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祥瑞：政治的“宠物”

 

大明永乐十二年，榜葛剌的贡使来朝，他们送来了一种比较奇特的动物，“前足高九尺，后六尺，颈长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动物一上岸，就有好事者大呼：“这不就是麒麟吗?”

 

在中国古代的瑞兽里，麒麟绝对是稳占头把交椅的畜生，只是麒麟到底是啥玩意，谁也没有个定论。但此时，番外之人进献的畜生，和传说中长角的麒麟岂不就是“一模一样”吗?

 

于是官员们激动了，翰林院修撰沈度连忙施展生花妙笔写下《瑞应麒麟颂》，这样的瑞兽只有太平盛世才会出现，“臣闻圣人有仁德，通乎幽明，则麒麟出。”

 

麒麟出，那自己不就是圣人了吗?永乐皇帝心花怒放，他命宫中画师花了一幅《明人画麒麟沈度颂》以传后世。今人终于看到了这只麒麟的真容——就是一头长颈鹿。

 

长颈鹿成了祥瑞，是中国古代一出经典的祥瑞喜剧，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是开国之君还是守成之主，是政治清明还是腐朽黑暗，祥瑞都是政治中的一部分。有时，祥瑞是太平盛世的锦上添花，有时则关乎政权或帝王的合法性，有时甚至是王朝的救命稻草。

 

祥瑞概念与“天人感应”

 

祥瑞又称符瑞，儒家将之定义为表达天意的、对人有益的自然现象。祥瑞种类极多，“五灵”等级最高，也就是麒麟、凤凰、龟、龙和白虎，有“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的说法，之后则是大瑞、上瑞、中瑞、下瑞。

 

《新唐书》记载：“凡景星、庆云为大瑞，其名物六十四;白狼、赤兔为上瑞，其名物二十有八;苍鸟、赤雁为中瑞，其名物三十二;嘉禾、芝草、木连理为下瑞，其名物十四。”简单来说，大瑞多为天象，上瑞多是走兽，中瑞则是飞禽，下瑞是植物。唐代之后，祥瑞品种不断增加，铜鼎、铜钟、玉壁等礼器也被列为瑞物，统称“杂瑞”。

 

祥瑞的政治化诠释起源很早，《淮南子》中有将黄帝的政绩政声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的记载。在目前已发现的甲骨刻辞中，有一片非常著名的“小臣墙刻辞”。学界有人考证，该墙刻辞中的“白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祥瑞。

 

西汉时期，董仲舒正式确立了天人感应理论，认为“天”有意识，可以看到世间一切。若君王无道，天降灾异，若君王有德，天降祥瑞以褒奖。儒家体系逐渐将其泛道德化，变成了“人在做，天在看”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通俗价值观。

 

祥瑞还关乎改朝换代的合法性。古代王朝更替频繁，天命的呈现方式是“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也就是祥瑞。如周武王伐纣，就有著名的“凤鸣岐山”祥瑞;曹丕篡汉时，就有麒麟降生、凤凰来仪和黄龙出现等祥瑞。

 

祥瑞和与之相对的灾异还有个重要作用，即儒家的参政工具，是君臣之间的平衡器。每当臣子要劝诫君王时，常以灾异为引子，将之归为君王某种不当行为引发的上天惩罚，以此约束君王。两汉时期，眭孟、夏侯胜和刘向等人都曾通过祥瑞和灾异劝诫帝王。

 

更多时候，臣子以祥瑞为工具，谋取利益，如进行劝进，或当成政绩。同样是两汉时期，又有“两汉多凤凰”、“光武信谶书”的说法，以祥瑞渲染政绩甚至是两汉时期最重要的政治生态。正因为祥瑞能够获利，使其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造假灾区。

 

皇帝出生必有祥瑞——天降异象

 

在野史中，号称“真命天子”的皇帝出生时都必须有异象，也就是祥瑞。

 

汉高祖刘邦出生前，号称他妈在大泽旁睡觉，梦中与化身为龙的神灵苟合， “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沈约认为“符瑞之义大矣”，因此在编纂《宋书》时首创《符瑞志》，对两汉以来的祥瑞进行了总结。作为他的领导，刘宋武帝刘裕自然值得大书特书。刘裕出生时有异象，“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

 

此外，孙权出生前，其母“梦日入怀”。魏文帝曹丕“生时，有云气青色而圜如车盖，当其上终日，望气者以为至贵之征，非人臣之气”。东晋元帝司马睿出生时也是“有光照室，室内尽明”。

 

