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搁笔 撇开名利 为友为情 寒冬归来 廖一梅：能否撂下只有一步之遥

廖一梅

 

因为半个月前横空出世的那篇《总是一步之遥》文采飞扬加思绪翩然的“编剧手记”，写话剧总是立于台前、写影视总是隐身幕后的廖一梅开始被媒体追逐，成了剧组唯一的“突破口”。但我们相谈的，远不止《一步之遥》。

 

三年搁笔后，廖一梅重又爆发于这个寒冬——舞台剧“悲观主义三部曲”集中展演、姜文大电影《一步之遥》箭在弦上，大有“甄嬛体”过气、“一步之遥体”当红的架势。吃导演的小灶喝导演的酒微醺出的体面和尊严感，让一向习惯独处的孤僻才女廖一梅在剧组一待就是4个月，“仿佛回到了大学时光，每天除了睡觉大家都在一起。”

 

搁笔三年——“如果有一天写作成为我的束缚，那我一定毫不犹豫地丢下写作。”

 

北青报：可能是因为《恋爱的犀牛》一直在演，所以如果不是您自己说，大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廖一梅已经“消失”了一段时间。

 

廖一梅：三年没写东西是在享受独自的时光，而且不接受任何采访。自从《柔软》的书出版后，就一直在享受自在且自由的生活。我觉得在城市里，每样东西都挨我挨得太近，可我喜欢那种一眼望去好几百公里外有一座山的感觉。城里的人小心眼儿是有出处的，因为空间小，谁都希望自己是舒展的、自由的，但是没有这个条件。在北京，只要开车一个半小时，就有这样的地方。我常常自己一个人去，站在山上会觉得人真的太不幸了，这么宁静美丽的地方人居然没有心情来享受，人现在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和自己待在一起了。

 

北青报：突然停下来寻找这样的状态是为了写作和所谓的灵感吗?

 

廖一梅：当然不是了，就是为了高兴。如果为了什么而高兴，那就不是高兴，也许今天是高兴的，明天就变成痛苦的，任何因为其他东西感到的快乐都是非常不靠谱的。就如同我一直开玩笑说我是“三级片编剧”(三级编剧)很多年，二级编剧才刚刚评上，证书还没拿到，这些年若为这个而苦恼，太没必要了。如果有一天写作成为我的束缚，那我一定毫不犹豫地丢下写作。

 

北青报：有一种编剧或是作家，每天都逼着自己写一万字，否则就不吃不睡，您为什么能一放就是三年呢?

 

廖一梅：那种不能停下来的人，是因为自己不在写作中或者工作中就找不到存在感了，不能证明自己活着，以此作为生命的依托。其实这件事我儿子对我挺有启发的。那天他跟我说，“现在很多熊孩子捣乱是为了刷他们的存在感”，我说你说得太对了，我都很大了才明白人会为存在感付出一切。以前我都不知道有存在感这个词，但他从10岁就知道有存在感，而且其实存在感可以解释一切。那些要死要活沉醉于痛苦爱情的人其实就是需要存在感，欢乐是存在感，痛苦更是，而且是会显示你与众不同的百分之百的存在感。

 

悲观主义——“人是不可能幸福的，人没有获得幸福的天赋，除非人改变自己。”

 

北青报：中戏才女、孟京辉妻子、为儿子写就的《迷宫》和《魔山》，不可否认，剧本背后的廖一梅是个“幸福”的女人，“悲观主义三部曲”是否有点无病呻吟的意思?

 

廖一梅：这只能说明你用世俗来定义幸福。人是不可能幸福的，人没有获得幸福的天赋，除非人改变自己。我认为的幸福是对任何事都不恐惧，永远没有不安，完全自由。人只要活着，经历痛苦就是正常的状态，从出生就是痛苦的，死去也是痛苦的，即便最幸福的人也经历过无数打击。有时你心情挺好，但出门赶上一串红灯，再被人别了一下，顿时受挫。其实挫折感很容易获得，但幸福很短暂。如果你面对这一切，仍然面带微笑，这就是幸福，我也希望成为这样的人。

 

北青报：《恋爱的犀牛》、《琥珀》、《柔软》，“悲观主义三部曲”的剧名，没有一脉相承的句式，也没有递进的意味，这些剧名都是谁起的呢?

