937年7月28日夜，袁祥峰恰巧住在北平自己家里，谁知夜里29军悄悄地撤走了。第二天一大早儿，他到部队驻地一看，军营空了。就这样，袁祥峰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回到了平西的老家。日本兵到处抓失散的29军官兵，他老在家里躲着也不是回事儿，于是进城找到了老朋友苦禅先生，想在他家躲几天，等待时机再找部队。

 

北平沦陷后，日本宪兵贴出布告：窝藏旧军人者同罪。风声越来越紧，袁祥峰怕连累苦禅先生：“我还是走吧!你家里本来就困难，现如今兵荒马乱，鬼子到处抓人，我别连累了你。”

 

闻听此言，苦禅先生拍了拍他的肩膀，豪爽地说：“你哪儿也别去!就是走，也得等我给你找好地方再走。先在我这儿踏实地住着。”

 

话好说，但到哪儿给袁祥峰找部队呢?找谁联系呢?苦禅先生一时犯了难。

 

其实，联系人就在眼前。苦禅先生有个叫黄骐良的学生，常来他家。知道了老师的难处，就问他：“袁先生不是想找部队吗?找不着29军，找八路行吗?”苦禅先生一听，很高兴，马上说：“行啊!能打鬼子就行!”

 

原来，黄骐良和新街口教堂的长老黄浩是广东揭阳的同宗乡亲，而黄长老还有一个秘密身份——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黄骐良也是“黄浩地工组”成员，负责与根据地派来的交通员接头、传递消息。

 

在黄长老的安排下，由秘密交通线交通员护送，袁祥峰终于来到了冀东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

 

过了些日子，一天傍晚，袁祥峰突然出现在苦禅先生家里，让他吃了一惊：“你不是参加八路啦，怎么又跑回来了?”

袁祥峰知道苦禅先生误会了，连忙说：“我是奉命回来的。首长让我潜回北平，想方设法打入日伪军内部，搜集情报。您是名画家，人脉广，帮我找找门路，打进去。”这回明白了，可这事儿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有眉目的，先得把袁祥峰安顿好，然后再慢慢来。

 

苦禅先生先托关系给袁祥峰搞到了北平的“良民证”，又给汪伪徐州治安总司令王之青写信举荐。看在国画大师的面子上，王之青安排袁祥峰出任徐州治安总司令部所属的第二纵队少尉副官。

 

到徐州后，袁祥峰一时和中共地下交通站没有联系上，到手的情报送不出去，那叫个急呀。没办法，只好继续麻烦老朋友了，给苦禅先生写信传递情报，然后再由苦禅先生通过地下党组织转给八路军。这种办法用了六次，直到袁祥峰和地下情报站联系上为止。当然,信上的内容都是袁祥峰和苦禅先生约定的“密语”。

 

不久，袁祥峰接到八路军的秘密指令，要求他回根据地汇报工作。找个什么借口脱身呢?袁祥峰提笔给苦禅先生写了封信，请他给徐州发封急电，佯称“母亲病故，速返京治丧”。拿这个假电报为借口，袁祥峰获假顺利返回根据地，汇报完工作后又回到了徐州。后来，袁祥峰又需要到新四军驻地去，怎么请假呢?还是用老办法，苦禅先生发信约他到北平。袁祥峰请假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新四军第4师驻地。对袁祥峰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师长彭雪枫赞扬说：“你在徐州等于一把刺刀，刺在敌人心脏一样。”其实,这里边也有苦禅先生的一份功劳。

 

柳树井2号联络站

 

苦禅先生热情地问道：“你们是想学禅画还是炭画?”三位女学生边点头边连口说：“学炭画!学炭画!”暗号对上了。

 

自打知道黄骐良和八路军有联系后，苦禅先生就要求见见黄长老，也把自己送到八路军那儿去，省得在北平受鬼子的窝囊气。

 

这一天，北海公园九龙壁前来了位游客。就见来人40多岁，西装革履、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

 

不一会儿，身穿蓝布长袍的苦禅先生和黄骐良也来到北海公园。远远看见九龙壁前有个“日本人”，苦禅先生压低声音对黄骐良说：“坏了!有个‘日本人’，怎么办?”。黄骐良抬头一看，笑道：“我们要见的就是这个‘日本人’。”原来，这个“日本人”就是黄浩。

 

苦禅先生和黄骐良快步走到九龙壁前，黄骐良介绍说：“黄长老，这位就是画禅画的苦禅先生。”苦禅先生很激动，握着黄长老的手，声音不高但很有力地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早就想见您呐!”

