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全文）

6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全文如下：

 

“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4年6月

 

【目录】

前言

一、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的历程

 

二、特别行政区制度在香港的确立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

 

四、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繁荣发展

 

五、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结束语

 

【附录】

 

前言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基本国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中国政府通过与英国政府的外交谈判成功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愿望。香港从此摆脱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走上了与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

 

香港回归祖国后，“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变成生动现实。中央政府严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办事，认真履行宪制责任，坚定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一国两制”在香港日益深入人心，得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一国两制”作为一项新生事物，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开拓前进。回顾总结“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历程，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利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有利于继续推动“一国两制”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

 

一、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的历程

 

20世纪80年代初，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并首先用于解决香港问题。按照邓小平的论述，“一国两制”是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体现了“一国两制”构想，为中国政府在实现国家和平统一时，在某些区域设立实行不同于内地的制度和政策的特别行政区提供了直接的宪法依据。在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后，1983年初，中国政府就解决香港问题形成了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十二条”包括：1.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2.恢复行使主权后，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3.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法令、条例基本不变。4.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主要官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原香港政府各部门的公务、警务人员可予留任。特别行政区各机构也可聘请英国及其他外籍人士担任顾问。5.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以及外来投资均受法律保护。6.香港特别行政区仍为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7.保持金融中心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照常流通，自由兑换。8.特别行政区财政保持独立。9.特别行政区可同英国建立互惠经济关系。英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10.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签订协议。特别行政区政府可自行签发出入香港的旅行证件。11.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12.上述方针政策，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50年不变。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阐明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在这个前提下，中英两国磋商解决香港如何过渡得好以及15年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这标志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拉开序幕。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经过22轮谈判后，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国政府还在联合声明中阐明以“十二条”为核心内容的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标志着香港进入回归祖国前的过渡期。在13年的过渡期内，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遵循“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紧紧依靠香港同胞，坚决排除各种干扰，有条不紊地推进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各项准备工作。

 

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香港基本法。同年7月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1990年2月完成起草任务，历时四年零八个月。香港基本法的起草过程高度民主、开放，广大香港同胞积极参与起草工作。在起草委员会59名委员中，来自香港各方面的人士有23名。起草委员会还委托香港委员在香港成立由180位各界人士组成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广泛收集香港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1988年4月，起草委员会公布香港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198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香港基本法(草案)，先后两次在香港和内地广泛征求意见。香港和内地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讨论，其中，仅香港人士就提出近8万份意见和建议。香港基本法体现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凝聚了广大中华儿女的集体智慧。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时作出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香港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规定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邓小平高度评价香港基本法，称它是“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是“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香港基本法颁布后，中国政府着手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工作。1993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预委会);1996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筹委会)成立。预委会和筹委会为实现香港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做了大量工作。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基本法开始实施。香港进入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纪元。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分子，香港同胞与内地民众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与荣耀，共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和使命。

 

二、特别行政区制度在香港的确立

 

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区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一)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权

 

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中央直接行使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的权力主体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全国人大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制定香港基本法以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并拥有基本法的修改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改的决定权，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监督权，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权，以及向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新授权的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长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中央人民政府拥有任命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依法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的权力。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香港驻军，履行防务职责，等等。中央依法履行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赋予的全面管治权和宪制责任，有效管治香港特别行政区。

 

——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回归前夕，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完成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推选委员会选举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随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其为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推选委员会还选举产生临时立法会议员;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任命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上述工作的完成，确保了中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即实施有效管治。香港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先后任命经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人选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为第二至第四任行政长官，还任免了历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国家领导人出席行政长官和政府主要官员就职典礼并监督他们宣誓。

 

——支持指导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行政长官每年向中央政府述职，报告基本法贯彻执行情况等须向中央政府负责的事项，国家领导人就贯彻落实基本法的重大事项对行政长官予以指导。中央政府设立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作为国务院处理港澳事务的办事机构，负责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中央的有关指示，承担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联系等职责;设立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作为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履行联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香港驻军、促进香港与内地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联系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处理有关涉台事务等职责。

 