 

廖一梅：有时我会有一两个名字让孟京辉帮助决定一下，他会稍不靠谱，从不靠谱到特别歪，之后一下就找着了。有个秘密是，《恋爱的犀牛》从千场之后我就不再看了。最初很艰难的时候我场场都跟，还跟他们一起吃夜宵，就跟我演了一样，后来就不看了，不能老看并且在自己的影子里活着。

 

北青报：百场、千场在戏剧舞台是值得炫耀的数字，但也有另一层意思，戏难免不走样了，《茶馆》、《暗恋桃花源》曾经都未能幸免，这次的《琥珀》似乎也有这样的趋势。

 

廖一梅：其实《琥珀》演成什么样我觉得都行。这次三部曲的演出，演后的总结会我都参加，每一次我都衷心地对每一位演员、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一点不是客套。我要亲口表达我的谢意。特别是《恋爱的犀牛》，我第一个感谢的就是孟京辉。《犀牛》他今年排了4次，有一次在上海演出，演员打来电话说感觉不好，觉得好多东西不对了，他当天就飞去上海，在那整整排了一天。当一个编剧都开始不再关注时，导演、演员依然倾注了那样的心血，仍然在满怀激情地演着，与观众交流着，真的让我很敬佩，我不能不心怀感谢。即便观众不满意，我也丝毫不怀疑他们会越演越好的。就像现在已经在孟京辉工作室挑大梁的黄湘丽和刘畅，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们刚来时什么样，当时的状态看着有点像傻丫头。后来黄湘丽去美国，已经是一个完全国际范儿的女演员，去见百老汇一个非常大的演出公司的老板，她直接用英语自我介绍：我是“演员丽丽”，就好像“演员丽丽”是一个专有名词一样，特别阳光，充满力量。舞台真是一个特别滋养人的地方。

 

保护写作——“我既没有特别高的曝光欲望，又不需要挣钱，自然没有必要让写作变成一件委屈的事。”

 

北青报：2005年给李少红写完《生死劫》后再没碰影视，是刻意回避吗?

 

廖一梅：我确实不靠写作挣饭吃，所以就比较挑，必须哪都对，起码得99%对才会写。我为什么要与一个不舒服或不对头的人一起工作呢，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挺享受的事。我既没有特别高的曝光欲望，又不需要挣钱，自然没有必要让写作变成一件委屈的事。挑来拣去，就这样了，有点犹豫我就不写了。我还是挺爱护写作本身的。经常有人把这事变得写恶心了，没语感了，我不会。有人说写电视剧毁人不倦，我同意，曾经有朋友开始写电视剧时还说我准备全情投入，我心想我看你能全情投入多久，早晚得趴下。写作是我从小热爱的一件事，我不能把它变成一种折磨而不是享受，我得好好保护它。

 

北青报：您好好保护的除了自己的写作，还有儿子的纯粹与自由生长吧?

 

廖一梅：我儿子回家从不打开书包，我也不问。他希望自己不要太好，也不要太坏，最好不要被人注意，不挨骂，也不肯为得到好成绩付出一点努力。我不期望他成为任何人，我觉得不怀有期望是一个人对待任何事、任何人的基本态度。怀有期望就会有恐惧，期望和恐惧是一对双胞胎，想让自己无所恐惧就不要怀有期望。那是他的人生，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会按照你期望的发生发展吗?不会。那你最好就以一种特开放的欣赏态度看他开花结果，无论是石榴结果还是闻桂花香，都不错。

 

驻组四月——“自从离开你们，手机再也没有升过级。”

 

北青报：从去年不断透出的有关《一步之遥》的信息中，从没听说您加盟担纲编剧的消息，反而是有某某人、某某人，您是从什么时间开始介入的?

 

廖一梅：我进入时，前面究竟谁来过、谁写过，没有人告诉过我，我也没打听过，我只是去做自己的工作，而且我相信那些编剧也没有互相打听过。后来都挂上了我才知道一共有9位编剧，但姜文是排在第一位的完全理所应当，其实是我们所有人帮他搭建一个他的世界。我们写了一万句话，他会从中挑出一句话，按我们另外一个编剧的话说，我们已经写了10部电影，体量绝对有了。

 

北青报：所谓《一步之遥》的缘起“民国阎瑞生案”，听起来也不过是个与花街柳巷相关的谋财害命之事，似乎不那么有戏剧性?

 

廖一梅：故事本身只提供框架，就如同莎士比亚、契诃夫的戏，故事本身可能都平淡无奇。相形之下，这个故事已经足够离奇。只告诉你故事，你是想象不出电影是什么样的，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一个一个镜头、一句一句台词，甚至是镜头与镜头之间的空白构成的，其间的深意也不是用简单的故事框架能概括的。任何一个故事都能拍成特别好的电影，都能拍成充满欢乐和悲伤、能揭示人的困惑与孤单本质的，任何故事也都能承载一个悲喜剧，就像人生一样，要看怎么去写。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你说它有什么故事呢?!

