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背叛：从《一九八四》到《窃听风暴》

电影《窃听风暴》海报

 

《窃听风暴》是2006年德国最成功的电影，它在“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十一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七个重要奖项。这也是继《地下》、《再见，列宁》、《帝国的毁灭》、《百万杀人游戏》之后再次惊动世界的欧洲电影。

 

梁启超曾经感慨，“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谱也”。与欧洲导演们对人生与历史的思考不同的是，近年来中国的影视导演依然热衷于为帝王修家谱，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当年满清入关的好处就是为几百年后的清宫剧作了贡献。至于电影，更是可歌可泣——若是少了皇上，我们的编剧就会像《十面埋伏》那样“找不着组织”，任凭演员们在风雪里打斗到地久天长，观众仍是不知所云。

 

当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以及对历史的思考。今日中国电影之所以乏善可陈，是因为这些影片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任何思维的乐趣可言。影像的躯壳、声色的装修不足以支撑起电影这门思想的艺术。人们习惯于将自己的碌碌无为归咎于环境，然而，多纳斯马克用自己的电影告诉世人——无论境遇如何，若是能积极面对自己的人生，每个人也并非别无选择。

 

德国好人

 

《窃听风暴》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前。魏斯勒，代号XX/7，是位史塔西(STASI)军官，审讯和窃听是他的全部生活。在一次聚会上，他嗅到德雷曼身上的异味，于是自告奋勇地在德雷曼家里装满监控设备，开始记录这位“危险作家”的一言一行。正是这次不经意的介入，彻底改变了魏斯勒的命运。

 

德雷曼是位著名的东德作家，妻子西兰德是位舞台剧演员。德雷曼态度温和、奉公守法，和许多人一样，对于不合理的社会有着出奇的忍耐力与适应能力。他从不大声反抗，对于政府加之他人的迫害，宁愿选择沉默，有时甚至还会为自己的明哲保身沾沾自喜。

 

德雷曼夫妇表面平静的生活被文艺部长乌诺的出现打破了。所谓“吾爱真理，更爱追求真理的女青年”，显然这位自称“热爱文艺”的部长先生更爱文青。笔者曾撰文指出“强奸民意是世间最高境界的色情”，对于德雷曼一家来说，部长先生的色情无疑更进一步，这是一种从灵魂到肉体式的介入。一方面，乌诺以禁令相威胁来扼杀德雷曼可能的不服从;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逼迫德雷曼的妻子奉献自己，供其淫乐——“配合得好就可以早点回家”，这是部长先生的口头禅。

 

显然，西兰德对淫威的屈服触动了魏斯勒心尖上最柔软的部分，以至于他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甘愿以莫名观众的身份去间接劝诫西兰德不必迎合任何人。从这一刻起，魏斯勒开始了灵魂的还乡之旅。他从德雷曼的书房里捎走了一本布莱希特的诗集，就像是一只飞鸟衔走一根树枝，为自己构筑精神的巢穴。

 

另一件事更可谓时代之不幸。德雷曼的好友、著名导演艾斯卡在被政府“禁声”七年后终于不堪重负自杀了。德雷曼是在电话里得知这个消息的，当时他握着话筒，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随后，他坐到钢琴前弹奏艾斯卡送给他的《好人鸣奏曲》，那是不久前过生日时艾斯卡送给他的礼物。悠扬的琴声，让正在公寓顶楼进行监听的魏斯勒悄然落泪。

 

故事围绕着德雷曼与魏斯勒的心理转变展开。获知妻子对部长淫威的服从以及好友的自杀后，德雷曼终于选择了反抗。很快，他冒险犯难写了一篇揭露东德公民自杀现状的文章在西德杂志上发表。而就在此时，躲在暗处真实地见证了德雷曼夫妇不幸与屈辱的魏斯勒摇身一变成为了他们的保护者。这个原本兢兢业业的史塔西分子，不再忠于自己的上级与其服务的体制，开始想方设法对他所窃听到的、不利于作家的内容进行删改。

 

有关自杀的文章使得东德安全部门大为光火，他们将怀疑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德雷曼。很快，西兰德在审讯室里供出了藏在家中的关键证物——进口打字机。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魏斯勒赶在其他史塔西人员到来前取走了打字机，挽救了德雷曼。

 

魏斯勒为自己的“窃听失败”付出了代价，原本仕途光明的他被降职，成为了史塔西内部处理邮件安全的底层人员。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后，魏斯勒成为一个普通的发信工。

 

阳光满地。一个平常的日子，魏斯勒在一家书店橱窗里发现德雷曼出版的新书《好人奏鸣曲》。

 

翻开书，扉页上写着“献给窃听人员XX/7”。原来，对自己获救百思不得其解的德雷曼通过已经公开的窃听纪录了解到当年在暗中保护他的“XX/7”正是魏斯勒。

 

