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把日子过成诗

【人物·大家】

 

作者：李琭璐

 

谢冕先生今年82岁了。

 

先生老了，亲友们总是劝他好好保养，要活到一百岁。听到这些善意的祝愿，谢冕心里很不是滋味。不是惧老，而是他越来越感觉到“寿”字背后的空虚与乏味。如果精神与肉体能够同步衰老，那是一种值得欣慰的和谐，而先生不是这样。

 

颐养天年的日子谢冕过不来。养花养草、玩鸟遛狗他不感兴趣，下棋打牌更不会，甚至不办寿，过节、过年均从简。

 

 

在《我的西郊生活》里，谢冕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平生不甚用功，做文章也是随心所欲，不忍过于苦了自己。唯有这夜阑人静之后的写作才是惬意的，也说得上是‘认真’的。”

 

对于这种“刻板”的生活，谢冕有过自责。但是没办法，既然“嫁”给诗歌，就靠诗歌活命。

 

盛夏时分，我试探性地拨通了谢冕家的电话，说明采访意图，没想到他很痛快地答应了，甚至主动问，你哪天有时间呢?如此大师，如此谦和，不觉让我心里一暖。

 

采访路上遇到一小盆火鹤，翠绿的叶，火红的掌，心中一动，后来为先生买下递到家中。花虽轻，先生依然欣喜地发短信给我：“花很美，老师很喜欢，谢谢你。”

 

那日，夫人陈素琰正要出门，看有来客，忙走出屋外表示欢迎，茶几上的龙井茶，已经泡得很酽了。这对头发雪白、相濡以沫的夫妻，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

 

北京昌平北七家，一片普通的欧式别墅群，谢冕一如既往的低调。问周围邻居，竟然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位大家住在隔壁。有时先生下楼散步，被人认出，总是笑着说，不是的，不是的。

 

房间简朴至极。依然是水泥地，客厅墙壁只有一挂钟，再无更多装饰。阳台上摆满了植物，一大株绿萝挺拔苍劲，门口的书堆得有一米多高，斜斜地靠在墙边，先生有些不好意思：“书太多，有些乱。”

 

年至耄耋，谢冕的晚年作品更多偏向于诗歌评论，少了曾经的恬淡诗意，多了内心的情绪万千。愤怒、激烈、欢乐与忧愁……人愈年长，情愈浓烈。

 

而谢冕也一生警醒，始终没有高高在上。是大师，更是草芥。

 

诗歌·探索

 

夏日的暖风搜索着地面，刮不到任何东西，早些时间落得满地的玉兰花，早已都被清洁工清走。红砖墙，水泥门汀，锈涩的自行车在别墅楼前摆成一排。

 

那日，去谢冕家是暴雨来临前的天气，远处的天并不晴朗。也可能是我有把现实文艺化的潜意识，故意要沉溺于一种陈旧的环境里，又孤独又安定。

 

读过谢冕的诗歌与评论，我总觉得他是孤独的，冒昧地这样想。

 

这一次，我请先生叙说个人历史，企望有好的运气——愿他是善谈的，不用我提问，便可滔滔不绝。但谢冕不是那样的人，说出来的都是片语微光。

 

 

我几乎没法跟先生展开辩论，他驳你一遍之后，你想诱他多说些而故意说反话，他却毫不接招：“你这样想，也可以，也有你的道理。”

 

我们不断地陷入僵局，我思路受阻，尴尬，干着急，谢冕却保持着一个乐呵呵的固定姿势，眼睛望着一摞书，像是进入另外一个时空。

 

谢冕自幼喜欢诗，有古典诗，也有新诗。古典诗好像一座高山，谢冕很向往，但是心向往之而不能及;新诗是身边的，好像朋友，有一种亲近感。

 

“我从少年时代就是诗歌少年，很喜欢诗，而且也学着写。年纪大了对成熟的人生回顾起来，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幼稚，那么天真，居然写了那么多。”谢冕从新诗中懂得了一个道理，即诗歌与人的情感、内心世界是有关系的，特别是和自由的内心世界、一种无拘束的情感是有关系的。

