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约30万妇女死于日军蹂躏

何玉珍，2014年11月21日去世。图片由段瑞秋提供

 

1944年9月3日，中国远征军士兵在云南龙陵救下了4名朝鲜慰安妇，美军联合通讯社记者瓦尔特·乌勒拍下了这一幕。图片由段瑞秋提供

 

68岁的罗善学(左)和90岁的韦绍兰。图片由段瑞秋提供

 

2014年11月21日，段瑞秋的手机响了。一个韩国友人告诉她：“我在中国广西荔浦见过一个奶奶，还要去见另一个奶奶。可是，另一个奶奶去世了，今天中午。”这几句中文虽然磕绊，但中国青年出版社新书《女殇》作者段瑞秋听得很明白—何玉珍去世了，她是今年离世的第三位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这样的电话，随时都可能响起。

 

40万，这是目前根据文献和调查统计出来的亚洲慰安妇数量，其中中国占20万，实际数字可能还在此之上。当南京大屠杀的“30万”数字已经刻骨铭心，这个“40万”却并不为太多人所知。在《女殇》中，段瑞秋为最后27位活着的中国慰安妇记录了证言;但到书出版时，她们只剩下24位。

 

12月13日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军史作家余戈说：“70多年前，有一群中国妇女，因为国家贫弱，因为中国的男人没有办法保护她们，而陷入了地狱。今天，她们正在一个个离去，我们却仍然不太了解这段历史。我希望拿到这本书的人，都能好好地读一遍，权当是为她们、为那段历史的送行。”

 

崔永元在《女殇》的推荐语中写道：“战争中犯下的反人类罪，通常不会因为施虐者的忏悔而让痛楚烟消云散，何况还有至死不悔的。和平年代，为什么要在歌舞升平中加入这些嘶哑的呐喊，就是要让年轻人知道历史、承担责任，国家强大的标志就是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每一个子民。”

 

“你要想采访她们，就要快！她们已经太老，太老！”

 

时间回溯到2012年，段瑞秋听说在抗战时期一个中国姑娘竟爱上日本佐官的故事，类似于杜拉斯小说《广岛之恋》中的法国少女与德国士兵。而当她到故事的发生地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寻访主人公时，残酷的真相让她震惊。

 

当地“滇西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告诉段瑞秋，故事中的中国姑娘根本没有遇到爱情，遇到的只是疯狂的日本鬼子。“她叫杨美果，被关了几个月。她一反抗，他们就打她嘴巴，咬她，用刺刀划她，血流得满身都是。她的小指头都被咬断!她疼得昏死过去，日本鬼子还一个接着一个糟蹋她。”段生馗说。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在日本14年的侵华战争期间，大约有75%的亚洲慰安妇死于日军蹂躏，人数约30万，相当于一次南京大屠杀。

 

2013年7月9日，段瑞秋在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遇到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苏智良告诉她：“中国还有20多位受害老人活着，你要想采访她们，就要快!每几个月就会有人去世，她们已经太老、太老!”

 

从那天起，段瑞秋开始了这段再不走就要永远迟到的寻访之路，东至南京、上海，西至滇西，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岛。

 

2013年11月2日，在广西桂林的荔浦县第一次见到何玉珍时，段瑞秋记得：“她五官端正、鼻梁挺直，可以看出年轻时候的美丽。但深陷的眼窝里，眼光疲倦而浑浊，已有老年痴呆的症状。”

 

何玉珍的儿媳冯秀珍说，当年媒人上门提亲，父亲知道男方是何玉珍的儿子，对女儿说：“你嫁过去的婆婆长得很光彩啊!年轻时候赶圩(赶集—记者注)从我们村里走过，好多人见到都会站着看她。”就是这样一个曾经无比美好的女子，当段瑞秋问：“您见过日本人吗?”92岁的何玉珍只回答了6个字：“见过。抓我，打我。”

 

通过冯秀珍的转述，段瑞秋拼凑起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那是1945年，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何玉珍在街上被出来扫荡的日本兵抓到了据点。冯秀珍说：“日本兵糟蹋妇女太厉害，她受不了，就用手紧紧抓着裤带。日本兵的皮鞋使劲踢她两条腿，她疼得在地上打滚……”冯秀珍讲不下去了，失声痛哭。

 

终于，趁一次日军没注意，何玉珍跑了出来。因为战争，她先后失去了父母、兄弟、丈夫、孩子，这一生唯一的安慰，就是改嫁后丈夫对她不错，抱回来的儿子也十分孝顺—大部分慰安妇因为身体遭受严重伤害，终生无法生育。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资料记载，占领海南岛的6年间，日军设立慰安所70多个，有慰安妇数千人，她们大多病死、自尽、被杀，战争结束时，仅剩不到100人。王志凤就是幸存者。

 

1941年，17岁的王志凤是在回家路上被两个日本兵抓走的，从此陷入地狱。受尽折磨后，还被拉去帮日军挖战壕。一天天热，口渴的王志凤向日本兵讨水喝。没想到这个士兵冲过来把她推到，疯狂地踢她右小腿的胫骨，那是一块仅有皮肤包裹的骨头!由于得不到任何医治，伤口很快感染、化脓、溃烂，至今仍留有疤痕。

 

今年89岁的王志凤流着泪对段瑞秋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打我?!”也许侵华老兵太田毅的回忆录能回答这个问题：“想起做过的这些事，感到自己不是人类，而是魔鬼!”