 

简单寒暄后，黄长老和苦禅先生装作欣赏九龙壁，边踱步边交谈。苦禅先生向黄长老倾诉：“日本人眼皮子底下过日子，太堵得慌。我是山东人，会些功夫，想到那边去干个痛快!”

 

苦禅先生一口山东口音，说得又有些急促低沉，但大意黄长老还是听明白了。他不紧不慢地劝苦禅先生：“你也想和袁先生一样，这很好!不知你想过没有，你是北平的名画家，有社会地位，朋友多人脉广，留在北平作用更大。”

 

此后，柳树井2号就成了地工组的联络站。小院门朝南开，院子不大，南屋三间很简陋，其中的一间半是苦禅先生作画、休息和接待地下同志的地方。

 

1938年夏的一天，三位女学生推开了柳树井2号的院门，怯生生地问道：“苦禅先生在家吗?我们是来学画的。”

 

把三位女学生让进小南屋的画室后，苦禅先生热情地问道：“你们是想学禅画还是炭画?”

 

三位女学生边点头边连口说：“学炭画!学炭画!”

 

暗号对上了。

 

苦禅先生明白地下工作的纪律，一不问她们姓名，二不问她们的去向，拿出银元给她们做盘缠，还请她们吃了顿火锅。

 

该出发了，但这身学生打扮不好过日伪的封锁线，过不了封锁线就去不了抗日根据地。于是，苦禅先生拿出从当铺买回来的旧衣服，让她们换上。三位女学生换上旧衣服后，苦禅先生一瞧，自己先乐了：衣服是小丫鬟的，可这脸蛋还是女学生的。就见他拿出画笔、颜料，一番鼓捣，三位女学生变成了三个“穷丫头”，就连她们对着镜子都认不出自己来了。

 

地工组的交通员领走了三位女学生。苦禅先生迅速将她们留下了的衣服、用具处理掉，画室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这是地下工作的要求：不留任何与画画儿无关的物件。

 

沙滩监狱的28天

 

日本宪兵让苦禅先生交代“私通八路”的问题。苦禅先生反而大骂日本鬼子。鬼子开始对他残酷动刑：灌凉水、压杠子、皮鞭抽，甚至往指甲里扎竹签。

 

1939年5月14日黎明时分，睡梦中的苦禅先生依稀听到房顶上有动静，就在此时，“砰”的一声，屋门被踢开了，一个日本宪兵蹿进来，举起藤条朝苦禅先生劈面就打。说时迟那时快，藤条还没落在苦禅先生身上，鬼子胸口先挨了他重重一掌，身子一下子就“飞”到了院子里。又一个日本宪兵冲进来了，就见苦禅先生侧身一让，背后狠狠一掌，打得这家伙贴了墙，鼻血顺着墙流了下来。

 

猛虎难敌群狼。几个日本宪兵端着枪逼近了苦禅先生，其中一个穿便装的鬼子头儿用枪顶住了他，押上大卡车，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押走了。

 

大卡车七拐八拐后，在沙滩地区一座红楼前停了下来。苦禅先生抬眼一看：这不是北大红楼吗?太熟悉了，那是他曾经求学的地方。

 

“你的!快下车!”日本宪兵的这一声吼叫，把苦禅先生从回忆中拽回了现实，现如今这里不再是北京大学了，而是“北京日本宪兵队本部”。

 

苦禅先生被日本宪兵搡下了大卡车，押进红楼，关进了红楼地下室，也就是日本宪兵队本部的“留置场”。

 