影片有着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魏斯勒买下了这本书。当店员问他是否需要包装送人时，魏斯勒说：“不，这是送给我自己的。”《好人奏鸣曲》让两位不曾谋面的德国好人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德雷曼因之表达了自己对魏斯勒的感激之情，而魏斯勒也把这本书送给了自己，作为对自己拥有良知和生活的奖赏。

 

别人的生活

 

《窃听风暴》里没有宏大场面，这个中文译名远不如其原意“别人的生活”那样更能为我们展示该片的内涵。“别人的生活”在这里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他人生活的闯入;其二是没有自己的生活。

 

如上所述，文艺部长利用职权，恐吓作家，并且胁迫作家的妻子与其保持每周一次的约会，是对作家夫妇生活的闯入。这种闯入同样表现在魏斯勒对作家家庭生活所进行二十四小时监听与监视。在没有宪政保障的国家，平民的茅屋被当权者视为监舍，他们可以像狱卒一样随时进入，美其名曰执行公务。

 

不同的是，文艺部长是为了私欲侵占他人的生活，而魏斯勒则更像是出于“公心”抛弃了自己的私人生活。作为一个为党国尽忠的“老光棍”，魏斯勒废寝忘食，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监视与审讯之上，简而言之，用于干扰别人的生活方面，而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几乎是一片空白。事实上，正是无数像魏斯勒这样的人贡献自己的生活，才使乌诺那样的大人物可以为所欲为。

 

今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公权力当在私宅的门槛前止步。然而，在“暴力战胜了思想，人们战胜了人类”的时代，在政治压倒一切的一九八四年，像魏斯勒这样的敬业者却以监视和审讯“危险人物”为荣。他们相信，任何人都可能背叛自己的国家，因此任何对政府的不信任都可以成为一个人被捕的理由。当人们被迫在政治的泥沼中求生，生活本是件奢侈的事情。

 

一九八四

 

《窃听风暴》的故事从1984年开始叙述，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六十年前，天才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在其著名的反极权小说《一九八四》里为世人虚拟或者预言了一个“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恐怖世界。

 

奥威尔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靠“双语思想”与“新词”进行极权统治的国度。和威斯勒所服务的斯塔西一样，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同样为“真理部”卖命。在这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每个人都被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处于没收的状态。显而易见，这种“双语思想”在当年的东德同样有所表现：一方面政府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扬民主德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另一方面又视国民为潜在的“国家公敌”，必须接受监控。为此，东德设立了“史塔西”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为东德1800万人口中的600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三个东德人里面便有一个被监控。

 

在“线民政治”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告密成了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此时，不仅有来自政府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来自社会的“老大妈在看着你”。不幸的是，社会的分崩离析还体现在“老婆(公)在看着你”。关于这一点，《窃听风暴》的男主角饰演者穆赫可谓感同身受。他的妻子简妮·格罗曼曾经为德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负责监视他和其他演员，仅解密文件便有254页相关记录。

 

当历史翻过封闭而阴暗的一页，生活于今天的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柏林墙东边难以为继。当年的东德政府，将其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控制上，而纳税人所谓的“改善生活”，不过是换回了几副质地优良的手铐。

 

光荣背叛

 

国家是人之造物，不能凌驾于人之上。然而，极权国家所宣扬的是每个人要为极权而生，为极权而死，做权力的附庸。威斯勒的“光荣背叛”，揭示了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于“体制内外”的人都有和解的可能。道理是，体制并非最真实的共同体，也非铁板一块，而人类作为共同体的价值与恒常远在任何体制之上。

 

显然，影片中自杀而死的朋友、应召而来的妓女、布莱希特的诗歌以及《好人奏鸣曲》等等，对于魏斯勒的“光荣背叛”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道具。

 

自杀前，艾斯卡曾经近乎绝望地对德雷曼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毫无人权不让人说话的国家了，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不过可以写出真实的生活……”。当魏斯勒沉醉于德雷曼的琴声之时，我们看到，虽然窃听为千夫所指，但是窃听者也因此吊诡地获得了当代人默默反抗极权世界的第一手资料，这在某种意义上使他们成为时代苦难与精神的见证人。

 

极端的政治让人忘记自己，而性欲却本能地告诉每个人肉体是真实存在的，有关幸福的体验同样不是其他的人或物所能替代。在《一九八四》里面，温斯顿同样在妓女身上寻找自己的人性，而在大洋国里，性欲是思想罪，满意的性交本身便是造反。所以，性欲被污名化，“性欲被视为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

 

《窃听风暴》中的性爱既是生活中的寻常场景，也是深刻的隐喻。在性方面，魏斯勒可谓空空如也。监听与审讯给他带来的乐趣显然超过了性欲。只有当他目睹了发生在德雷曼夫妇及其周遭的不幸，魏斯勒身上的人性光辉的一面才开始复苏。良心的苏醒同样伴随着性的苏醒。那一夜，魏斯勒找来了妓女，在这里性道德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魏斯勒有了自己的私生活，可以自主地支配身体，开始了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揭竿而起。

 

《辛德勒名单》里有一句话：救了一个人，等于救了全世界!人们赞美忠诚，然而，人类社会的进步，却时常伴随着不断的“光荣背叛”，伴随着不断地有人从旧有体制中出走，从而完成个人与社会的自救。为了保护德雷曼，魏斯勒不断地篡改甚至藏匿不利于德雷曼的记录，并支走了他的窃听搭档。魏斯勒背叛了自己忠于党国的原则，对于他来说，生活并非别无选择——他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反讽的是，在《一九八四》中，作为真理部记录科的科员，温斯顿的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而在《窃听风暴》中，良心发现的魏斯勒把他所见证的作家的私生活同样改得面目全非。良心发现使魏斯勒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反戈一击，效忠党国的秘密警察一夜之间变成了藏身于体制之内的卧底。

 

文艺何为?

