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影响我一生的“光明底色”

王蒙

 

我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因为正赶上大变化，旧中国灭亡，新中国成立，对历史、生活有一种特别新鲜的感受。这个感受，如果不写下来，以后的人未必知道，自己也未必记得住。你不可能像那时那么兴奋、那么单纯、那么激动，不写下来，这段生命就没了，就再也找不着了。

 

我动笔写小说以前，有一个很可笑的故事：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开始了，要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我看了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的小说《第一个职务》，写建筑工地的，完全把我迷住了。我就想一定要上大学学建筑，当建筑师，要到处盖房子、盖楼。但这愿望没实现，才开始写起小说来。

 

我当时喜欢成名，喜欢被人注意，哪怕引起别人的愤怒。

 

1956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文艺学习》杂志组织全国性讨论，赞成的、反对的，都有一大片。我那时还不满22岁，觉得一篇小说这么横，一下子就成事了，又有毛主席出来说话。我当时喜欢这个，喜欢成名，喜欢被人注意，喜欢自己的作品能够感动别人，哪怕引起别人的愤怒。

 

我当时想得比较简单，好像革命成功，就天下太平了。当时有个说法，叫“从胜利走向胜利”，没有想到会有曲折。1957年“反右”，一些报刊已经很警惕，我自己的情绪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一直到1962年，这段时间我是被完全封杀的。1962年我发表了一点作品，到了1963年、1964年又被封杀了，一直到“文革”结束，前后两段加在一块是二十多年。没人发表你的作品，报刊不理你，或者不再发表，或者说感谢你寄来的稿件，但是不准备发表了。

 

1962年、1963年，我还有一点动力写作，再往后，我更多的是想学到一些新东西。1963年年底我到了新疆，当时的想法是，希望能有一些成就、一些作为，那么在新疆或者将来再回北京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就是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来，能写出——按照当时的观点——为人民所欢迎、所需要的作品来。

 

我知道新疆对我会是很大的考验，包括物质生活，以及可能会有的政治上的压力等;但另一方面，我又非常渴望有一种新的生活经验。另一个民族，另一种语言，另一种唱歌和跳舞的方法，另一种建筑。我觉得这些新东西太宝贵了，人活一辈子，就是对新鲜经验的这么一种追求。

 

“文革”一开始，我也有点架不住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并不在“文革”的风暴中心，完全在边缘，因为我在农村劳动，已经不是目标了。“文革”的闹腾强度，新疆比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相对小一点，但闹得也很厉害。很多人都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像老舍自杀，我是很晚才知道的。

 

大概是1978年，《人民文学》杂志社还有一些出版社开始有人给我写信。他们表现得也不是特别热烈，但是至少认为我是可以接触的人了。我给《人民文学》写了一篇小说，过了大概两个多月，突然寄来一本杂志，小说发表了。当时我正在跟爱人一块包饺子，兴奋得连饺子都顾不得包、顾不得吃了。

 

其实当时我已经放弃了，“文革”开始以后，我就几乎不再想文学的事情了。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得到平反;1979年年初，“反右”得到“改正”。1979年6月，我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市文联“专门从事创作”。

 

不相信什么，也就是另一面的相信什么。

 

担任公职之后，你所面对的就是共产党这样一个执政党，面对的是国务院这样一个政府机构。何况你又早就是它的党员，所以，你有你自己的任务。这个天然属性，矛盾也很多，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别人有时候很难判断你的选择。

 

以我来说，11岁和北平地下党组织建立固定的关系，14岁就成了党员。1949年，我还没满15岁，就成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干部。远在我成为写作人之前，就已经投入这样一个政治生活、革命生活。所以我和因为担任了某某官职就不再写作的人，情况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变化非常快，北京人有一个半开玩笑的说法，叫赶上什么算什么。你赶上革命的凯歌行进，新中国的建立，到处红旗飘，到处打着腰鼓，这是一个劲头;赶上政治运动，赶上文化大革命，到处又打仗、又辩论，这又是赶上了;你赶上思想解放，发表各种意见，这也是赶上了。所以每个人生活的经验，历史上的定位，差别非常大。

 

我想，北岛说“我不相信”，可以说反映了“文革”后期那一批青年作家中不少人的心绪。而我们这一代人，所谓50年代的作家，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相信。就是相信革命的许诺，相信历史的前进，相信新中国的这些目标，都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相信，我有时称之为“光明的底色”，可以看得出来对我这一生都有影响。比如说我到了新疆，仍然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并不是就此悲观失望，甚至于痛不欲生，或者颓废堕落。

 

其实不相信什么，也就是另一面的相信什么。

 

说什么老子天下第一，我是老子天下第二。

 

但我不希望夸张文学的代际关系。有些年轻人抱着一股牛劲，甚至于把前几代人全部否定，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也有这种心思。我心想我一写，就跟你们全不一样，把你们全镇住。这是很自然的。如果年轻人觉得自己写的不如老一代，那你就不用写了，你让老一代写就完了，你还写它干吗?所以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不必觉得可怕，人人都一样那还了得?我不是一个钻头似的人，只会在一个点上往深了钻，我觉得我可以容纳很多东西。

 

我觉得中国文学的情况不悲观。中国文学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有大量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到国外去;再一个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大概四五年以前，或者六七年以前，我做过一个统计，莫言被翻译到外国去的作品条目是最多的，他大概有300多条，我是200多条。所以我老开玩笑，说什么老子天下第一，我是老子天下第二。

 

我的年龄，我的处境，我的身份，使我对各种奖的兴趣也接近于零，但是我对自己的新作还有一种确实是纯粹的、文学的期待。如果我有梦，也是文学的梦，不是获奖的梦，不是奖金的梦。也许30年前我会有这种想法，现在我没有了，因为“明年我将衰老”(王蒙新作的书名)。

 

我会创作出和过去不同的作品，我不会原地踏步。但是不等于说我写的这个不同的作品，就要成为旷世佳作。那不是我的事情，那个得由历史，由时间来做结论，起码20年以后再看。

 

王蒙答问

 

问：您更喜欢被叫做王作家，还是王部长?

 

答：我最希望被叫做王蒙。因为中国没有“王作家”这种说法，没这个习惯;至于“王部长”，那已经是明日黄花，过去不知多少景了。中国有的人很重视官职，就是所谓阶级，这个阶级不是生产关系的阶级，就是官阶，你是什么级别。

 

但是就我的实际表现来说，我想很多人首先看重的是我的作品，因为我从事写作的时间和写作的量摆在那儿。

 

采访手记

 

王蒙今年79岁，刚出了新书《明年我将衰老》。书名来源于他某次参加节目录制，被同台的年轻作家问道：“您不觉得自己很老么?”他答道：“还好，我明年开始老吧。”让他愤愤不平了两年之久的是，节目播出时删掉了他这句机智的回击，而只剩下年轻人的诘问。王蒙愿意宽容，但不愿服输，他要滴水不漏。面对王蒙，我想起查建英曾经形容他的表情，“机警又放松”。

 

王蒙，生于1934年。作家、学者，14岁入党，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新疆生活过十几年，后曾任文化部部长。著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中国天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