类似记载还有很多，隋炀帝杨广出生时“有红光竟天，宫中甚惊，是时牛马皆鸣”。

 

唐太宗李世民出生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

 

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

 

宋真宗出生前，“五星从镇星聚奎”。

 

宋英宗生时，“赤光满堂或见黄龙游光中”。

 

宋神宗生时“群鼠吐五色气成云”。

 

刘秀的诞生更是奇异，《符瑞志》载，“时有赤光，室中尽明”。此外，还有嘉禾出现，“一茎九穗，异于凡禾，县界大丰，故名光武曰秀”。

 

名臣的出生或上任也往往会有祥瑞出现，最知名的当属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的文天祥。文天祥出生时，据说文家屋顶有云霞笼罩，而且其父文仪对此子寄望甚高，故取字“天祥”，后又以“天祥”二字为名。

 

文天祥本人也曾被当成大宋朝的祥瑞，其名字有“天之祥，宋之瑞”之意。他成年后赴京赶考，宋理宗见到其名字时，眼前一亮，朱笔一挥，将笔试名列第七的他点为状元。

 

帝王的执政合法性需要祥瑞站台

 

无论是以武力夺取政权的王朝，还是以禅让方式取得帝位的政权，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为了表明自己顺应天命，都会努力制造祥瑞。

 

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牝鸡司晨”可谓大忌。女性当政的代表人物当属武则天，为了把大忌变成天命，她无比热爱祥瑞，不但笑纳官员们伪造的祥瑞，还主动参与制造。

 

武则天首先授意侄子武承嗣，暗中安排人在一块白石上刻紫砂文字“圣母临水，永昌帝业”，然后让唐同泰进献，称此奇石在洛水中掘出。武则天借此奇石，自加尊号“圣母神皇”。这出“拜洛受图”不但宣布了武则天的执政合法性，还向群臣宣布了一条进身之阶。

 

此后，有人称在并州文水县得到一块石头，上有“武兴”二字，武则天自然喜欢这二字，重赏其人不说，还把文水县改名为武兴县。

 

有位胡庆用红漆在一只龟的肚子上写上“天子万万年”的字样，当成瑞物呈送。凤阁侍郎李昭德拿刀子把红漆字刮掉，奏请武则天治献瑞者欺君之罪。可武则天却说此人虽然造假，但用心不坏，可以宽恕。

 

连监狱都响应了祥瑞运动。当时，刑部关押着三百余名将要秋后问斩的犯人。有人与之勾结，先是在囚房外伪造五尺长的巨人脚印，然后囚犯半夜喧闹，对狱长说看到了一个金面巨人，说囚犯都是冤枉的，但不用担心，天子即将大赦天下。

 

为了应验这个巨人脚印，武则天改年号为大足元年并大赦天下。只是“大足”年号仅仅维持一年，便改元“长安”，不知缘由。

 

宋太祖赵匡胤的死和宋太宗赵光义以兄终弟及的方式传位，其间传说极多，总之就一条赵光义的皇位来路不正，到了太宗儿子宋真宗时，制造祥瑞就成了首位的政治工作。

 

因此，宋真宗不惜贿赂自己的执宰王旦，为自己制造的祥瑞背书。于是大宋各地也纷纷放卫星，有人献“嘉禾”，有人称“龙见于云中”，陕州官府竟然胆大包天，不惜以“黄河清”这个著名祥瑞题材哄官家高兴。

 

献瑞运动中的参与者并非只有投机分子，也有忠臣。名相寇准在此前曾因谗言被贬出汴梁。他见官家醉心祥瑞，于是不顾世人非议，将所谓的天书献给了宋真宗。一向唱反调的寇准竟然转性，当然令宋真宗惊喜不已，于是再度拜其为相。

 

在继位合法性的拷问中，宋真宗拍马都追不上清朝的雍正帝，早在雍正即位之初，关于他擅改遗诏、弑君篡位的传闻就开始流传。为昭示自己即位是秉承天意，雍正搬出了“祥瑞”。

 

据《养吉斋从录》记载，雍正刚登基时就有神草出现。他在位仅仅十三年，期间有五星连珠，黄河清等祥瑞，嘉禾等更是不计其数，景星、庆云频频出现。

 

不过，雍正也不是什么祥瑞都照单全收。雍正十年(1732年)，新宁县发现嘉禾约18000穗。时任新宁县知事王暠上任仅一年就见到祥瑞，深感仕途有望，立刻献瑞。群臣按老规矩上奏，称这种多穗长茎的十分罕见，请求庆贺。谁知雍正竟下旨称“朕从来不言祥瑞。数年以来，各省嘉禾瑞谷，悉令停其奏报。”此时的雍正，帝位已经牢固，不再需要祥瑞助兴了。