——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第一，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与合作。支持和协助香港以适当身份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协助香港申办各类重要国际会议，支持香港发展国际会展中心、区域法律服务和纠纷解决中心。支持推荐香港人士到国际组织任职，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获得免签待遇，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外经贸办事处开展工作。第二，妥善处理国际条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等条约法律问题。办理香港新适用的多边条约及修正案超过170项。授权香港对外缔结投资保护、民航、税收、司法协助类协定338项。协助香港接受国际公约履约审议。支持香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授权和协助香港对外开展司法合作。第三，审批外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领事机构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机构。目前，外国在香港协议设立的总领事馆达66个、名誉领事73位。第四，全力维护香港同胞在海外的安全与合法权益，积极开展涉港领事保护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底，中国驻外使领馆共处理万余起涉港领保案。第五，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针对个别国家的干预言行，中央政府及时通过外交渠道进行交涉。外交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特派员公署，处理外交事务。

 

——负责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经中央决定并于1996年1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1996年12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1997年7月1日零时，香港驻军进驻香港，依法履行防备和抵抗侵略、保卫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安全，担负防卫勤务，管理军事设施，承办有关的涉外军事事宜等防务职责。香港驻军坚持依法驻军、依法治军，认真完成各项防务任务，组织海空巡逻、海空难搜救演习、诸军兵种联合演习、跨营区机动演练等军事行动，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了有力保障。香港驻军还踊跃参加香港社会公益活动，开展军营开放、举办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等活动，加强军地互访联系，增进香港驻军与香港居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充分展现了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

 

——行使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第一，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予以备案审查。截至2013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报请备案的法律共570件。第二，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作出增减决定。目前，共有12部全国性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并在香港实施。第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新的授权。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即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指定其入境事务处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受理国籍申请的机关，根据国籍法及其解释规定对所有国籍申请事宜作出处理。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对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依照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第四，对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于1999年、2004年、2005年、2011年分别就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中国籍子女等的居留权问题、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改的法律程序问题、补选产生的行政长官的任期问题和国家豁免原则等问题，对基本法及其附件的有关条款作出解释。第五，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问题作出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对香港特别行政区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有关问题作出决定;2007年对香港特别行政区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作出决定。第六，批准和备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正案。2010年，批准香港特别行政区2012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修正案，同意将2012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修正案予以备案。第七，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或免职进行备案，等等。此外，根据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1997年7月1日香港基本法实施时设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由内地和香港人士共同组成，负责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的条款、对附件三所列适用于香港的全国性法律的增减以及基本法的解释或修改等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意见。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特别行政区依法保护私有财产权，保持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地位、保持财政独立，实行独立的税收制度，自行制定经贸、金融和教科文卫体政策，等等。根据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香港基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在此基础上，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充分行使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既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行政长官还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依法履行基本法授予的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执行基本法以及其他各项职权。行政长官在行使职权时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就香港基本法有关事项发出的指令。特别行政区政府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依照基本法有关规定组成，设政务司、财政司、律政司和各局、处、署，行使基本法规定的制定和执行政策、管理各项行政事务等职权。特别行政区享有的行政管理权极为广泛，涵盖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社会服务、社会治安、出入境管理等领域。此外，根据中央政府的授权，特别行政区还享有一定的对外事务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经选举产生并根据基本法行使职权，包括根据基本法规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根据政府的提案，审核、通过财政预算;批准税收和公共开支等。特别行政区享有的立法权也极为广泛，可以依照基本法制定民事、刑事、商事和诉讼程序等各方面适用于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征询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后，如认为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的条款，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

 

香港特别行政区各级法院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特别行政区成立后，设立终审法院行使特别行政区的终审权。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除因设立终审法院而产生变化外，予以保留。原在香港实施的普通法及相关的司法原则和制度，包括独立审判原则、遵循先例原则、陪审制度原则等延续实行。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除继续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审判权所作的限制外，对特别行政区所有的案件均有审判权。特别行政区法院审判案件时可参考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司法判例，终审法院可根据需要邀请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参加审判。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香港各界人士，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保持香港社会经济政治大局稳定，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新进步。

 

——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护。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宪法、香港基本法以及香港本地法律的充分保障。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从宪制层面确保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还通过实施《性别歧视条例》、《种族歧视条例》、《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条例》、《最低工资条例》等法例，为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提供进一步保障。特别行政区政府设立平等机会委员会、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申诉专员公署、法律援助署、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法律援助服务局、妇女委员会、扶贫委员会等多个机构，协助推广、保护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此外，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根据全国人大确定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香港居民中的中国公民选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先后举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每届均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选举产生36名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来重视吸收香港同胞参加，除特邀香港人士界别外，其他一些界别也吸收香港社会代表性人士。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特邀香港人士界别有香港地区委员124人，其他16个界别有香港地区委员82人。