 

诗歌是和心灵非常接近的一个文体。受到“五四”新文学及新诗革命的一些前辈影响，谢冕看到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得那么充分，那么无拘无束，“这个境界实在是太美好了，我也要学”。

 

那时，谢冕知道胡适，知道郭沫若，还有后来出现的一些新诗人，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等，“我觉得他们的表达更契合我，和我更加靠近，我就是这样接近了诗，学习诗，梦想做诗人。”

 

1948年，散文《公园之秋》发表于福州出版的《中央日报》。这是谢冕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文章写道：“枫叶红似榴火，我不想做一首华丽的赞美诗，我想，那是血;那是苦难大众的血迹;他们，这批可怜的被献祭的羔羊，被侮辱了，被宰割了，在黎明未降临之前，他们被黑夜之魔夺取了。血，斑斑地染在枫树叶子上。”

 

谢冕17岁时，新中国成立。他自己也投身革命，穿上军装，自愿而真诚，几乎没有任何世俗考虑，就是告别旧中国，建设新中国。

 

当时，谢冕由少年转入青年，虽然他仍在写诗，但总觉得所写的并不是自己想写的，“我是按照一种理念、一种号召来写的，那不是真实的我，而且‘我’也消失了，‘我’的消失是最严重的一个事件，诗不能表达一个活生生的、有活泼的思想和情感的我，那是最可怕的一个事情了”。

 

谢冕最终放弃了诗歌理想。

 

20世纪50年代，谢冕与其他5位作者共同写成了《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那是很复杂的一个产物，也可以说是少年无知，那对诗歌历史是歪曲的写作、歪曲的表达。那也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是充满了内心矛盾的产物，现在我把它保留下来了。”谢冕认为，这部著作的主导思想是不对的，将诗歌分为革命诗歌、不革命诗歌、反革命诗歌，现实主义诗歌、反现实主义诗歌，这些观念是有毛病的。“当时隐隐地感觉到这是错的，但又不敢说不对。”

 

谢冕一直盼望着新诗走出绝路，让青年看到希望，看到新诗能够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内心世界结合得很好。

 

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前，遇到了现在的朦胧诗，后来又遇到了那些被流放诗人的“地下写作”，谢冕觉得他看到了希望：“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情。我能够毫不犹豫地站在新诗潮的潮流中，来表达我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我所盼望的诗歌，我所想念的诗歌，现在终于回来了。”

 

“新诗面临着挑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人们由鄙弃帮腔帮调的伪善的诗，进而不满足于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诗集的印数在猛跌，诗人在苦闷。与此同时，一些老诗人试图作出从内容到形式的新的突破，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写出了一些‘古怪’的诗篇。越来越多的‘背离’诗歌传统的迹象的出现，迫使我们作出切乎实际的判断和抉择。我们不必为此不安，我们应当学会适应这一状况，并把它引向促进新诗健康发展的路上去。”这是1980年5月7日，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引发了关于新诗潮的热烈讨论。

 

对于别人的围攻，谢冕不作申辩，朦胧诗论争的对手都是大牌诗人和身居要位的评论家，可他从没有写过一篇答辩文章。他保持沉默，这是一种境界。

 

谢冕自称“反季节写作”，其专著也是一反常态在宾馆里写而不是在图书馆写。他记忆力超常，才华横溢，富有感染力的爽朗笑声时时溅落。

 

那天，阳光很好，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默默相对，间或闲言碎语地笑一下，心情松弛、眼神涣散，分别进入一种自顾自的状态，却又不觉得无礼。

 

客厅兼会客室不足30平方米，坐了两个小时之后，谢冕突然问我：“你读过《诗探索》杂志吗?”那是他从1984年办起来的杂志，销量不大，更不赚钱，但做得有声有色，虽没热卖，却也被众多诗歌爱好者挂念。

 

这座城市并不缺乏诗歌的氛围和热情，而诗歌用更大的热情点燃了谢冕。“我们只不过在一个真空地带，做了别人没有做的事情。”

 