 

其他战争受害者可以义正辞严，而性暴力受害者甚至得不到同胞的正视

 

余戈说：“我们关注战争中将士的浴血牺牲，但有一种痛苦比死亡更持久、屈辱感更深，那就是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她们一会儿说愿意接受采访，一会儿又带口信来说还是算了。这样的反复，段瑞秋已经习以为常。今年86岁的骈大娘就犹豫过好几次，怕自己的8个孩子不高兴，就在采访的那天早上还下不了决心，最后是小儿媳陪着来。她仍然不愿意有人去她家里采访，“怕被邻居看见问起”。

 

1942年秋天，才16岁的骈大娘被几个突然冲到她家里的日本兵抓走，关了20多天。当时她的姑父在伪军当差，找了很多人向日军求情，才把她放回家。但隔了几个月又抓，再放，如此反复了4次。

 

当骈大娘向段瑞秋讲这些时，边讲边哭，渐渐浑身发抖，像哮喘一样喘不上气。段瑞秋急得紧紧抱住她：“不说了，不说了!”这场采访最终没有继续下去。当段瑞秋把装着慰问金的信封递给骈大娘，她哭着使劲推开：“俺不要你的钱，俺只要把心里的苦水倒出来就行了，装了几十年了。”

 

段瑞秋在书中写道：“其他类型的战争受害者，比如亲人死亡、自我伤残、丧失财产，都可以昂首挺胸、义正辞严地控诉战争的罪恶，唯有性暴力受害者忍气吞声、沉默寡言，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和正视。”仅就《女殇》中采访到的27位受害者，她们不得不生活在偏僻闭塞的乡村和城镇僻静的角落，生活困顿，永远蒙受难以摆脱的羞耻，甚至是同胞和亲人的鄙夷。

 

荔浦的瑶族姑娘韦绍兰今年90岁，她年轻过，唇红齿白，勤劳贤惠，日军的到来终结了这一切。虽然她最终逃出了日军据点，但从此村里的人厌恶地称她为“日本兵沾过的女人”，而她竟然还生下了一个“日本仔”罗善学。

 

今年已经68岁的罗善学一辈子没结婚，“人家不愿意嫁给我，穷，名誉不好听”。他也永远无法知道带给他屈辱的父亲是谁。从小遭受全村人嘲笑和辱骂的罗善学曾在15岁那年问大伯爷：“村里人为什么骂我日本仔?”大伯爷回答：“你妈妈被日本人欺负过。”罗善学说：“你们可以在山上用大石头滚日本人嘛!”大伯爷说：“你还没滚石头，他老远就把你打死了。”

 

罗善学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当和尚”。段瑞秋不忍心告诉他，纪念馆不是寺庙，不可能收留他。

 

加入嘶哑的呐喊，让年轻人知道那一段历史

 

龙陵县城的董家大院是一处雕梁画栋的二进四合院。1942年5月日军进城后，很快发现了这个好地方—当军人的慰安所再合适不过了。日军马上改装房子，接来了第一批23名慰安妇，其中10人是日本职业妓女，其他13人是来自朝鲜和台湾的“女子挺身队员”。当然这远远不够，当地的姑娘被不断哄骗、强迫到这里。

 

慰安所负责人田岛寿嗣为了显示正规化管理，在董家大院中门的墙壁上挂上了《慰安所规定》，写着“入场券价格”、“入场时间”等细致的规定。如今，这里已成“侵华日军慰安妇罪行展览馆”。馆长邱家伟告诉段瑞秋：“1944年11月，日军从龙陵败退，把城里所有慰安妇押到观音寺脚下的汤家沟枪杀，或是强迫她们吞下升汞片(一种致命毒药—记者注)。”

 

在荔浦县城东北的马岭镇，有两个炮楼—陈家炮楼就是当年关押过韦绍兰的地方。炮楼年久失修，园子里杂草丛生，有几处墙体已经漏出破洞，似乎随时都会倒塌。

 

这样的慰安所在中国应该还有很多，也应该已经消失了很多。1983年，一个名叫长健一的侵华老兵在回忆录中写道：“昭和十三年(1938年—记者注)，在参观南京时，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慰安所’。他们了解到南京有两家，便去了其中一家……他们缴费，但不能挑选女人，就像上公共厕所一样。”

 

南京的利济巷二号，就是当年的慰安所之一“冬云慰安所”。十多年前，早已破旧的房屋面临拆迁，热心人士多方奔走，才最终保住了这几幢危楼。

 

《女殇》几乎是关于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纪实作品的终结之作。书中的27位女性，年纪最大的符桂英95岁，最小的刘凤孩也已85岁。她们都老了，这些记忆终将随着她们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