过了一会儿，苦禅先生的眼睛适应了地下室的昏暗灯光，他仔细观察了这个牢房：地下室的房间里，宽宽的木楞子钉成了一个大木笼子，临近屋门的地方开了一扇小门。木笼子里的人看不到外边，而外边的宪兵却能监视里边的“犯人”。好端端的一个高等学府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审讯开始了。日本宪兵让苦禅先生交代“私通八路”的问题。苦禅先生是个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硬汉子，根本不承认“私通八路”，反而大骂日本鬼子。这把鬼子气坏了，开始对他残酷动刑：灌凉水、压杠子、皮鞭抽，甚至往指甲里扎竹签。打晕过去了，就用凉水激醒，接着用刑。

 

忽然，苦禅先生觉得自己不知道疼了，好像自己就要死了，灵魂从躯壳里飞了出去，变成了一个小人儿，三寸多高，跟他一模一样，大摇大摆地在地上走。不一会儿，这小人又朝他走来，他就又醒了，剧痛再次袭来。他强忍剧痛，又开口大骂。

 

宪兵队的头目、穿便装抓苦禅先生的鬼子少佐上村喜赖出场了。上村喜赖是个“中国通”，极其残暴，曾经一次砍杀过13个中国人。他一见苦禅先生，假惺惺地用流利的中国话表示歉意：“苦禅先生，您是一位名画家，大写意教授，我很钦佩您!那帮军曹没有文化，不懂事，虐待了您。我是大学预科毕业的，和他们不同，我想救您出去。”

 

苦禅先生一听，黑脸唱完红脸上场了，少来这套，我还得骂个痛快：“你说他们混蛋，我看你更混蛋!”

 

这顿臭骂，气得上村喜赖的脸跟猪肝似的，但就是不敢发作。

 

入狱的第28天，早上8点，苦禅先生被提到刑讯室，上村喜赖冷冷地说：“苦禅先生，今天星期六，我救不了你了!”

 

苦禅先生明白，这里要枪毙的犯人，星期六就提出来到别的屋里去了，然后行刑。看来，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上村!你们杀人的法子不是四个吗?一狗吃，二枪毙，三活埋，四砍头。你尽管用吧!我不怕这个!”

 

上村喜赖一见苦禅先生还这么强硬，一挥手，日本宪兵将他押出地下室，推上卡车。奇怪的是，车子没有开往刑场，而是在离柳树井2号不远的地方停下来，苦禅先生被稀里糊涂地释放了。

 

苦禅先生边往家走边琢磨：鬼子可能要在背后下毒手。想到这儿，被打得浑身浮肿的他忍着伤痛，迈着稳健的步子，无畏坦荡地朝前走。快到家门口了，他想：鬼子怎么还不开枪啊。回头一看，盯梢的人离得远远的，枪法不好，恐怕还打不着了。这回苦禅先生明白了，上村喜赖是放长线、钓大鱼，以后更得小心。

 

原来，一名曾经去过苦禅先生家的青年学生在保定不幸被捕，说出了他家的地址，但鬼子并没有他“私通八路”的真凭实据。再加上苦禅先生知名度高、影响大，上村喜赖只好把他放了。

 

不出苦禅先生所料，出狱后宪兵队的一个日本宪兵几次来到他家，表面上只是看看画、聊聊天，实际上就是找线索摸情况。宪兵队的一名中国翻译也来过他家几次，还流露出某些同情之意。苦禅先生警觉很高，只是画画儿，然后盖上新刻的图章“天逸囚窟生”，但没有流露半点实情。

 

为地下党筹集经费

 

这2000块大洋解了地下组织为根据地购买药品的燃眉之急，但苦禅先生从此再也没有画过扇面，这一次就把他画“伤”了。

 

柳树井2号联络站不能再用了，苦禅先生又从黄骐良那儿领来了新的任务：停止以前的一切工作，纯粹以“卖画为生”，为地下党筹集经费。

 

1939年隆冬，寒风凛冽，苦禅先生身着单薄的长袍，携长子李杭悄悄来到天津法租界滨江道永安饭店，举办“李苦禅画展”。

 