 

多纳斯马克，一位33岁的年轻导演。早在九年前，多纳斯马克便在想一个问题——一个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位名作家的私生活。为此，他对一些前东德的线人与秘密警察进行了走访。多纳斯马克发现，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只讲究原则，情感因素被彻底排除与封存。他们害怕感情会坏了对原则的追求。

 

在日常的苦难与制度的禁锢面前，诗歌何为?音乐何为?为什么那些创造爱与美的人会成为专制者的眼中钉?《窃听风暴》或多或少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极端的年代，掌权者通过“新词”推销真理，并用冗长的真理说服民众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然而，发乎心灵的诗歌与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与美的回忆与向往。它们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

 

怀想自由的人们不会忘记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坐在监狱长办公室里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时的感人场景。只在刹那之间，这座狰狞的监狱仿佛变成了一座救赎人心、放飞希望的教堂。一切如安迪所说，“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合乎人性的音乐可以穿透监狱的铜墙铁壁，打开人心的枷锁;它不用长篇大论，而是用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感受的美将人们从极权千万种幸福的理由中解救出来。

 

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之美的坚定的扶持。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那些符合人性的音乐之所以会被当权者视为“靡靡之音”而加以贬斥，正是因为文艺具有招魂的品质。正因为此，在极端的年代，诸如音乐、诗歌和绘画等艺术被纳入到意识形态的范畴加以控制。就像《一九八四》中所创造“新词”，它不仅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存在。一旦失去了造句能力，不能识别饱含于历史之中的意义，人们便不再有异端的思想。

 

《窃听风暴》是一部关于自我救赎的电影。作家在反抗中找回了自己，窃听者在光荣背叛中获得了拯救。今天，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渐渐熟悉了远程教育，事实上，《窃听风暴》也向人们展示了柏林墙时代远程教育的另一种形态——只要相信人的良知未泯，那么就有可能让被窃听的书斋变成课堂，让窃听者变成了入室弟子，让监控记录变成了课堂笔记。

 

帝国的藤蔓

 

“条条大路通罗马”道尽了罗马昔日的繁华。据说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把“大路”修到哪里。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总是通过对各种“道路”资源的占有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其目的莫不是为了阻断社会横向的交往，锻造“下面”对“上面”的服从。极权之最，无非是将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完全集于政府之手。政府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每个维度，使社会缩减到赤贫与破产的地步。

 

柏林墙倒塌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德雷曼从乌诺嘴里得知自己一直处于被监控的状态。回到家里，顺着墙纸和屋角，德雷曼拽出了许多根隐藏多年的电线，此时的他大梦方醒。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像是为死去的极权时代料理后事。德雷曼将一根根电线攥在了手里，帝国的藤蔓已经干枯，失去了往日的生命。曾几何时，它们盛极一时，以其隐秘却又无所不在的暴戾蔓延到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为帝国获取收成。从厕所到客厅，从卧室到书房，只要斯塔西认为有必要，它们便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占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

 

伸进居民卧室的藤蔓，难免让人想起章鱼。在西方，人们通常用章鱼来比拟难以抗拒的恐怖力量。雨果《海上劳工》里的主人公便是被章鱼这“大海里的吸血鬼”缠住拖向大海深处;科幻小说里，章鱼同样被视为人类潜在的敌人——章鱼具有极权的品性，它占有、抓握、吞噬，似乎具有毁灭一切的力量。

 

从脑袋上直接长出八条腕足，章鱼的身体更像是一个隐喻，为我们展示了极权时代的星状结构——中央控制八方。如雨果所说，章鱼是一团腐烂的肉，是疾病的丑怪化身，它的纠缠便是绞杀，它的接触便是瘫痪。

 

当斯塔西分子按着西兰德的招供去找打字机时，精神几近崩溃的西兰德不顾一切的跑到了街上，被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撞破了脑袋。西兰德的死，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显而易见，她的真实死因是章鱼的绞杀、是帝国藤蔓的“藤缠树”。

 

西兰德曾经悲叹：“上帝的眼睛从不向下看。”然而，人的眼泪总是要向下流的。威斯勒见证了这一切，他跪在西兰德面前……此时此刻，相信许多人都会像威斯勒一样，在弱者身上看到自己现在与将来的境遇，意识到自己身处人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