当然，世界上还是会有一些让谢冕特别震动的事情。“唉，对了，我想说个事情给你听。”他很郑重地说起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新闻，“广西玉林还有狗肉节啊!那些动物多无辜。”先生的眼睛瞪得老大。

 

师道·呵护

 

“尽量不要打扰我的学生吧，他们太忙。”当我提出要侧面采访他的学生时，谢冕特意叮嘱。

 

谢冕的学生，大多活跃在当今学术界。

 

学生张志忠说，谢先生尤为可贵的，是他对青年诗人的全力扶持，30余年间，他为青年诗人撰评作序，不遗余力，这在当代诗评家中可以说是为数不多。“早些年间和先生交谈，我曾经劝他，不用这样来者不拒地接待和支持每一个来访者、来信者，这样的杂事太多，沉不下心来，会妨碍做更重要的学术研究。”

 

“不能把青年人挡在门外啊。”那些来自远方的访客和书信，在谢冕这里都得到了热情的回响，不管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还是诗人们自己印刷的作品集，不管是有过一面之缘，还是素不相识，在他这里都不会碰壁。

 

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形，一位不知名的青年诗人去世，他的哥哥为了满足逝者的心愿，将其诗歌编成集子，到谢冕这里求序，他欣然允诺。

 

在谢冕这里，与青年诗人的交流，并无等级差序，首先是一种情感和诗性的撞击。就像鲁迅当年，为那么多的青年作家写序，称赞他们的生命热力。而被鲁迅评价过的青年作家，有许多今日已经湮没无闻，但是，文学评论毕竟不是选择“绩优股”和“潜力股”进行投资，扶植新人，推荐新作，以“新松恨不高千尺”的迫切，为新人新作推波助澜，为当下文坛留下参差错落的风景，这才是真正有见识、有热情的大家风范。

 

 

学生们常笑谢冕是“守财奴”，每次上北大取信件，总会拿一大包回家，看过后整整齐齐地摆放一旁，不舍得丢掉。“反观诸己，若不是当年先生不弃草芥，把稚拙愚钝的我收留在门下，耐心提点，对先生来说，不过是少了一个来自古城太原的弟子而已，而对我自己，人生的轨迹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改变，学术之路会走得异常艰难吧。”谢冕惜才，张志忠上学时常在先生家吃饭，受到很大关照。

 

“老孟”，这是谢冕对学生孟繁华的称呼，二人相识32年。多年前，在北大有个批评家周末，开始前，谢冕随意自如，谈笑风生，学生们则自在率性，书生意气，师生间的谈话海阔天空。一旦正式开始的时间到了，顿时安静，“老孟还没来?等等老孟，他说来的。”谢冕的话音刚落，孟繁华就气喘吁吁地进来，一副庄严而厚重的样子。谢冕笑着说：“老孟来了，大师来了，我们开始吧!”孟繁华朗朗大笑，算是对先生的回答。

 

谢冕对待学生一向宽厚温和，但也有发火之时。1992年，谢冕让孟繁华第二天陪他一起买《新青年》杂志影印版，但当天从意大利使馆来了位学习当代文学的学生，孟繁华便把先生交代的事情忘了。“先生当时很生气，教育我要对他人的事情言而有信，要有时间观念。”事后，孟繁华骑车又去买了一套杂志，从此再没爽约过。

 

高秀芹，谢冕最小的学生。她读博士时，正值谢冕63岁，毕业后与先生交往甚多，一些诗歌活动都会见面，她认为先生没有老过，保持了最好的活力，堪称“行走的诗人”。“他能看到学生的优点，毕业时不限定我们的论文题目，但要求学生从宏观的角度叙述细节。”

 

毕业后，学生们虽然在不同领域发展，但谢冕总是惦记，时不时就聚一下。在高秀芹眼中，谢冕本身就是一首诗，“与他在一起，我们都是老的，他是诗歌的孩子。他一生都在呵护着诗。”谢冕为诗歌奔走，不喜欢说不，而且都会给予最炽热的关爱。各地的诗歌活动，但凡需要他，从不推脱。

 