 

——民主政制依法稳步推进。香港回归前，英国委派总督在香港实行了150多年的殖民统治。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立法机关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最终由普选产生，使之成为法定目标。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坚定不移地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推动以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制循序渐进向前发展。

 

行政长官选举的民主程度不断提高。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经400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第二任至第四任行政长官人选经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由800人增至1200人。选举委员会由“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以及“立法会议员、区议会议员的代表、乡议局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四大界别人士按相同比例组成，体现了均衡参与，具有广泛代表性。

 

立法会选举的直选因素不断增加。1998年选举产生的第一届立法会包括20名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30名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和10名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2000年选举产生的第二届立法会包括24名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30名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和6名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2004年选举产生的第三届立法会和2008年选举产生的第四届立法会，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和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各为30名。2012年第五届立法会选举时，立法会议员人数增加至70人，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和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各为35名，其中新增加的5个功能团体选举议席由区议会议员提名、并经全港原来没有功能团体选举权的选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

 

设定普选时间表。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普选设定了时间表。2013年12月4日至2014年5月3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2017年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进行为期5个月的公众咨询，启动了实现普选的有关程序。

 

——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整体经济保持增长。1997年至2013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实质增长3.4%，人均本地生产总值按美元累计增长39.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位居全球第35位，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位居全球第7位。

 

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得以保持和提升。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银行中心、全球第六大证券市场和第五大外汇市场。在多项国际金融中心的世界排名中，香港位居前列。香港是全球第九大贸易经济体，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联系。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和第四大船舶注册中心。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客运量位居全球第五位，货运量多年高居全球首位。

 

传统优势产业不断巩固和发展。贸易及物流、旅游、金融、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援服务四大支柱产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2012年，四大产业增加值共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58%，吸纳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47.2%。香港还着力培育和发展文化及创意、创新及科技、检测认证、环保等产业。

 

营商环境保持良好。香港是全球公认的最自由经济体之一。在世界银行对全球185个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排名中，香港多年位居前列。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香港在吸收外来直接投资方面位居全球第三位。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中，香港多年来都被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之一。

 

——各项社会事业迈上新台阶。教育事业在亚太地区保持领先地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持续加大对教育投入，2014-2015财政年度教育总支出预算为753.7亿港元，是政府开支的第一大项目。2008-2009学年开始在公营学校实施十二年免费教育。根据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公布的2013年亚洲大学排行榜，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进入前十名;2013-2014年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大学名列第43位。在反映基础教育水平的“国际学生评估(PISA)” 2012年全球测试中，香港继续名列前茅。

 

医疗卫生事业不断进步。2014-2015财政年度用于医疗服务的财政预算支出524亿港元，占政府经常开支的17%。香港居民可平等享受价格低廉的公立医院服务。截至2012年底，香港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共有病床3.55万张。香港婴儿死亡率由1997年的4‰下降至2013年的1.6‰，是全球婴儿死亡率最低的地方之一。2013年香港男性与女性的预期寿命分别为80.9岁及86.6岁，是全球预期寿命最高的地方之一。

 

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香港中外文化荟萃，特别行政区政府鼓励文化艺术多元发展，促进相互交流。香港已有潮人盂兰胜会、大坑舞火龙、大澳端午龙舟游涌、长洲太平清醮等4个独有项目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香港2008年协办北京奥运会马术比赛项目，2009年主办第五届东亚运动会。帆板、乒乓球、自行车、武术等项目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世锦赛、亚锦赛等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

 

社会保障逐步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总额由1997-1998财政年度的204亿港元增长到2014-2015财政年度预算的619亿港元，增长了2.03倍。香港已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体系。社会服务机构共有400多家，注册社工从1998年底的8300名发展到目前的1.8万多名。特别行政区政府还积极推动公共房屋建设，协助基层市民入住公共房屋，资助市民自置居所。香港约有一半市民居住在政府提供或资助的房屋，其中超过200万人租住公共房屋，100多万人居住在政府资助的自置房屋。

 