苦禅先生的大写意画很受追捧，一时间永安饭店门庭若市，还没正式开展，展出的60%画作就都有了主儿。按当时的规矩，凡是有主的书画，一律挂上红布条儿，写上收藏人的姓名。迟来的富商巨贾，面对挂着红布条的佳作，只有望画叹息的份了。

 

7天的画展结束后，苦禅先生立即让地工组的成员把钱取走，给地下组织当经费。为了御寒，父子俩只是买了顶帽子、一条围脖儿，两手空空地返回了北平家中。

 

转年夏天，苦禅先生又携长子李杭来到天津“三不管儿”租房作画、卖画。“三不管儿”一带的百姓很喜欢这位豪爽健谈、技艺超群、学识渊博的山东汉子，前来看作画的人不少，听聊天儿的人更多。富商、洋行阔佬又闻讯而来，10天内所有字画抢购一空。苦禅先生父子守着卖画巨款，分文不动，又以同样的方式迅速把钱交给前来取款的地工组成员。几次来津献艺卖画，使苦禅先生名冠津门，许多人以为他卖画发大财了，但无人知晓卖画巨款的真实去向。

 

年关就要到了，一个戴礼帽、穿大衣的胖商人来到了柳树井2号，见到苦禅先生后，边摘礼帽施礼边把笑容全堆在脸上，开口说道：“李先生，久仰大名!您的禅画太好了!我是前门商行的经理，想请您给鄙行画几个扇面，年节时送给生意上的朋友。您放心，润格好商量，不会亏待您的。”

 

胖经理也许心太急了，一口气说这么一大片话，好不容易轮到苦禅先生能说话了。他请胖经理坐到凳子上，掩饰着心中的喜悦，同样客气地说：“您过奖。画扇面可以，不知贵行需要几个?”

 

一听这话，胖经理立马儿站了起来，又是满脸笑容地说：“太谢谢李先生了。不是几个，是100个。不知先生有空画吗?”

 

好家伙，100个，这还是画画儿吗?苦禅先生先是一愣，随后说道：“贵行买卖真够大的，扇面就需要100个。行，100个就100个。”

 

胖经理一听苦禅先生答应了，笑得眼睛更小了：“李先生真是爽快之人，太好了。”说着说着，胖经理从衣兜里取出一小袋银元，接着说：“李先生，这是定金。我腊月二十八来取扇面，一言为定。”

 

胖经理告辞了，苦禅先生一算，离腊月二十八也没有几天了。如果按常规一个一个扇面地画，肯定到期交不了活。

 

怎么办?苦禅先生打破常规，做了一个夹扇面的夹子，流水作业。这笔画山石的话，就一口气画100个扇面的山石;这笔画老鹰的眼睛，就一口气画100个扇面的老鹰眼睛。

 

苦禅先生没日没夜地画，几天下来就没怎么合眼，终于在腊月二十八之前画好了100个扇面。胖经理如约付了2000块大洋，满意地拿走扇面送礼去了。

 

这2000块大洋解了地下组织为根据地购买药品的燃眉之急，但苦禅先生从此再也没有画过扇面——这一次就把他画“伤”了。要不是为了给地下组织筹集经费，他是不会接受这种有违禅画艺术的活儿。

 

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

 

后来当人们问起苦禅先生参加抗日地下活动的事儿，他总是说：些许小事，不足挂齿。可是，到了十年动乱时期，苦禅先生被迫一遍遍地写交代材料，他的抗日事迹，才逐渐传出来。

 

“造反派”不相信，愣逼苦禅先生承认自己是“老反革命”、“老反共”。苦禅老人非常愤怒：我当年参加过八路的地下工作，不信你们调查去!有半点撒谎就判我死刑!

 

“造反派”威胁说：“你敢写保证书吗?”

 

苦禅先生挥笔写道：“保证书：日本沦陷(北京)时所有一切汉奸事没做过，新民青年会开画展没有参与过，而且这个名字我就不知道。如果有的话，我认罪，如查出，我以生命抵罪!”

 

写罢，苦禅先生还按上了指印。

 

苦禅先生，好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