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党的光荣”：邹韬奋与他的三联

邹韬奋

邹韬奋，原名恩润，1895年出生于福建长乐县一个破落的旧式官僚家庭。5岁时便在家读私塾。1910年，入福州工业学校。两年后进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小，在此上中学并读至大学电机工程科二年级。1919年，他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1921年，毕业后在工商企业和职业教育社任职。1926年，任《生活》周刊主编。1932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任执行委员。1936年，任全国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同年被国民党政府抓捕成为“七君子”之一。1937年出狱后，他大力宣传抗战。翌年，应聘国民参政员。1941年，因受国民党迫害出走香港。翌年初，从日军铁蹄下秘密潜渡到东江根据地，再辗转进入华中新四军军部。1943年因病情恶化赴上海治疗。1944年7月病逝，中共中央追认他为共产党员。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界，享有盛誉的三联书店(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是与其主办者邹韬奋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所写的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对邹韬奋一生奋斗经历的最好概括。

邹韬奋从小在家读经书十年，打下厚实的语文基础。后来，父亲想让儿子当工程师，就送他上了南洋公学。进入大学的邹韬奋读的是电机工程科。由于对数学、物理全无兴趣，邹韬奋大学二年级时便转到圣约翰大学文科。这期间他的家庭破落，虽然每学期他都获“优行生”而免缴学费，但邹韬奋的生活费仍要自己筹措。为此，他寒暑假都当家庭教师，平时就到图书馆做夜班助理员，还经常向报纸投稿。因过于劳累几次累得吐血。

大学毕业后，邹韬奋到工商企业任职，几年时间获得了宝贵的经营知识。1926年，他在上海接手一个叫《生活》的小刊物，这个刊物连他自己在内只有两个半职员(三人中有一个还在外面兼职)，其销量不过2000份。因付稿费太低难以对外约稿，主要由邹韬奋轮换用六七个笔名撰文。邹韬奋上任后创新编辑方法，避免使用贵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生活》将报纸和杂志的优长兼顾起来，里面都是一两千字的有趣文章，以小市民、小职员等“小人物”为对象答疑解惑，不到三年其销量便升到4万份。“九一八”事变后，《生活》杂志又以疾呼救国的政论为主，订户扩大到15万份，远销海内外，创造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这一杂志的稿费，又成为在国民党文化“围剿”的环境下许多革命文人维持生活的主要来源。

“九一八”以后，已成名人的邹韬奋对国民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极为愤慨，改良政府的希望完全破灭。1932年，他加入了宋庆龄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在杂志上大量发表鲁迅的文章。隐蔽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也对杂志提出许多修改意见。不久，蒋介石的嫡系军官胡宗南“来访”，与邹韬奋争吵了四个小时，随后当局又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为由禁止邮递《生活》杂志。1933年夏，人权保障同盟的具体主持人杨杏佛遭暗杀，大家得知特务也把邹韬奋列入黑名单，便力劝他出国避难。

此后，邹韬奋环球旅行两年，着重考察了西欧诸国和美、苏。他看到了经济危机下的西方有巨大贫富悬殊，也看到苏联的建设成就和青年的自由解放风气(那时还未进行“大清洗”)。他后来说，以前对美国是有好感的，但是看到白人与黑人对立等社会矛盾及剥削者的贪婪，深感其腐朽没落。他参加过美国共产党地下支部的会议，并向旅美中共党员提出了入党申请。

1935年邹韬奋回国后，不顾威胁利诱继续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翌年，他参加了组织救国会，将所办的《大众生活》作为救国会的机关报，结果被逮捕关押了八个月，成为轰动全国的“救国会七君子案”。抗战爆发后他得以出狱，为体现团结对外的精神接受政府之聘就任国民参政员。在参政会上，邹韬奋的言论总是让当局“讨厌”，尤其是他调解国共摩擦，被要人骂为“国民党请你当参政员，你却为共产党说话”。他主办的书报又被“审查老爷”大量禁发，勉强通过的也经胡删乱改，往往页间充满“被略”字样，还造成文理不通和谬误百出。