——对外交往和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对外联系更加广泛。截至2013年6月，香港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或其他适当身份参与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共41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相关活动，参加不限主权国家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37个。香港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身份或其他适当身份参加有关国际会议1400多次，以“中国香港”名义参加不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会议2万余次,共举办或协办国际会议1000多次。香港特别行政区已与42个国家签署互免签证协议，150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给予特别行政区护照持有人免签或落地签待遇。香港特别行政区还与多个国家签署了民用航空运输、避免双重征税、促进和保护投资、刑事司法协助等协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日内瓦、伦敦、东京、纽约、柏林等11个地方设立了驻外经济贸易办事处。欧盟委员会等6个国际组织在香港设立了代表机构。

 

杰出专业人士担任国际组织重要职位。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署原署长陈冯富珍女士2006年11月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并于2012年5月成功连任，是联合国成立以来第一位担任政府间国际组织最高负责人的中国人;香港天文台台长岑智明先生2010年2月当选为世界气象组织航空气象学委员会主席。

 

四、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繁荣发展

 

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香港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在谋划和推进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时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开展交流合作，为香港保持繁荣稳定提供坚强后盾。

 

(一)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对风险和挑战

 

——支持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港元受到国际投机势力狙击，香港金融市场动荡，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遭受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定受到严重威胁。中央政府郑重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维护了金融和社会的稳定。

 

——支持香港抗击非典。2003年上半年，非典疫情肆虐香港，不仅危及香港同胞的生命健康，而且使尚未完全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香港经济雪上加霜，通货紧缩，市场萧条，失业率上升至8.7%。为保障香港同胞生命安全，帮助香港经济走出低迷，中央政府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在内地同样急需抗疫医药物资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无偿向香港提供大批抗疫药品和器材。国家领导人亲赴香港疫情重灾区和医院视察慰问。当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确定了两地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个领域的开放措施和实施目标。随后又实施内地居民赴香港“个人游”政策。这些都为香港摆脱非典冲击、恢复经济增长注入“强心剂”。

 

——支持香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政府高度关注香港受到的影响，当年12月即推出支持香港经济金融稳定发展的14项政策措施。2009年1月，中央政府再次推出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2000亿元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此后，国家领导人在访问香港期间又先后宣布多项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强与内地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这对提振港人信心、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刺激香港经济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巩固和提升竞争优势

 

——支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发展。支持香港开展个人人民币业务、发行人民币债券、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等，奠定了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先发优势。继续鼓励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融资，并推出其他支持香港金融业发展的措施。2013年，香港人民币清算平台参加行共有216家;经香港处理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为3.84万亿人民币，占全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总额的82.9%;香港人民币客户存款及存款证余额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继2003年签署CEPA并于2004年1月实施后，内地与香港陆续签署和实施了10个补充协议。内地对原产于香港的产品全部实行零关税。截至2013年底，在货物贸易方面，CEPA项下内地自香港进口商品额为71.61亿美元，关税优惠39.83亿元人民币;在服务贸易方面，共采取403项开放措施。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分类标准，通过CEPA及其补充协议，内地对香港服务贸易开放的部门达到149个，涉及目前服务贸易部门总数的93.1%，这是目前内地商签的开放程度最高的自由贸易协议。此外，广东服务业对香港开放的先行先试措施达82项。中央政府在编制《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和《“十二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等规划时，均考虑了巩固和发展香港国际航运中心的需要。

 

——支持香港旅游、零售业及内地港资企业发展。中央政府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请求，逐步扩大“个人游”试点城市，目前已达49个城市，超过3亿人口。截至2013年底，内地共有1.29亿人次的游客通过“个人游”方式到香港旅游。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测算，2012年“个人游”为香港带来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1.3%的增加值，创造了超过11万个职位，占本地整体就业的3.1%。为更多地惠及香港中小商户和基层市民，中央政府还允许香港居民在内地开办个体工商户。截至2013年底，内地共注册香港个体工商户5982户，从业人员16476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在内地的香港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积极支持和帮助内地港资企业转型升级。2009年，广东省出台了30条支持港澳台资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加快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2011年12月，中央政府出台《关于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在苏州、东莞等地开展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和试点城市建设，并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建设44个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

 

(三)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加强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把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十五”、“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巩固和加强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将涉港澳内容单独成章，并进一步明确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强调国家支持香港巩固提升竞争力、支持香港培育新兴产业、深化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

 

