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四伏的安全区——西方人见证下的南京大屠杀

69年前,日本投降的消息在电台广播中响起的时候,高植(化名)那年刚满10岁。他清楚地记得,投降后日本人躲在兵站里,战马拴在门前的木头电线杆上,但连续好几天都没有老百姓敢靠近,直到马饿得把电线杆都啃断了,才被胆子大的人牵走。

 

1937年南京大屠杀时,不满3岁的高植随家人藏在国际友人设立的“安全区”里,得以侥幸逃生。南京大屠杀的惨痛,让西方人士也终身难忘。

 

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第一次刊载了特派记者德丁用无线电拍发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彼时距离12月13日杀戮开始已经过去5天。尽管沦陷后,南京通讯机构几乎瘫痪,但真正阻碍消息发出的,是笼罩在通往城外的每一条路上的死亡阴影。

 

美籍华人尹集钧在《1937南京大救援——西方人士和国际安全区》一书中,记载了德丁和另外两名美国人驱车驶出安全区后的遭遇,他们刚来到距离安全区不远的陕西路口,就看到道路被大量没来得及清理、仍在流血的尸体堵住,而日本兵开着车直接从死尸上碾压而过。

 

德丁和另外一名同伴只好下车把尸体搬到路边,企图搬出一条路来,但到后来,由于尸体太多,搬不完,只好另寻他路。

 

后来,德丁在车上插了一面很大的美国国旗,独自出发“碰运气”,“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才最终在一艘美国炮舰上得以拍发。

 

让德丁如此“好运”的,是当时迫于国际舆论压力,日军对西方面孔的人员“网开一面”。因此,由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担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安全区”也庇护了一些中国民众。

 

据记载,安全区从山西路广场到汉中路、中山路交叉的新街口广场;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西面的街道到中山路,包括美国大使馆、意大利大使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内,占南京城面积十分之一,位于城市的中心位置。

 

实际上,当时日本已经签署在交战双方保护战俘的相关国际公法,但为何普通难民仍需要国际友人设立的“安全区”保护?有专家认为,这是对侵华日军反人类暴行的巨大讽刺。

 

“国际公法要求保护战俘和平民的生命权、人格权、财产权,但日军突破了人类起码的道德底线。”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经盛鸿指出,侵华日军的大屠杀是有计划的恐怖政策。

 

“恐怖政策”最大的佐证,是日军进攻南京时,日本当局对日“华中方面军”的指示:对粮食等所需的军用物资“就地自给”。日军各部对南京地区的国家仓库储粮与农民、城市居民的家藏粮食进行了疯狂的抢劫,最终导致南京的粮贸市场完全消失。

 

当时,南京的20多万难民避往城西的“安全区”中,在数月时间内,依靠“国际委员会”的西方侨民以千方百计筹集的大米举办粥厂而存活。

 

然而,即使是安全区内,侵华日军以寻找中国士兵为借口,强行闯入实施奸淫掳掠的现象仍旧屡见不鲜。

 

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的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在日记中记录了侵华日军在安全区内的暴行。南京沦陷期间,魏特琳开放校园,庇护了数以万计的妇女和儿童,但也因此,受到了日军的频繁骚扰。

 

魏特琳在日记中用“极其狡猾”来形容闯入的日军。那是在12月17日的夜晚,一股日军假借搜查中国兵,控制了魏特琳和学校工作人员,“进行虚假的审讯”,同时,趁其不备劫持走了12名少女,同时有3人在校园内遭强奸。

 

“在这座城市里,他们简直无恶不作。”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尽管一些日本高级军官、使馆人员与他们维持了表面的和平,但日本人的伪善很快便暴露。

 

魏特琳记载道,一名日军高级军官来访,而与此同时,日本兵正在劫持5名妇女,她前去阻止,并拖延时间直到军官到来,但军官只是训斥几句便放走了日本兵。“并不是制止这些卑鄙行为所需要的严厉惩处。”她总结道。

 

说到如果没有约翰·拉贝,家里人会怎么样?79岁的高植声音有些哽咽,“即便是躲在安全区里,在日本鬼子的骚扰下,人们也只能自己顾自己,更别说在安全区之外了”。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曾居住的小粉桥1号是一栋不大的三层小楼,位于“安全区”的东南角,曾收留保护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如今,为了追忆拉贝,这栋小楼被称作“拉贝故居”,里面陈列着这名“德国好人”当年保护中国难民的史料证据。

 

被“安全区”庇护过的高植,长大后成为了一名边防战士。退休后,他还时常去拉贝故居看一看。

 

“我们全家五口人逃到安全区,得以生存下来,都要感谢拉贝先生和安全区所有的工作人员。”一次探访结束后,他在拉贝故居的留言簿上写道。(新华网 南京 记者 苑苏文、杨绍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