“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谢冕常开玩笑说，自己好读书，但不求甚解，“我翻得不够，到了这个岁数，应该多到图书馆看书。”

 

人的知识面是不断翻书翻出来的，让谢冕得意的是，他曾经读过一个面包车的书，记过大量笔记，还将感兴趣的内容装订成册，随时翻阅。因为如果不阅读作品，在新诗领域就不配有发言权。

 

读过许多书，但谢冕并不想写专门的文章来论述自己的观点，“我写了也没人理嘛。”话虽这样说，但他是不会去做“锦上添花”的学问的。

 

谢冕常常会引用诗人济慈的一句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把名字写在水上。”像他这样的人，几无占有欲，对于知识、名气、权力，甚至于“来自他者的认可”等抽象的东西，全都无欲无索。

 

这样一个大热天，谢冕在家里完完整整地穿戴着干净的衬衫、鞋，手腕上还戴了手表，一副要外出的样子，他坐下来之后，裤腿缩了上去，露出深蓝色袜子，脚背上有一个大洞。

 

谢冕在北大畅春园的家，书籍几乎占据了所有空间，另有一尊拜伦雕像。这样一来，他的房间就显得格外拥挤，外人来了总会一不小心就碰这碰那。所以，每逢送客，他都要谨慎地提醒：“小心脚下!”

 

性情·自由

 

“你没有经历过‘文革’，我替你可惜。”谢冕对我说。我惊讶地笑出来：“为什么?几乎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咒骂它吧。”他回答：“人的一生中应该拥有不同的体验。”我无法接受：“一个从事精神研究的人当然最好有丰富的经历，但从生活层面来说，普通个体追求的还是幸福吧?”

 

谢冕露出“也是，也不是”的表情，一笑。因为太震惊，之后我多次向别人转述他的这个观点，经历或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认同：“怎么这么想?我完全就不想经历‘文革’!”

 

“我害怕经历那个年代。”我对谢冕说，“我很难保证自己能在运动中保持清醒和操守，如果害了人，下半辈子都要活在自责的痛苦中。”

 

谢冕笑一下：“不一定，现在有多少人在忏悔呢?”

 

我一直困惑：为什么那么多有思想的人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集体地发生了那么大的人格变化?“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个人意志的结果，被带入群体的个人总是受无意识人格的支配。”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给出了仿佛合理的解释，热情又单纯的人很难不被卷入集体情感，况且那曾经是一种“幸福感”。

 

“你们上学的时候，正是战争时期，不会害怕吗?”“不会，我觉得很幸福。”那时候，包括谢冕在内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坚信：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谢冕说，一个人感到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个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现在，谢冕已经活了82年。他说：“无法相信未来的世界就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但不往前走一步，怎么会知道结果?”

 

“谢门”有个“馅饼大赛”，固定的比赛地点是昌平太阳城里的馅饼店，而馅料就是普通的猪肉大葱，活动迄今已办了3年。谢冕一人能吃七八个，但有个女学生能吃十个。今年改成了“包子大赛”，更是有学生吃下了六个大包子。“在那个氛围下，有什么比吃馅饼更重要的事呢?”谢冕侧着头，笑眯眯地问我。

 

谢冕喜欢用粗糙的生活方式来表现鲜活的生命力，年纪越来越大，他却越来越馋酒，常常在饭桌上觥筹交错，红酒白酒啤酒混着喝。

 

每逢大年初六或初七，学生张颐武会到谢冕家拜年，聊过之后，便会把先生和师母从昌平的家中接出，先去北大理发，再去中国人民大学西门的维兰西餐厅吃饭，“谢先生对牛排和咖啡等西餐情有独钟。”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颐武还是学生时，谢冕就曾多次带他去吃西餐，“现在是颠倒过来了。”

 