——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深化经贸合作。CEPA及其补充协议的实施，有力消除香港与内地在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深化了两地经贸关系，拓宽了两地合作领域，实现了两地互利共赢。目前，内地是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2013年，据香港统计，香港与内地的贸易额38913亿港元，比1997年增长2.49倍，占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51.1%。同时，香港是内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之一。香港还是内地最大的境外融资中心。截至2013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797家，占香港上市公司总数的48.5%;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总市值13.7万亿港元，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56.9%。此外，内地与香港还互为外来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地。截至2013年底，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超过3588亿美元，占内地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近六成;内地累计批准港商投资项目近36万个，实际使用港资累计6656.7亿美元，占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的47.7%。

 

——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是广东省加强区域合作。中央政府批准设立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批准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批准广东省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签署《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明确粤港合作的重点领域，构建珠海横琴新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广州南沙新区三大合作平台，促进粤港两地共同打造更具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和世界先进制造业、先进服务业基地。还批准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北京市、上海市建立区域合作机制，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内地设立办事机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除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外，还先后在广州、上海、成都、武汉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在深圳、重庆、福州设立联络处，促进了香港与内地有关地方的经贸合作以及其他方面的交流。

 

——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货物通关便利化。深圳湾公路大桥于2007年建成通车，成为内地与香港间第4条陆路通道。2009年开工、预计2016年建成的港珠澳大桥，东接香港、西接珠海和澳门，将成为连接珠江东西两岸新的公路运输通道。广深港高速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香港将与全国高速铁路网对接。内地与香港的所有水、陆货运口岸均已实现查验结果完全互认。2013年内地访港旅客4075万人次，比1997年增长16.3倍。香港同胞进入内地人数也从1997年的3977万人次增至2013年的7688万人次。

 

——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加强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支持香港与内地高校开展跨地招收学生;支持香港与内地高校合作办学;支持两地教师、学生开展交流。支持香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香港科技园等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支持香港高校在深圳设立研究院;支持香港科技工作者和机构申请国家科技研发项目、推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向香港开放。2005年，内地与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更紧密文化关系安排协议书》，在文化保育、产业发展和交流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支持香港、澳门与广东共同申报并成功将粤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支持香港西贡地质公园成功申报为世界地质公园;支持香港与内地合拍电影，自CEPA签署以来香港与内地合拍影片共322部，占内地与境外合拍影片总量的70%。支持两地在体育人才交流、培养、训练等方面展开合作，邀请香港运动员参加全国运动会等赛事。支持香港与内地在中医中药发展、医疗卫生管理、传染病疫情通报和防治，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报和紧急合作等方面开展交流合作。

 

——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建立交流合作机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建立了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交流合作机制，协调、推进相关工作。比如，设立CEPA联合指导委员会，监督CEPA的执行并解决执行过程中的问题，拟定CEPA内容的补充及修订等;在出入境管理、海关、检验检疫、金融、公共卫生、旅游等领域建立合作机制，相互沟通情况，共同处置突发事件，打击违法行为等。此外，为加强对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广州南沙新区、珠海横琴新区开发建设的指导、协调和服务，中央政府还建立了促进广东前海南沙横琴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是成员单位之一。这些机制为促进香港与内地的互利合作、处理共同关注的区域发展和治理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确保对香港基本生活物资的安全稳定供应

 

受自然环境限制，香港所需的淡水、蔬菜、肉禽等基本生活物资主要由内地供应。自20世纪60年代初内地开通供应香港鲜活冷冻商品的“三趟快车”并建设东深供水工程以来，中央政府和有关地方全力保障对香港食品、农副产品、水、电、天然气等的供应。截至2013年底，香港市场活猪95%、活牛100%、活鸡33%、河鲜产品100%、蔬菜90%、面粉70%以上由内地供应，供港食品合格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2013年，广东按照与香港新修订的协议对香港供应淡水6.06亿立方米。自1994年起，大亚湾核电站向香港供电，每年供电量占全港电力总消耗的四分之一。2013年，内地向香港供应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

 

五、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一国两制”是一项开创性事业，对中央来说是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对香港和香港同胞来说是重大历史转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的同时，“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适应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特别是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目前香港出现的一些在经济社会和政制发展问题上的不正确观点都与此有关。因此，要把“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继续推向前进，必须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宗旨出发，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一)全面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含义

 