 

唐代祥瑞流程最为严谨

 

并不是每个在执政合法性上存疑的皇帝都会热衷祥瑞，通过玄武门之变上台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例外。

 

与历史上众多开国帝王一样，唐高祖李渊曾不断利用图谶、祥瑞为自己营造舆论。起兵初期，留守太原的李元吉就曾获一龙形青石，上书“李渊万吉”。但李世民即位后，称真正的祥瑞就是政治清明。其子唐高宗深受李世民影响，也很少接受献瑞。

 

唐代政治制度发达，祥瑞管理体系也相当完备。唐律对祥瑞的奏报做了明确规定，形成了固定的仪制令，还有一套由地方到中央、由下到上的奏报程序。《唐律疏议》对诈称祥瑞的行为也做了规定，“诸诈为瑞应者，徒二年”。

 

在经历了武则天当政时的献瑞风潮后，此后几任唐皇也热衷祥瑞。唐玄宗曾大兴祥瑞，名臣张说就留下了不少祥瑞颂，他早在武则天时代就是撰写祥瑞贺表的高手。唐代祥瑞贺表的书写有固定程式，作者大都具备极高的文学素养，韩愈所作《贺庆云表》便是一例。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唐代宗均利用祥瑞提升民众信心。名将郭子仪曾称朔方宁朔县有嘉禾，认为这是唐肃宗务农敦本，光复社稷，救百姓于水火的瑞应。

 

但唐代宗之后的几任皇帝又开始下诏罢奏祥瑞。唐德宗执政期间，鄂州观察使何士斡曾献白鹿，唐德宗不纳。唐宪宗即位后，下诏称“所有祥瑞，但令准式申报，有司不得上闻”。

 

唐昭宗执政时，曾有紫气出于昭德殿东隅，太监还寻得金龙子一枚，群臣称贺。唐昭宗称“朕不以金龙为祥瑞，以偃息干戈为祥瑞。”唐朝中后期皇帝不喜祥瑞的原因有二：一是国力衰弱，无法大兴祥瑞，二是通过罢祥瑞，体现对人道的关注。

 

唐朝曾有一次重要的思想大讨论。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都结合历史或政治问题阐发了“天人之际”的论题，赞扬“人道”而摒弃“天道”，主张天道与人事无关的“自然之说”，抨击天人感应说。

 

满洲统治者入乡随俗酷爱祥瑞

 

满人以少数民族身份夺取政权，对合法性问题也十分在意。《清史稿》里的祥瑞记录数不胜数，每个皇帝出生时都有异征。五色祥云的祥瑞，自顺治至乾隆年间共出现36次。顺治至康熙年间，真龙则出现了24次。

 

清朝最不在乎祥瑞的皇帝是康熙，《清史稿》中有多次康熙拒绝献瑞的记载。比如于成龙曾献嘉禾，康熙认为“今夏干旱，幸而得雨，未足为瑞也”。他阅读史书时，也对历代王朝的各种祥瑞提出质疑。但在他之后，雍正因为执政合法性问题而热衷祥瑞，再之后的乾隆更是祥瑞爱好者。

 

也是在清朝，号称最吉天象的“五星连珠”频频出现。这个著名祥瑞在清朝以前的历史上也不多见，康熙读史时曾这样批注：“五星行于天，度数不同，迟速各异，何由聚于一宿，虽史册书之，考之天文，断之以理，终不可信。”

 

但在康熙之后，五星连珠反倒频繁起来，他的子孙们显然无视“终不可信”的批注。《养吉斋余录》记载：在雍正三年二月二日庚午，乾隆二十六年正月辛丑午时，嘉庆四年四月已丑，道光元年四月辛已，都出现了此天象。

 

五星连珠指金木水火土五星聚在天空一方，本是正常天文现象，可百年间竟出现四次，这就是人为虚构。

 

清亡之后，祥瑞并未随之消亡。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江西宜昌一具早就存在的无头恐龙化石被写进游记，发表于杂志，当地官员还电告北京，称“有了祥瑞，石龙现身”。更荒唐的是，北京周边闹了蝗虫，有官员说捕来的蝗虫头上都有“王”字。

 

皇帝的宠物

 

人喜欢养个宠物寄托感情，皇帝是人自然也养宠物。而且，在养什么宠物、怎么对待宠物上，因为完全没有限制，帝王们尽可由着性子胡来。

 

