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与酒

高马得绘昆曲《太白醉写》图

昆曲是中国古典戏剧之集大成者，是古典戏剧的最后一个峰巅。昆曲的演出环境与酒宴关系密切;昆曲的剧作家、艺人、票友中，好酒者比比皆是;历史上许多关于酒的故事被搬上昆曲舞台，有的成了经典折子戏。酒与昆曲，既是两者精神文化生活的结晶，又对铸造其各自的精神世界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回顾昆曲成长的历程，其成长的文化环境充满了歌与酒两大元素，可以说，酒生活是昆曲的摇篮，昆曲是浸泡在酒里长大的。

中国向来有“歌舞当宴”的饮食传统，所谓“有酒无乐不欢”，这可谓是中国传统娱乐文化的一大特点了。昆曲的前身昆山腔，在明代的四大声腔中是比较晚起的。在昆曲之前，士大夫酒宴上，多听到的是“海盐腔”的音响：“万历以前，士大夫宴集，多用海盐戏文娱宾客……若用弋阳、余姚，则为不敬。”(张牧《笠泽随笔》)有此传统，致使昆山腔一面世，就主要在酒席宴上存身。自魏良辅改革昆山腔成功后，第一个将其搬上戏剧舞台、用于自己编写的剧本的，是《浣纱记》的作者、昆山人梁辰鱼。明代笔记《顾曲杂言》中记有这样一个逸事：梁辰鱼有一次到上海青浦玩，青浦县令屠隆请他看自己家班子演出的《浣纱记》，听到精彩的曲子，屠隆就亲自斟酒奖励梁，听到“恶曲”就罚他灌污水。万历年间，南京昆曲名丑刘淮在一达官贵人家演《绣襦记·卖兴》，他演得来兴特别感人，致使主人家打断他的演出，把他叫下台来赏他一杯酒，让他不要这样伤心了。事之有无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考，但是那演剧当宴的氛围，可以让我们相信。

昆曲，就这样常常用来陪酒。明代诗人汪然明有一首诗的题目，就叫《秋日过汝开侄山居听周元仲弹琴，余出歌儿佐酒》。明末大剧作家阮大铖，投降后给清兵唱昆曲，自己说“侑诸公酒”。一个“佐”字，一个“侑”字，都是把自己的歌喉当一道菜了。提到昆曲的成长，不能不说到苏州昆曲最盛大的活动——中秋虎丘歌会。可以说，虎丘歌会是昆曲的摇篮。袁宏道、张岱等大文豪都写过著名的散文记载这盛况。袁文有“置酒交衢间”的话，说明那天苏州城大街小巷的交叉路口都放着酒坛酒瓶，随便喝，想喝多少喝多少。在商品经济发达，人们比较精明“小气”的江南，也有这么大方的时候，美酒也不知由谁提供，也不管让谁喝了去，这不是件奇事么?

其实，这正是中秋歌会“月亮神崇拜”的遗痕。这个时候的酒，首先是供奉神的供品，神品尝过了以后，人再去喝，喝了，神力也一同进了体内，对人是有好处的。基于这样的信仰，所以人们在这一天会特别的慷慨大方。这种现象在日本也非常多见。日本人也以小气精明著称，但是日本作为“年中行事”的什么什么“祭”又特别多，每每在“祭”日，到处可见酒食，随便取用，也显得特别的大度慷慨。同理，因为这时的活动是神圣的，敬神、娱神，同时娱人。中秋歌会总是先众人唱，“唱者千百”，一堆一堆的竞唱，一轮一轮的淘汰，到三更天夜已深时，最后只剩一人，是这次歌会的优胜者。这个人唱的时候，所有的伴奏乐都停止，“声出如丝，裂石穿云”，观众席鸦雀无声，没人敢鼓掌喝彩，只允许点头称许。这一现象，也说明了中秋歌会的月崇祀性质。因为古人相信歌能通神。远古巫觋都是用歌声来与神交流、传达神的旨意的。任何一项民俗活动，只有其保持信仰崇拜的底蕴，才能长久。虎丘歌会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虎丘歌会上唱的歌不全部是清唱，许多剧曲也在会上竞唱过，如《浣纱记》、《西厢记》、《拜月亭》，有的剧作者新编了剧本，也会首先想到拿到虎丘上去扩大影响，如卜大荒的《冬青记》，王光鲁的《想当然》等。《想当然》剧本前面有“茧室主人”的“手识”，说这本子“合白即记，拆白即词，纵使箫板间缀，高唱低吟，于虎丘石上千人丛中，当亦雅俗首肯。”也就是说，这剧本可以拿来清唱，也可以作为戏排演，两栖。这就使虎丘歌会与昆曲剧演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

这样的社会生活使得“有酒无乐不欢”的风气日盛一日。余怀《东山谈苑》记过这样一个逸事：“冯大司马飙为南通政时，宴客河轩，四方名士毕集，酒再行而优人不至，坐客皆怒。”有酒没戏，客人竟至发怒。明清两代的皇帝贵族，许多亦是酒与昆曲这物质精神两大享乐的爱好者。明王朝缔造者朱元璋，得天下后曾经召见昆山一个107岁老人：“闻昆山腔甚嘉，尔亦能讴否?”明武宗常常“扮戏侑酒，醉即宿其处”，跟艺人混迹一起。南明王朝可以说是在酒气和昆曲声中结束的。待清王朝得了天下，昆曲进入清廷迎来了她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康熙下江南第一件要事就是看昆曲，到苏州首先想到的就是听虎丘歌会。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怎不叫昆曲与酒携手再携手，直至“双赢”呢?(翁敏华)

(更多内容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古剧民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