“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一国”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拥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其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高度自治权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不存在“剩余权力”。同时，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并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等制度和原则。坚持一国原则，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尊重国家实行的根本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则。

 

“两制”是指在“一国”之内，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等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一国”之内的“两制”并非等量齐观，国家的主体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在这个前提下，从实际出发，充分照顾到香港等某些区域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允许其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因此，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保持繁荣稳定的前提和保障。香港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依照基本法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必须在坚持一国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尊重国家实行的政治体制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则。内地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要尊重和包容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还可以借鉴香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在“一国”之内，“两种制度”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借鉴，才能和谐并存，共同发展。

 

(二)坚决维护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权威

 

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在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香港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基本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宪制性法律地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均以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为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香港基本法相抵触。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行为都必须符合香港基本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个人以及一切组织和团体都必须以香港基本法为活动准则。同时，香港基本法作为全国性法律，在全国范围内适用。

 

全面把握、整体理解香港基本法的各项规定。香港基本法的所有规定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条文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必须把香港基本法的每个条文放在整体规定中来理解，放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体系中来把握。香港基本法实施的实践说明，孤立地理解香港基本法的个别条文，强调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个方面，就会产生歧义甚至认识上的偏差，香港基本法的实施就会受到严重冲击;全面地理解香港基本法的各项规定，就会看到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各个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有机整体，对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对香港的繁荣稳定发挥着保障作用。

 

尊重和维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修改权和解释权。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基本法同时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对基本法中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也可对其他条款解释。这种解释权来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如果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香港基本法关于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须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这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是一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基本法解释权是维护“一国两制”和香港法治的应有之义，既是对特别行政区执行基本法的监督，也是对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的保障。

 

完善与香港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有利于更好地维护香港基本法的权威。香港基本法实施以来，已经建立完善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包括在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方面，确立了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立法会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案的“五步曲”法律程序;在基本法解释方面，建立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行政长官向国务院作出报告并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以及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等有关程序和工作机制;在特别行政区立法方面，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特别行政区法律备案的工作程序;在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司法协助方面，达成了相互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和部分民商事判决等一系列安排;在行政长官向中央政府负责方面，形成了行政长官向中央述职的制度安排。随着“一国两制”实践不断发展，香港基本法实施不断深入，必然要求继续完善与香港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特别是要着眼香港的长治久安，把香港基本法规定的属于中央的权力行使好，使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切实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运行。

 

(三)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

 

“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标准的，这就是邓小平所强调的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对国家效忠是从政者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伦理。在“一国两制”之下，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等在内的治港者，肩负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职责。爱国是对治港者主体的基本政治要求。如果治港者不是以爱国者为主体，或者说治港者主体不能效忠于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就会偏离正确方向，不仅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难以得到切实维护，而且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广大港人的福祉也将受到威胁和损害。

 

爱国者治港也是具有法律依据的。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因此，香港基本法规定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主席及立法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议员、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都必须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必须就执行基本法向中央和特别行政区负责。这是体现国家主权的需要，确保治港者主体效忠国家，并使其接受中央政府和香港社会的监督，切实对国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香港居民负起责任。

 

(四)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作为特别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双首长”，行政长官是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的第一责任人。中央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团结带领香港社会各界人士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广大香港市民的共同愿望，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大局稳定的重要基础，是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的主要任务。当前，香港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挑战和机遇并存。香港需要抓住机遇，努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增进香港居民民生福祉。祖国内地始终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中央政府继续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发展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政制。行政长官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立法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这是中央政府作出的庄重承诺，并体现在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中。中央政府真诚地支持香港的民主政制向前发展。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制度必须符合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符合香港实际，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体现均衡参与的原则，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要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经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人选必须是爱国爱港人士。只要香港社会各界按照上述原则务实讨论，凝聚共识，就一定能够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最终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也是中外交融的国际商业都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仅符合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以及外来投资者的共同利益，也是保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的重要条件。中央政府将继续鼓励和支持香港社会各界发扬包容共济、尊重法治、维护秩序的优良传统，以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香港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依归，求同存异、互谅互助，在爱国爱港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不断巩固社会和谐稳定。

 

(五)继续推动内地与香港交流合作

 

香港与内地日益紧密的交流合作，拓宽了香港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道路。香港可以充分利用内地广阔的市场腹地和丰富的要素资源，把握国家快速发展的机遇，从中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和不竭的发展动力。香港通过继续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可以进一步发挥作为国家引进外资、人才，吸收借鉴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窗口作用，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桥梁作用，对内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助推作用，以及对内地创新经济社会管理方式的借鉴作用。

