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相较于北上广 优势究竟在何处

 

新华网据百度百家 近日香港财经评论员梁海明发表了一篇“相比中国内地,香港还有什么优势?”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从经济上看,香港已经没有多少优势了。中国内地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香港是全球第三十六大经济体。即使是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2013年中国内地人均GDP已达6700美元左右,不止一个城市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10个城市超过2万美元,而香港的人均GDP也只有约3.9万美元,两地差距已经越来越缩小,相信很快就会有内地城市人均GDP超越香港。

 

香港慢慢已无优势可言

 

从生活上看,按照中国内地民众对生活的追求,无论是较低层次的“车子、房子、妻子、孩子”,还是稍高层次的“囊有钱,仓有粟,腹有诗书”,许多内地人民都拥有了。在生活方面,香港人也没有比中国内地民众好多少,甚至某些方面还远远不如。

 

通过两地经济、生活方面的比较,相信大多数中国内地民众都会得出“香港的优势已经不再了”的结论。

 

我对此也表示认同。但是,在这里,我要问几个问题挑战一下读者,为什么香港更能融入国际社会,但中国内地还很难融入国际社会?为什么来自中国内地游客在国际上名声不佳,香港游客却颇受欢迎?为什么香港企业经常收购西方企业,但中国企业却相当困难?为什么有100多个国家、地区愿意给香港人免签证待遇,但中国内地民众却没有?

 

如果读者觉得问题很难回答的话,我在这里就告诉你答案,中外的意识形态不同,确实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香港不仅是中国的香港,香港还是国际的香港;香港人不仅是香港人,香港人还是国际人。

 

这句话读起来是有些拗口,但话虽拗口,道理却不拗口。放眼全世界,香港在许多方面都是符合国际标准,并且是拥有国际价值观的国际大都市。

 

何谓“大都市”(Metropolis)?或许读者会想到很多标准,但许多人可能想不到最基本的一条标准,就是近期引起了颇大风波的“公共卫生”。其实,可以说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处于对人类、动物排泄物零容忍(Zero Tolerance)的心态下,先后制定多项公共卫生政策,才催生了“大都市”。

 

卫生霸权催生了大都会

 

早在1829年前,除了动物的排泄物外,由于大量劳工涌入英国的城市后,加上城市当时还没有设置排粪系统,人和动物的排泄物要么被集中运完城外,要么排泄物堆积在户外,导致排泄物渗进土壤,污染地下水源。世纪霍乱大流行爆发后,很快在1832年传到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造成大量民众死亡。

 

英国经研究发现,霍乱疫情来源于当时极为简陋的供水与污水排水系统后,先后颁发了《公共卫生法案》(The Sanitary Act)、《工匠住宅法案》(Artisans Dwelling Act)等相关法案,令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与卫生标准更加相互紧扣,避免了霍乱疫病的再度侵袭。

 

因此,公共卫生慢慢成为了英国、其它欧美国家,乃至现代文明的新标准,甚至发达国家的大都市还形成了“卫生文化霸权” (The Cultural Hegemony Of Hygiene),不但城市规划和建筑需用医学卫生角度作首要建设参考,大都市的民众更须严格遵守规则并具备充分的公共卫生意识。这样,国际性的大都市才开始真正诞生了和形成了,也只有这样的城市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肯定。

 

具体到香港,在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除了继承了欧美国家尤其是英国重视公共卫生的精神外,更由于2003年的非典(SARS)事件,全社会更加注重公共卫生。非典病毒导致香港多人死亡,最令港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淘大花园E座一人染上病毒,居然传染至整幢大厦,令整栋大厦被政府隔离。

 

香港政府其后追查发现,非典病毒不是经空气传染,而是透过排泄物和飞沫传染后,港人不但“闻粪色变”,更一度提出“公共卫生凌驾政治、经济”的原则,大规模改进公共卫生设施,避免再次遭遇疫病袭击。人口密集的香港对整洁、公共卫生的重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卫生文化标准相符,而且香港也具有与西方民众相同的公共秩序意识和现代文明标准,这是香港、香港人获得了国际社会认同和肯定的一大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香港的法治制度备受西方发达国家推颂。香港自回归以来,法治制度是香港社会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也是香港社会安全、公平、公正的赖以成功的基石。

 

法治精神香港成功基石

 

例如,香港的法律制度,要求官员比白还要白,因此,无论是前特首曾荫权接受富商款待,还是官员以茅台酒款待客人,都遭受香港廉政公署(ICAC)的公开调查,以维护香港政治的廉洁性。在严厉的法律底下,港人要考公务员、要升学,需要比拼的是实力,而不是拼爹、拼走后门。

 

又如,香港实施的虽是普通法,但依然尊重天赋人权(Natural Right)精神,任何在香港出生的人士,便有权取得香港的居留权和公民身份。但在中国内地,即使小孩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一些大城市出生,小孩仍然无法获得当地户口,享有与本地居民相同的权利。

 

再如,香港有严厉的法例保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有近乎苛刻的条例保障食品安全,确保民众可以吃到安全、健康的食品。

 

正是由于香港秉持法治精神,给各界提供了安定、平稳的社会环境,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以及廉洁、高效的政府,确保了香港市场能够畅顺运作,因此香港已经连续第20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新加坡、澳大利亚名列第二、三位,中国内地则名列137位。

 

此外,香港市场的“游戏规则”与国际主流市场一致。作为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市场运作、会计制度和法律制度等,都与英美主流金融市场一致,可以与全球各大金融市场无缝对接。

 

香港能与国际无缝对接

 

因此,无论是国际市场希望投资中国内地,还是中国中央政府希望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央企中信集团整体到香港上市乃至开通“沪港通”,无不是为了借重香港这个既中西交汇,又深具国际化特色的中介平台优势。

 

在这里,我必须告诉读者的是,很多读者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对中国中央政府而言,不大可能希望“同化”香港,使之成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中央政府反而更希望香港能够进一步国际化,进一步与国际社会接轨,进一步与内地城市差异化。只有如此,香港才能充当“引航员”的角色,完成中央政府赋予香港带领中国内地“走出去”的战略目标,以帮助内地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稳步向前发展。

 

香港的“引航员”角色,现已逐渐被国际社会了解,全球领先私营房地产顾问服务公司莱坊(Knight Frank),最近发表的2014年《财富报告》指出,虽然目前亚洲缺乏单一主导城市,新加坡、香港、上海甚至北京都在争夺未来亚洲第一城市之位,但在未来10年内,香港将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城市。除了背靠中国内地这个重要因素外,由于香港成为了中国和全球各地之间的非官方门户,这才是本港未来10年的优势所在。而且,由于香港还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是全球许多超高资产净值客户心目中最重要的金融城市。

 

正如英国谚语所言:"It takes three generations to make a gentleman"(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绅士)。香港既是中国的城市,又是国际的城市,这种特殊的优势,暂时在中国是独有的,难以替代的。中国现在在经济上已经是世界的重心,但是未来要成为受到全球各国认同、尊重乃至学习的世界强国,就不但不应当要求香港和内地“同化”,反而更应该在中国内地再模仿、制造出更多香港一样的国际大都市。与此同时,已经富裕起来中国的国民,也应当加强自我素质,进一步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文明的大国国民风范。(作者梁海明系香港财经评论员,著有《中国经济新政策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