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四伏的安全区——西方人见证下的南京大屠杀

６９年前，日本投降的消息在电台广播中响起的时候，高植（化名）那年刚满１０岁。他清楚地记得，投降后日本人躲在兵站里，战马拴在门前的木头电线杆上，但连续好几天都没有老百姓敢靠近，直到马饿得把电线杆都啃断了，才被胆子大的人牵走。

 

１９３７年南京大屠杀时，不满３岁的高植随家人藏在国际友人设立的“安全区”里，得以侥幸逃生。南京大屠杀的惨痛，让西方人士也终身难忘。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８日，《纽约时报》第一次刊载了特派记者德丁用无线电拍发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彼时距离１２月１３日杀戮开始已经过去５天。尽管沦陷后，南京通讯机构几乎瘫痪，但真正阻碍消息发出的，是笼罩在通往城外的每一条路上的死亡阴影。

 

美籍华人尹集钧在《１９３７南京大救援——西方人士和国际安全区》一书中，记载了德丁和另外两名美国人驱车驶出安全区后的遭遇，他们刚来到距离安全区不远的陕西路口，就看到道路被大量没来得及清理、仍在流血的尸体堵住，而日本兵开着车直接从死尸上碾压而过。

 

德丁和另外一名同伴只好下车把尸体搬到路边，企图搬出一条路来，但到后来，由于尸体太多，搬不完，只好另寻他路。

 

后来，德丁在车上插了一面很大的美国国旗，独自出发“碰运气”，“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才最终在一艘美国炮舰上得以拍发。

 

让德丁如此“好运”的，是当时迫于国际舆论压力，日军对西方面孔的人员“网开一面”。因此，由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担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安全区”也庇护了一些中国民众。

 

据记载，安全区从山西路广场到汉中路、中山路交叉的新街口广场；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西面的街道到中山路，包括美国大使馆、意大利大使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内，占南京城面积十分之一，位于城市的中心位置。

 

实际上，当时日本已经签署在交战双方保护战俘的相关国际公法，但为何普通难民仍需要国际友人设立的“安全区”保护？有专家认为，这是对侵华日军反人类暴行的巨大讽刺。

 

“国际公法要求保护战俘和平民的生命权、人格权、财产权，但日军突破了人类起码的道德底线。”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经盛鸿指出，侵华日军的大屠杀是有计划的恐怖政策。

 

“恐怖政策”最大的佐证，是日军进攻南京时，日本当局对日“华中方面军”的指示：对粮食等所需的军用物资“就地自给”。日军各部对南京地区的国家仓库储粮与农民、城市居民的家藏粮食进行了疯狂的抢劫，最终导致南京的粮贸市场完全消失。

 

当时，南京的２０多万难民避往城西的“安全区”中，在数月时间内，依靠“国际委员会”的西方侨民以千方百计筹集的大米举办粥厂而存活。

 

然而，即使是安全区内，侵华日军以寻找中国士兵为借口，强行闯入实施奸淫掳掠的现象仍旧屡见不鲜。

 

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的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在日记中记录了侵华日军在安全区内的暴行。南京沦陷期间，魏特琳开放校园，庇护了数以万计的妇女和儿童，但也因此，受到了日军的频繁骚扰。

 

魏特琳在日记中用“极其狡猾”来形容闯入的日军。那是在１２月１７日的夜晚，一股日军假借搜查中国兵，控制了魏特琳和学校工作人员，“进行虚假的审讯”，同时，趁其不备劫持走了１２名少女，同时有３人在校园内遭强奸。

 

“在这座城市里，他们简直无恶不作。”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尽管一些日本高级军官、使馆人员与他们维持了表面的和平，但日本人的伪善很快便暴露。

 

魏特琳记载道，一名日军高级军官来访，而与此同时，日本兵正在劫持５名妇女，她前去阻止，并拖延时间直到军官到来，但军官只是训斥几句便放走了日本兵。“并不是制止这些卑鄙行为所需要的严厉惩处。”她总结道。

 

说到如果没有约翰·拉贝，家里人会怎么样？７９岁的高植声音有些哽咽，“即便是躲在安全区里，在日本鬼子的骚扰下，人们也只能自己顾自己，更别说在安全区之外了”。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曾居住的小粉桥１号是一栋不大的三层小楼，位于“安全区”的东南角，曾收留保护了６００多名中国难民。如今，为了追忆拉贝，这栋小楼被称作“拉贝故居”，里面陈列着这名“德国好人”当年保护中国难民的史料证据。

 

被“安全区”庇护过的高植，长大后成为了一名边防战士。退休后，他还时常去拉贝故居看一看。

 

“我们全家五口人逃到安全区，得以生存下来，都要感谢拉贝先生和安全区所有的工作人员。”一次探访结束后，他在拉贝故居的留言簿上写道。（新华网 南京 记者 苑苏文、杨绍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