 

随着香港与内地交往的密切，两地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逐渐加深，香港同胞对国家的认同和向心力不断增强。香港同胞更加关心国家发展，在积极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同时，热心投入内地扶贫、教育、妇女儿童保护等公益事业。当内地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时，香港同胞慷慨相助，大力支援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与内地民众共克时艰。这充分显示出香港同胞与内地民众血浓于水的亲情。

 

中央政府将继续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内地有关地方建立更加密切的工作联系，支持香港同胞与内地民众开展更加紧密的交往，支持香港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发挥独特作用，推动香港与内地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合作，齐心协力建设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结束语

 

“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坚定不移地推进“一国两制”事业，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符合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也符合外来投资者的利益。

 

在继续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新征程上,既要坚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确保“一国两制”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又要积极有效应对香港在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面对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刻调整和变化，香港需要不断提升竞争力;香港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需要社会各界群策群力共同化解;香港与内地交流合作不断深入，需要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协调，妥善处理民众关切。同时，还要始终警惕外部势力利用香港干预中国内政的图谋，防范和遏制极少数人勾结外部势力干扰破坏“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研究解决好这些问题，深化“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必将进一步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当前，全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广大香港同胞一道，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香港基本法，进一步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我们坚信，香港特别行政区必将继续沿着“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基本法的轨道稳步前进，与祖国内地共同开创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

 

附录

 

(一)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情况

 

1.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由1997年的1.37万亿港元增长至2013年的2.12万亿港元，年均实质增长3.4%。

 

2.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储备由1997年底的4575亿港元增长至2014年3月底的7557亿港元，增长65.2%。

 

3.香港外汇储备由1997年底的928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底的3112亿美元，增长了2.35倍。

 

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位居全球第35位，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位居全球第七位。

 

5.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银行中心，世界排名前100位的银行中有73家在香港营业。

 

6.香港是亚洲第二大和全球第六大证券市场，2013年底香港股市总市值达24.04万亿港元，在香港进行的首次公开招股集资总额达1665亿港元，居全球第二位。

 

7.香港是全球第五大外汇市场，2013年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额2746亿美元。

 

8.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2年10月发布的《2012年金融发展报告》，香港金融业发展指数位居全球首位;在英国伦敦金融城公司2013年9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香港位居全球第三位。

 

9.香港是全球第九大贸易经济体。香港有约10万家专业进出口公司，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联系。

 

10.2013年香港对外商品贸易总额达7.62万亿港元，比1997年的3.07万亿港元增长1.48倍。

 

11.香港是全球最重要的外来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香港在吸收外来直接投资方面位居全球第三位。截至2013年底，在香港注册的海外公司有9258家，比1997年底增加83%;截至2013年6月，外资驻港地区总部有1379家，比1997年增加52.7%;截至2013年6月，外资驻港地区办事处有2456家，比1997年增加52.5%。

 

12.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运输港口之一，2013年共处理标准集装箱2228.8万个，比1997年增长52.9%。

 

13.香港是全球第四大船舶注册中心，截至2013年底，在香港注册的船舶有2327艘，总吨位达8643万吨。

 

14.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全球超过100家航空公司在此运营，客运量位居全球第五位，货运量多年高居全球首位，2013年航空货运、客运量分别比1998年增长1.53倍和1.18倍。

 

15.根据2013年“全球国际航运中心竞争力指数”，香港在660多个港口城市(区域)中排在第三位。

 

16.香港特别行政区2014-2015财政年度用于教育的经常开支预算为671.3亿港元，占政府经常开支总额的21.8%，教育总支出预算为753.7亿港元，占政府开支总额的18.3%，是政府开支的第一大项目。2008-2009学年，香港已在公营学校实施十二年免费教育。

 

17.香港颁授本地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由回归前的12所增加至17所，其中8所大学接受政府财政资助。根据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公布的2013年亚洲大学排行榜，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进入前十名;2013-2014年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大学名列第43位。

 

18.从2000年第二季度到2013年第三季度，香港拥有专上教育程度的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从23.7%提高到35.1%，其中，拥有大学学位的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从14.5%提升至26%。反映基础教育水平的“国际学生评估(PISA)”公布2012年全球测试排名，香港继续名列前茅;在英国培生集团2012年公布的全球教育系统排名中，香港位居全球第三位。