面对国民党的高压，邹韬奋把希望寄于共产党。到武汉后他向周恩来提出入党申请，得到的回答是“现在以党外人士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在重庆，他是“周公馆”常客，周恩来也经常出席《生活》书店的茶话会。邹韬奋临终前曾说，周恩来是他毕生最敬佩的朋友。

从1939年起，国民党在大力反共时加紧打压社会舆论，一年多内生活书店在全国原有的56处分店只剩下6个。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利用与邹韬奋在南洋公学同窗多年的关系设宴相请，软硬兼施逼他参加国民党，以洗刷其“通共”嫌疑。邹韬奋马上质问，以你的职业，看我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徐恩曾厚颜无耻地回答，已经监视你几年，未发现是共产党的证据，不过在当今，“不参加国民党就会是共产党”。邹韬奋气愤之余只说了一句话：“我就是这样，看你怎么办!”接着拂袖而去。国民党当局随之将所剩的6个分店又查封了5个，留下的重庆一家店也岌岌可危。邹韬奋为示抗议，愤然辞去参政员一职，摆脱监视化装出走香港，在中共南方工委的支持下复刊了《大众生活》。

邹韬奋到香港八个月后，1941年12月日军便攻占当地，他带着全家躲进铜锣湾的贫民窟里。此时，中共南委接到延安关于抢救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华的指示，派东江纵队交通员接他内渡到根据地。邹韬奋原打算回重庆，却得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下密令，只要发现他便“就地惩办，格杀勿论”，便暂留粤东游击区与战士们一起住草棚，在山间密林中行军转战。后来，周恩来考虑到邹韬奋的安全，电示当地党组织将他转移到华中新四军处。1942年9月，他化装成商人，步行千里，通过国民党和日军的重重哨卡，经武汉到上海，再由交通员接到苏中解放区。

进入了根据地，邹韬奋感觉到了新天地。他同新四军一起行动，考察抗日政权的活动，并在千人大会上讲演，在盛赞建设的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一些缺点。他还打算北上遍访各解放区，一直行至延安，再写一本《民主在中国》。然而，邹韬奋的耳病日益严重，有时痛得打滚，经诊断是耳癌。当时，根据地没有治疗条件，只好派人秘密将他送往上海。毛泽东对此事也非常重视，党中央专门致电华中局指示要赠送足够的医疗费。

在日伪统治的上海，邹韬奋就医一年间用过四个假名，调换过五家医院，仍在病床上强撑着写下《患难余生记》(可惜后一部分未及完成)。1944年6月2日，自知快不行了的邹韬奋留下遗嘱，回顾了颠沛流离的一生，说明此次到敌后根据地视察，“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他希望死后能将骨灰送往一直向往却未能成行的延安，并请求中共中央追认自己入党，嘱咐夫人和邹家华等子女要为伟大的革命事业做贡献。7月24日他与世长辞，中共中央在吊唁电中满足了追认为党员的临终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

背景

周恩来曾说：“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生长于中国近代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的邹韬奋，其动荡的人生正是近代多数进步知识分子在社会风浪中思想变化的一个缩影，也是由爱国主义逐步走向追求共产主义的典范。与中国革命早期的前驱者不同，五四运动的风潮中邹韬奋并没有激进的表现，按他后来所说的，当时政治上“还很混沌”，“无所谓思想”，这与所处的贵族化大学环境以及江浙地区西式影响浓重的工商氛围有关。邹韬奋大学毕业后主张“振兴实业”，虽对南京政府的腐败不满却仍寄希望于当局“觉醒”。1931年“九一八”的炮声改变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和政治态度，包括江浙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层民众都纷纷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站到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邹韬奋又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不仅改变了主办《生活》周刊的宗旨，还进行环球旅行，对西方和苏联进行实地考察，从而实现了思想转变，认识到共产党人代表着光明的前途，并在近十年间一再提出入党申请。邹韬奋虽然没有能看到革命胜利便抱憾离开人间，但是他留下的书店却成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奠基石。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做出的关于三联书店的指示时，便高度评价了邹韬奋的工作，并肯定说：“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领导之下的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