 

北青报：在怀柔影视基地4个月的剧组生活，还习惯吗?

 

廖一梅：我都发烧了!我其实需要很长时间独处，甚至都不怎么跟别人说话。能不打电话就不打电话，没事时我一天一个电话都没有，都知道我不爱闲聊天，特好的朋友都是有事儿说事儿。跟剧组一起的4个月就像回到了大学，大家从早上一起床就碰面了，所有人都住在一层，大家干什么都在一起，就睡觉不在一起，还就隔着一堵墙。一吃饭大家迷迷糊糊就出现了，买各种好吃的。之前我手机微信版本特低，没法跟人家对话，照片、录像都收不了，剧本也收不着，他们实在忍无可忍就送了我一部。不过现在我连密码什么的都不知道，都离开剧组了还得打电话问人家。就像一句台词：自从离开你们，手机再也没有升过级。

 

编、导之争——“这个问题在这个剧组其实不存在，因为姜文自己就是编剧。”

 

北青报：从那篇编剧手记中可以捕捉到很多信息，“老姜”是与姜文很熟，“您”则是对中戏前辈的尊重，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两人似乎神交已久?

 

廖一梅：虽然都是中戏的，但我们读书时没有见过面，他毕业了，我才上学。最早认识其实是我们俩一起领过一个中戏的奖。后来真正打交道是因为他找我写剧本，就是《太阳照常升起》还没有拍完时，他在准备下一个戏。不过姜文看过我编剧的所有的戏，《恋爱的犀牛》他看过1999年最早的版本，甚至看过不止一遍。

 

北青报：作为姜文剧组有史以来第一位女编剧，有没有在创作时刻意隐藏性别融入他们，以免让人从文字中嗅到女性编剧的气息?

 

廖一梅：姜文的剧组的确阳气十足，而孟京辉的团队则是女的多，我还曾建议两个剧组搞个联谊，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气场不合的人在两个剧组都待不住。我在写作中没有特别要回避性别，我也不觉得别人看我的剧本能够从中看出这出自一个女性编剧之手，无论《犀牛》还是《琥珀》。所有的创作者从本质上来说都应该是雌雄同体的，只有他(她)具备这样的素质才能关照所有，关照一切，毕竟任何一个角度都是狭隘的角度。

 

北青报：近两年，编剧与导演之争屡屡上演，您自己也曾经摆出过“一字不许改”的姿态，不知道这层顾虑在《一步之遥》剧组转化过了矛盾吗?

 

廖一梅：我自己对于导演如何对待剧本的态度是看情形，但在《一步之遥》剧组这个问题其实不存在，因为姜文自己就是编剧。而对于话剧，我是不允许改，孟京辉曾经因为演员说错一个字而把他臭骂一顿。他会说，“你们没有改的权力，因为这些词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任何一丁点改动孟京辉都是不允许的。

 

剧组文化——“在姜文的剧组工作是最体面的，每个人都是有尊严的。”

 

北青报：您也说过，姜文是那种羞涩藏于霸道的人，话不多，但精准传神，他的角色延续着这种语言个性，想必他的团队也挺葛的吧?

 

廖一梅：当然，他的剧组宣传总监也是编剧，健身教练也能演戏，厨师也能走红毯，我是靠打坐功力才赢得的江湖地位。

 

北青报：剧组每天的工作节奏是怎样的?日夜兼程?

 

廖一梅：当然不是，晚上不拍，晚上还得写剧本呢。每天晚上，编剧组门口就开始有各路人马探头探脑地游荡，他们等待的其实就是被葛优称作“剧纸”的几页纸。为了不放弃随时有可能迸发的好想法，只有在开拍前导演才允许送达各部门。

 

北青报：常常听说，老板和老板娘都在的剧组没法待，不知……

 

廖一梅：我必须说，在姜文的剧组工作是最体面的，每个人都是有尊严的。周韵只是演戏，别人的事都不掺和，没有戏时人家根本不在。就像孟京辉工作室，还不是老板和老板娘都在，大家也都好好的。

 

北青报：一个作品面世了，是否也意味着下一个作品又开始了?

 

廖一梅：还写呀，求你了。不过话剧确实有，因为明年孟京辉有新剧场要开张，就意味着一定会有新戏，其实就是原来的大华电影院，最近频繁在开会，将会是不同于蜂巢剧场的方式，是一种全新的演出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