有给宠物起雅号的：唐武帝李炎还在做颖王时，王府中就养有许多动物。他将其中可人者列为十玩，分别有雅号：九皋处士(鹤)、长鸣都尉(鸡)、猩猩奴(猴)、长耳公(驴)、茸客(鹿)、玄素先生(白鸥)、灵寿子(龟)、守门使(犬)、鼠将(猫)、辩哥(鹦鹉)。

 

唐代的帝王，似乎都爱纵马斗鸡打猎玩鸟，尤其对鸟类更为偏爱。“太宗怀鹞”的典故出自李世民，事情是这样的：李世民得了一只漂亮的鹞子，正架在臂上把玩，抬眼看到魏徵，赶紧把鹞子藏到怀里。魏徵明知有异，长篇大论地说了一通帝王应戒逸乐，以免玩物丧志的大道理，李世民只好耐着性子听着。等魏徵走后一看，鹞子已经闷死了。

 

唐玄宗时，闲殿使管理下的后宫五坊中，鸟类就占有四坊：鹛坊、鹘坊、鹞坊、鹰坊(另一坊为狗坊)。玄宗李隆基把所养的黄莺称为“金衣公子”，岭南进贡的一只白鹦鹉，雅号“雪衣娘”。雪衣娘会背诵诗篇、念《多心经》，更厉害的是，它会帮李隆基赖棋。李隆基和杨贵妃、诸王博戏时，一旦皇帝势头不好要输，侍从赶紧召唤雪衣娘，雪衣娘就飞上棋盘乱扇乱踹，棋局也就不了了之。

 

有就爱养大动物的：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养了一头大象，经过训练后可以在君臣宴乐时像模像样地跪拜起舞。据明人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元亡后这头大象被朱元璋运至南京，“一日，上设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杀之”。

 

也许是觉得大象比人忠诚，朱元璋让人做了两块木牌，一书“危不如象”，一书“素不如象”，挂在元朝降臣危素的双肩上。朱元璋的曾曾曾孙子朱厚照(武宗)则养豹。据《万历野获编》，武宗的西苑豹房里养了一只文豹，“至役勇士二百四十名，岁廪二千八百石，占地十顷，岁租七百金”。

 

有给自己的宠物封官的：北齐后主高纬(就是李商隐诗句“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讽刺的那位)，除了大肆给宫女、太监、俳优封官，他养的狗、马、鹰、鸡也被授以仪同、郡君、开府等官衔，还给它们特指官服、建造官邸，甚至可以上朝。

 

唐昭宗李晔最喜欢的宠物是只猴子，跟它形影不离，并“赐以绯袍，号孙供奉”。在唐朝，五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服绯，也就是穿上大红色的官服，如此说来这位孙供奉的官阶至少也是从五品。为此，连年落第的书生罗隐忿忿不平，写了首诗自嘲：“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绯。”

 

有养宠物养到天怒人怨的：《促织》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起因就是明宣宗朱瞻基酷爱斗蟋蟀，每年都让各地采办上等蟋蟀来京。地方官员为了取悦皇帝，层层下达任务，甚至不产蟋蟀的地区也须进献，以至于民间发生了贴妇卖儿的事。其实朱瞻基总体上来说算个好皇帝，闲暇时斗斗蟋蟀也没什么，但弄到百姓家破人亡，就成了他的人生污点。

 

有面冷心热其实是宠物控的：清朝的雍正皇帝有两只爱犬，一只叫“造化”，一只叫“百福”。从雍正元年到雍正十年，他十几次下旨，为的就是为爱犬缝制衣服、打造狗窝。

 

雍正五年正月十二日：“给造化狗做纺丝软里虎套头一件。再给百福狗做纺丝软里麒麟套头一件。”仅一个月后的五年二月二十日，传旨：“原先做过的麒麟套头太大，亦甚硬，尔等再将棉花软衬套头做一份，要收小些。”到了雍正十年，也就是雍正在皇帝位子上的后期，再传旨：“貂皮狗衣一件、猪皮狗衣一件，因圆明园随侍年久，经夏虫蛀落毛，难以应用，欲另换做貂皮衣一件。再做一木匣盛装。”现在知道为什么雍正帝短寿了吧?就是因为操心太过啊，对宠物都这么无微不至。

 

中国皇家身世最漂泊的宠物，恐怕要算圆明园的一条京巴，1860年火烧圆明园，英军上尉哈特·邓恩抱走了一只京巴，取名为“蠃逖”，小狗远渡重洋，最后成为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宠爱，它在白金汉宫的走廊里一直快乐地生活到1872年才死去。 (文/谭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