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李朝全在《飘落在燕园的一粒种子》一文中写道：“谢先生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这大概是他的诗歌为何如此文采斐然的重要原因吧。跨进他的家门，首先听到的便是一片仿佛从遥远的丛林中传来的鸟儿的喧闹声，这是先生养的小鸟在欢迎客人呢。每当此时，他便会走到鸟笼前，故意做出教训小孩的样子，高声呵斥：‘这样高声地叫，真是个人来疯。’那些美丽的小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只，竟都害羞似的噤了声，低下头去，装作啄食小米或是水罐里的水，眼睛却不时偷偷抬起去溜先生一眼。鸟儿们都不长记性，或许是受先生的感染生性乐观开朗，等到下次客人来时，小鸟们依然如我。谢先生还是像往常一样，当着客人的面高声地训斥它们，小鸟们依旧装作噤了声，埋头去偷听主人与客人们的谈话。”

 

“我是想不通，有些老年人为了多活几年，付出的代价是这个不吃那个不喝。我经常锻炼，我什么都吃，活得好好的。”谢冕洗衣服从不用洗衣机，夫人与他各洗各的，“就爱洗衣服。”先生笑着打趣。

谢冕这样总结自己：“一点自由主义，一点唯心主义，加一点唯物主义。”回顾起来，他在北大度过了数年岁月，是他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原因是：自由。

 

谢冕崇尚自由。

 

2008年去杭州，看到碧波湖水，谢冕兴奋得绕湖跑了一圈，是性情中人;每一次诗歌研讨会发言，谢冕总要写出稿子，开会结束后，稿子就可拿去发表，是虚心之人;谢冕兴趣广泛，出差每到一个景点，都会拿着笔和本详尽记录，勤奋发问，是心细之人;谢冕不搞特权，早年出差，活动主办方考虑他年龄大，特意买了软卧，但他自己又换成了硬卧，老友刘福春说，不同年龄的人与谢冕在一起都会快乐至极，是低调之人;谢冕谦虚谨慎，一次开会，几位年轻人批评诗歌界之怪现象，他笑着回应：“我不能免俗。”是大度之人。

 

在认真与随和中，在自由与原则里，在悲观与乐观间，谢冕保持了很好的平衡。除去写作，他还喜欢吃，到任何地方的餐馆习惯抄菜谱。

 

北大东门的红辣子饭馆，每逢谢冕就餐，服务员总会甜甜地喊一声：谢爷爷来了。先生很高兴，邀其坐过来一起聊聊，这种既温暖又有人情味的生活让谢冕很是陶醉。

 

老友洪子诚说，谢冕这20多年来，为学术，为新诗，为新诗的当代变革，为朋友和年轻人费了那么多心血，做了那么多事情，自然获得许多人的爱戴、尊敬，但相信他也不会没有体验过“世态炎凉”。

 

十多年前，洪子诚和谢冕到南方的一所大学去访问，那里的领导奉他们为上宾。再过几年，又到那所学校开学术会议，可能觉得他已经“过气”，也没有占据什么政治、学术的资源和权力，对他就换了一副面孔：虽客气，但明显将他冷落在一旁，而改为热捧那些掌握着“资源”的人。

 

因为亲眼见到这样鲜明的冷暖对比，洪子诚不禁忿忿然。但谢冕好像并不介意，仍一如既往地认真参加会议，认真写好发言稿，认真听同行的发言，仍一如既往和朋友谈天，吃饭仍然胃口很好，仍然将快乐传染给周围的人。“我有点惭愧，他也许不像我这样的狭隘。”

 

在《北京大学当代学者墨迹选》中，收有谢冕的墨迹。先生写的是培根的语录：“幸福所生的德性是节制，厄运所生的德性是坚忍，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这应该是他所欣赏、甚至就是他所奉行的“人生哲学”了。

 

以“节制”和“坚忍”来概括谢冕性格中的重要方面，应该是恰当的。他经历厄运，对待厄运他取的态度是坚忍;他对自己能够独自承担拥有信心，他也不愿意给别人带来麻烦和负担。在他的生活中，又确有许多幸福。他懂得幸福的价值，知道珍惜。但从不夸张这种幸福，不得意忘形，不以幸福自傲和傲人，也乐意于将幸福、快乐与朋友甚至与看来不相干的人分享。

 

下午5点，采访结束。谢冕起身送我到门口，又马上走回去抬眼看看表，嗫嚅着：“素琰怎么还没回来?”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