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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宝盒”、铜猪鼻龙形器、顶尊蛇身铜人像、金面罩铜头像……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广汉市公布了去年9月以来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数件造型奇特的“上新”文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种类和文化内涵，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又见证了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早期交流互融，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增加了新的实物证据。

 

 

这是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拍摄的金面罩铜头像（5月31日摄）。新华社记者 唐文豪 摄

 

2020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组成联合考古队在三星堆祭祀区开展发掘，在1986年发现的1、2号“祭祀坑”旁边，相继发现、发掘了距今约3000年的3号至8号六个“祭祀坑”。截至目前，六个“祭祀坑”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

 

前所未见“神器”

 

走进三星堆考古大棚，记者看到3、4号“祭祀坑”已结束野外发掘，5、6号“祭祀坑”已进入实验室考古阶段、正在开展埋藏文物的室内清理，此次公布的重要文物主要集中在7、8号“祭祀坑”。

 

 

这是在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拍摄的玉器（6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站在7号“祭祀坑”旁，眼前是一片青绿色，可谓是“琳琅满目”。负责7号“祭祀坑”发掘的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介绍，7号“祭祀坑”的特点是玉器多、小型的青铜器多。玉器包括成捆的长条状玉凿、三孔玉璧形器、玉斧、玉瑗等。铜顶璋龙形饰、青铜立人、铜铃等青铜器虽然小件，但却精巧。其中一件不到10厘米长的青铜凤鸟，尾羽根根分明，是体现古人高超铸造技艺的杰作。

 

 

在这么多小件文物之间，一件椭圆形网格状文物尤其显眼，这是7号“祭祀坑”的“镇坑之宝”龟背形网格状器，黎海超把它称作“月光宝盒”。

 

“非常震撼，过去的认知里没有这样的器物，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黎海超告诉记者，这件文物上有丝绸痕迹，外层是上下对称的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一侧类似合页，还附带了四个青铜龙头把手和两三根青铜飘带，最让人称奇的是，青铜器里还装了一块大小形状相合的青绿色玉器，相当于一个裹着丝绸的精巧铜盒里装了一块美玉。

 

考古方舱内，与7号“祭祀坑”一门之隔的8号“祭祀坑”，特点是大件青铜器多。三星堆典型的青铜人头像目前就发现了近70件，比1986年发现的1、2号“祭祀坑”加起来数量还要多。

 

 

这是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拍摄的金面罩铜头像（6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除了今年初已经公布的铜龙，考古学家还发现了金面罩铜头像、顶尊蛇身铜人像、精妙复杂的铜神坛、“机器狗”一样的铜巨型神兽、“裹裙坎肩大背头”的铜立人像、铜猪鼻龙形器、铜戴象牙立人像、铜神殿形器盖、石磬等，其中数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是考古史上首次发现。

 

 

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8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左）与考古工作者任俊锋一起清理铜神坛（6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在8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眼里，铜神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8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左一）在和工作人员交流（6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它不只是一个单独的器物，更重要的是它描绘了一个祭祀场景，代表着三星堆的人对世界的理解。”赵昊说。

 

这件文物去年已经被发现，经过数月小心翼翼地清理，它复杂精美的构造显露出来。青铜神坛由低到高分三个部分，底部是带镂空花纹的台基，台基上一个平台，平台每一面正中心分别坐着一个人，五绺立发，身着飘带彩衣，脚蹬云头鞋。还有一组高大的“力士”分别跪坐在一个刻有纹饰的小台基上，合力扛起一只小神兽。小神兽背上还骑着一个穿裙子的人，小神兽脖子被三股铜丝做成的绳子拴起来，绳上扣有一个精巧的小铜环。

 

“7号、8号‘祭祀坑’新发现的器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种类和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

 

见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那么夸张的人像造型，那么奇特的文物，之前３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文物直接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奇奇怪怪”。这让许多人感到费解，三星堆到底从何而来？

 

考古学家经过对三星堆新出土文物的仔细研究判定，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切文化联系，三星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成员。

 

 

以８号“祭祀坑”新发现的一件顶尊蛇身铜人像为例，整件文物分为三部分，中间是一个人首蛇身、凸目獠牙、戴有牛角面具的铜人像，它的双手撑在一个带方座的青铜罍上，头上还顶着一个朱砂彩绘觚形尊。

 

 

这是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人像（6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冉宏林告诉记者：“铜人像具有古蜀文明的特征，方座铜器是先周文化的代表，尊是中原文化的代表。这三种文化因素集合到同一件器物上，生动地体现出三星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三星堆新发掘６个“祭祀坑”中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先民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在精神信仰方面相似。

 

“三星堆造型奇特的文物是古蜀人丰富想象力和精湛手工业的完美结合。但其想象体现出的内心世界依然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和谐理念，与中华其他区域文明对世界的想象高度一致。”冉宏林说。

 

除了肉眼可见的文物，考古学家们还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发现了丝绸的“踪迹”，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

 

 

这是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拍摄的青铜人头像（5月31日摄）。新华社记者 唐文豪 摄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和组成部分，也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在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因素。不管是关于丝绸的神话传说、史料记载，还是考古发现，均表明巴蜀和中原都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说。

 

待解之谜

 

考古发掘紧张推进的同时，文物保护修复与多学科研究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据了解，包括考古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古生物学、古地质学、古环境学等在内的多个领域学者，近200人参与了三星堆的现场发掘、科技考古以及文物保护工作。

 

 

这是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神兽（6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经过精细清理和可逆物理固型，此前3号至6号“祭祀坑”出土的大口尊、圆口方尊、顶尊跪坐人像、顶坛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黄金面具等一批“重量级”文物已经实现“站立”，并面向公众展出。截至目前，已有77件青铜器，120件玉石器，44件金器，678根（段）象牙、46件象牙雕刻残件得到了清理修复。

 

经过碳14测年，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被确认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通过植物考古，科研人员在4号“祭祀坑”里发现了竹子、芦苇、甘蓝、大豆等，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动物考古分析显示祭祀用牲有黄牛、野猪等。

 

 

这是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神鸟（6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更让人惊喜的是，在８个“祭祀坑”周边，考古学家还发现灰沟、建筑基础以及小型“祭祀坑”，出土金器、有领铜瑗、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石琮、石璧、玉凿、绿松石和象牙等珍贵文物。

 

冉宏林告诉记者，以上新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对三星堆祭祀区的研究已经有了阶段性成果。通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努力，三星堆遗址的范围、延续年代等问题也已基本清晰。然而三星堆还有很多待解之谜，目前能够看到的只是从事祭祀活动的高等级人群的情况，对于普通人的生产生活情况还不是很清楚。

 

“我们想要更多地了解三星堆人生在哪儿，死在哪儿，祭祀活动当中使用的这些器物是在哪儿造出来。所以接下来要进一步明确三星堆遗址的宫殿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等，这样才能够还原三星堆古国都城的整体样貌。”冉宏林说。（新华社记者惠小勇、肖林、童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