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组触目惊心的对比数字：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数是中国的379倍，死亡病例数是中国的193倍。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截至2022年6月7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8499.6万，累计死亡100.9万例。据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累计确诊病例22.4万，累计死亡5226例。

 

中美抗疫差别为何如此之大？分别对本国和世界经济带来哪些不同影响？戳视频，听听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和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曾光怎么说！

 

 

新华网：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人口不到中国的1/4，但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却是中国的数百倍。您如何看待这组触目惊心的数字？

 

沈逸：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和考验，实际上是对各个国家政府能力、国家能力，以及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对特定国家体制机制的一场极限压力测试，测试结果应该说对比非常鲜明。

 

面对公共卫生危机，（美国）它没有办法做出公众所需要的、公共卫生应有的反应。在早期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关键时刻，等它还有时间做出不同反应的时候，基于选举政治、政党政治的考量，阻断了它采取有效措施。

 

有调查显示，以ICU的病床数为代表的高端医疗资源，美国的人均数量是中国的10倍；美国应对大规模传染疾病的调查显示，它的排名和准备能力排全球第一。

 

但很显然，这些数字反映出来的问题是相当触目惊心的。其实美国的公共卫生能力非常差，甚至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概念。基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发展，使得它只有一个高度发达的、以市场化利益驱动的医疗系统。

 

新华网：中美两国在疫情反应速度、防疫物资生产调配、疫苗接种率和口罩佩戴率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曾光：美国的临床救治能力、公共卫生建设、基础性研究等方面都比中国有利得多，但是结果为什么这样令人吃惊？我想有以下的原因。

 

一是美国在疫情早期实际上是受美国过去流感防控（惯性影响）。美国主张和病毒共存，把新冠当成了大号流感，等于在传播过程中没有设防，缺乏最根本的、基本的公共卫生防护。

 

二是美国的国家机器通过它的运转来防控疫情出现了很多严重的、不协调的问题，比如说防控的科学性和采取的行政手段不匹配。

 

另外，美国人心不齐，各党派之间、联邦和各州之间等部门不能协调一致，甚至连戴口罩这一项（措施）都迟迟落实不下来。

 

对比我们国家，首先中国一开始就采取了正确的、以公共卫生防控的、国家动员主导的正确防控路线。

 

另外，（我们）早期实施了非常有效的联防联控，打赢了关键的战役。中国发现的每个病例都要及时送到医院救治，发现的每个密切接触者都要依法进行集中隔离，很早就切断了它的传播链。

 

我们再看疫情防控的下半段，当大规模的疫苗接种开始以后，中国和美国都是在世界上研制疫苗比较领先，而且比较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的国家，但中国（疫苗）生产能力和接种能力都要高于美国。

 

我们国家一边大规模接种疫苗，一边采取“动态清零”策略。我们“动态清零”的大方针是明确的，但是我们具体的防控策略又不断进步，在与时俱进中体现了中国的领导能力和协调能力。

 

我想我们国家是绝不会采取像美国采取的“和病毒共存”（策略）。因为那种口号一开始就不正确，早期欧美国家都在这个口号下打了败仗，现在它们采取共存，风险也是很大的。

 

新华网：中美两国的抗疫表现分别对本国和世界经济复苏带来哪些不同影响？

 

曾光：（中国）这种防控也在经济上有很大的回报。2020年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经济正增长的国家，而美国出现比较大幅度的负增长。

 

沈逸：从中长期来看，对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

 

从美国来说，它带来的基本影响就是以邻为壑、祸水外引，说穿了就是利用美国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通过一种听上去包装得很好听，什么功能性货币理论等等，其实说穿了就是无限制地印钞，通过美元的这种特殊优势，尝试将美国国内的包括通货膨胀在内的问题向世界输出，从而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一种阻断性的力量，将美国自身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复苏对立起来。这种对立是基于一种自私自利的考量，而不是基于正确的认识和客观规律。

 

中国则相反，中国很清晰地认识到任何国家和世界都是一体的，没有什么国家能够损世界肥自己，体量达到中美这样的国家更是如此。对于中国来说，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希望）世界好、中国好，中国好、世界好，大家要好就是一起好，是这样一种状态。

 

中国政府真正着眼于本国和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制定和出台一些务实政策，而不是像美国或者（它的）一些欧洲盟友一言不合就基于自己狭隘的认知，出台一些事实上是在对抗经济规律的政策，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和对比。

 

中国正在日趋明显地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而美国则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阻碍，这也是一个肉眼可见的发展趋势。

 

新华网：中美抗疫成效对比，正是不同抗疫宗旨的真实写照。造成这么大区别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沈逸：其实就是由中美两国体制和机制，或者更直白地说制度性差异所导致的。

 

对于美国来说，一个执政的党派是若干个政党中的一个，它执政遵循的理念核心就是持续巩固自己对于政权的控制。出了任何问题，要么是对手党派做得不好，要么是外面有敌人干扰我，反正我是完美的。

 

对于这些党派来说，美国这种竞选性的、竞争性的政治制度，他们称之为民主，其实和西方民主的本意，亚里士多德说政治的本质在于让人过上美好生活，对于美国现在的情况，很难说它死了100万人的抗击新冠疫情的生活是美好的。用福山的话来讲，这反映出来的就是国家能力问题。

 

当然这种差异能够发生，最关键的原因是中国落实的抗疫宗旨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以生命为本。美国政府也这么说，但更关键的、真实的宗旨是以“票”为本，以它自身的利益为本，以利润收益为本，它甚至希望把整个新冠疫情变成一个重大的市场机遇，去谋取这方面的垄断性利润，为它的霸权张目。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呈现出如此显著的对比也就不足为奇了。

 

策划：刘加文

 

监制：杨定都

 

统筹：毕秋兰 刘小军

 

脚本：李雪梅 薛笔犁

 

特约嘉宾: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沈逸

 

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 曾光

 

视频制作：王硕

 

视觉设计：杨霁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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