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火车车厢分等级 郭沫若坐不起头等车

京奉铁路二等车内部 供图/李子明

民国的客车车厢实行等级制，一般分为头等车、二等车、三等车。这三种车舒适度、待遇、票价等差别明显。

头等车座位宽敞三等车煤灰一身

头等车最舒服。设备华丽，座位宽大，地下铺有地毯，化妆室、卫生间等一应俱全。叶圣陶的童话《含羞草》形容头等车的舒适：“椅子是鹅绒铺的，你一坐下去，周身密贴，软绵绵地，把你托住了。”二等车装饰设备略逊于头等车，也是软垫椅，座位较为宽敞。三等车设备最简单。车座是硬板，而且极为逼仄。尤其是到了晚上，灯暗、人多，没法看书报，也没法睡觉，民国人说晚上坐三等车简直就是旅行地狱。

在客车排列上，三等车一般紧挨着火车头，其次是二等车，最后是头等车。原因很简单，离火车头越近，震动越厉害。如果火车发生意外，也是越靠近车头越危险;此外，离火车头越近，火车煤灰飘得越多，弄得灰头土脸。俞平伯曾说过，坐三等车到站第一件事情就是抖一抖身上的煤灰。

不过，到了寒冬，客车排列又会反过来，头等车最靠近机车，二等、三等随后。这是因为火车暖气里的热水都是从锅炉流出来的，自然是离机车越近，暖气越热。

民国铁路规定头等、二等车有专门的售票窗口，这些窗口人少，买票不挤。三等车的售票窗口往往是人山人海。郁达夫有一次乘车从上海到杭州，身上只带了十块钱，打算买张三等票。他急匆匆跑到火车站，发现排队买票的人实在是多。这时他突然看到有个窗口人很少，赶紧冲过去买了张票。他以为捡了个大便宜，等到上车才发现，自己买到的原来是张二等车票(《还乡记》)。此外，三等车没有候车室、没有卧铺，三等车乘客不能进餐车……

郭沫若都坐不起头等车

待遇不一样，是因为票价相差悬殊。民国铁路客运票价一般实行两种价率，一种是“一二四制”，一种是“一二三制”。前者二等车车票是三等车的二倍，头等车车票是三等车的四倍;第二种价率，二等车车票是三等车的二倍，头等车车票是三等车的三倍。比如一份1927年的沪宁铁路客票价目表上，从南京到上海，三等车票价2.5元，二等车票价5元，头等车票价10元，这是“一二四制”。

不论实行哪种价率，头、二等车票价都比三等车贵不少。再加上头、二等车一般附带卧铺，买卧铺需要另外花钱，所以在民国，坐头、二等车，尤其是头等车，是一种较为奢侈的享受。民国有调查显示，30年代，全国教师平均月薪仅16.25元。也就是说，如果坐头等车从南京去趟上海，得花去大半个月工资。郭沫若曾经在一篇文章提到，自己只坐过三等车，不知道头、二等车里究竟什么样。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此时的郭沫若32岁，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文人。

三等车设备差 乘车旅客备受歧视

在民国坐三等车，不光设备差、条件艰苦，更不能忍受的是铁路工作人员的歧视与傲慢。

歧视从没上车就开始了。民国一位评论家曾亲眼目睹这样一件事：一位三等车乘客“恭而有礼”地向一位车站工作人员询问票价，该工作人员“初则仰首望浮云，俨若罔闻。再问之，则对曰‘那不是有字吗?’”。

火车站里为旅客搬运行李的脚夫也知道看人下菜碟，有三等车旅客上前求助，他们往往不理不睬，敷衍应对。

上车之后，查票员、茶房各色人等纷纷登场，对三等车乘客大加歧视。老舍的小说《火车》刻画了两个活灵活现的火车查票员。在三等车里他们俩全都板着面孔，一脸威严。到了二等车里一个依旧板着面孔另一个则露出笑脸。在头等车里两个人都面带笑容。

梁实秋也讲过一个段子：夜间查票的时候，查票员怕吵醒乘客，在头等车上一般是轻声细语。到了二等车，嗓门就提高了一些。到了三等车，不光大吼大叫，而且会粗暴地推醒乘客。(《火车》)

民国时期流行付“小账”，也就是小费。当时在火车上喝水也要给“茶房”(车上送水的服务人员)小账。梁实秋的小品文《小账》写道，当时坐二三等车的人，给了“小账”之后，茶房还不满意，嘟嘟囔囔想多要点。但是在头等车上一般是给多少就老老实实接着，从不敢说闲话。原因就是他不知道头等车厢坐的是什么人，不敢胡来。

1930年，铁道部曾特意下发通知，规定车上工作人员不得对三等车乘客“越理凌辱”，否则将予以严厉处罚。(李子明 作者为中国铁路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