 

19.2014-2015财政年度，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用于医疗服务的财政预算支出524亿港元，占政府经常开支的17%。

 

20.截至2012年底，香港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共有病床3.55万张。其中，90%以上的经费由政府财政拨款的公营医疗系统现有包括38间公立医院和医疗机构、48间专科门诊及73间普通科门诊，共有6.4万名雇员、2.7万张病床，提供约占全港九成的住院医疗服务和三成门诊医疗服务。

 

21.香港婴儿夭折率由1997年的4‰下降至2013年的1.6‰，是全球婴儿夭折率最低的地方之一。2013年香港男性与女性的预期寿命分别为80.9岁及86.6岁，是全球预期寿命最高的地方之一。

 

22.截至2013年6月，香港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或其他适当身份参与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共41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相关活动，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等;参加不限主权国家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37个，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世界气象组织等。香港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身份或其他适当身份参加有关国际会议1400多次，以“中国香港”名义参加不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会议2万余次。

 

23.香港特别行政区平均每年接待外国政要和学术界、智库等有影响人士来访上百次。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曾访问香港或在香港出席国际会议。香港共举办或协办国际会议1000多次，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电信展、国际海事组织外交大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区域研讨会和亚洲太平洋邮政联盟执行理事会年会等。

 

24.香港特别行政区已与42个国家签署互免签证协议，150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给予特别行政区护照持有人免签或落地签待遇。

 

25.香港特别行政区与67个国家签署了民用航空运输及民用航空运输过境协定，与35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与17个国家签署了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等，与30个国家签署了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与19个国家签署了移交逃犯协定，与13个国家签署了移交被判刑人协定。

 

26.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日内瓦、布鲁塞尔、伦敦、多伦多、东京、新加坡、悉尼、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柏林等地设立了11个驻外经济贸易办事处，促进香港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经贸、投资利益及公共关系。

 

27.外国在香港协议设立的总领事馆达66个、名誉领事73位。欧盟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国际金融公司、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等国际组织在香港设立了6个代表机构。

 

(二)内地与香港交流合作有关情况

 

1.内地是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据香港统计，2013年，香港与内地的贸易额达38913亿港元，比1997年增长2.49倍，占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51.1%。

 

2.香港是内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之一。据海关总署统计，2013年，内地对香港出口额达3847.9亿美元，占内地出口总额的17.4%。

 

3.内地是香港外来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地。据香港统计，截至2013年底，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超过3588亿美元，占内地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近六成。

 

4.香港是内地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3年底，内地累计批准港商投资项目近36万个，实际使用港资累计6656.7亿美元，占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的47.7%。香港是内地最大的境外投资目的地和融资中心。截至2013年底，内地对香港非金融类累计直接投资为3386.69亿美元，占内地对外非金融类累计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59%。

 

5.截至2013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达797家，占香港上市公司总数的48.5%;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总市值达13.7万亿港元，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56.9%。

 

6.2013年底，香港人民币客户存款及存证余额达1.0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6%;人民币贷款余额1156亿元人民币，未偿还的人民币债券余额3100亿元人民币。

 

7.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委员会依托香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香港科技园，分别建立了1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和2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支持香港高校在深圳设立研究院，推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向香港开放。

 

8.2010年以来，香港科技工作者和机构已成功申请国家973计划项目4项，获得研发资助1.6亿元人民币。

 

9.2013年12月，搭乘“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成功登月的“玉兔月球车”，使用了香港理工大学专家研发的相机指向系统。

 

10.截至2013年底，香港共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39人(包括外籍院士)，88位香港科学家作为主要人员分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科技发明奖等44个国家科技奖项。

 

11.2012-2013学年，在香港高校就读的内地学生约2.2万人;截至2013年10月，在内地高校就读的香港学生逾1.4万人。

 

12.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分别与内地高校联合办学或举办高等教育机构。广东、北京、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与香港建立了400余对姊妹学校。

 

13.2009年，香港、澳门与广东共同申报并成功将粤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4.2011年9月，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西贡地质公园成功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世界地质公园。

 

15.自CEPA签署以来，香港与内地合拍影片共322部，占内地与境外合拍影片总量的70%，其中票房收入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影片共有61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