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下午，与纪录片《藏家》总导演车爱琳约定见面。刚一坐下，她率先发问，“我要先问一个问题，你最喜欢哪一集？”

 

“第四集。关于徽派歙州砚台传承第一人周小林的内容。”我回答。

 

她顿了顿，微微笑着，又说：“果然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我反问了她同样的问题。经过很久的沉默，她回道：“你是第一个问我这个问题的人，我最喜欢的是……第五集没有播出的版本。”

 

车爱琳最喜欢的第五集《明心见贤》，讲述了台北收藏家何国庆收藏明代先贤书法墨宝的故事。未播出版本长达50分钟，远远超过了《藏家》单集时长25分钟的设定。于是，她只能割爱，再次剪掉25分钟，才与观众见面。

 

 

纪录片《藏家》，到底讲了什么？

 

《藏家》分为六集，每集讲述一位中国收藏家的故事。这些“藏家”都是老先生，与新中国基本同龄，平均年纪在70岁左右，包括收藏戏服的陈申、收藏瓦当的任虎成父子、内画大师王习三父子、收藏歙州砚台的周小林和收藏明代书法的何国庆，以及珍藏早已被淘汰的国产收音机的邱健球。他们穷其一生，投入无数的时间和金钱，用一己之力搜寻着他们热爱的瑰宝，成为了“藏家”。

 

车爱琳和团队从2018年7月开始策划，历时两年制作完成，于2020年12月8日-12月13日在央视纪录频道CCTV9播出，2021年元旦复播。制作团队用摄像机走进六位收藏家的生活，“寻找藏的初心，家的根源”。

 

“你知道我看完《藏家》之后，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吗？”我终于要开始提问了。

 

“你先不要说哦，让我猜一下！”……

 

 

小众藏家

 

收藏门类各异 内容多元

 

2018年7月，车爱琳接到了《藏家》的项目文案。那时，陈申先生和王习三先生已经确定参与拍摄。之后两个月的时间，依靠着车爱琳和团队中不同的记者早年采访所积累的人脉关系，团队不断增加拍摄人选，最终有十余位收藏家进入备选范围。

 

两个月的时间，车爱琳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确定最终要拍摄的收藏家。当时，他们还曾计划拍摄收藏家马未都，但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观众对他的熟悉度比较高。最终决定只拍摄较为小众的收藏家。

 

最早被确定下来的收藏家有五位：陈申，摄影史学者和中国戏曲服装的收藏大家，三十年间走访各地，搜寻不同种类的中国戏曲服装，如今收藏量达五百余件；71岁的任虎成是中国瓦当收藏大家，收藏瓦当的数量高达八千余件，涵盖了瓦当的全部类别；王习三先生，当代最杰出的内画艺术大师，在河北衡水创办了“冀派内画”；周小林，“歙砚第一人”，他收藏的三百余方歙砚，承载着徽州的文脉；台北收藏家何国庆，被称为“中国万历文化复兴的引领者”，他收藏的明代先贤的书法墨宝，涉及明代思想、政治、军事、教育、艺术等十余个领域，人数高达一千两百位。

 

尽管五位收藏家门类各异，他们的藏品都是中国灿烂文明的一种凝练，但是车爱琳导演希望纪录片的内容能够更加多元，“我希望种类上可以搭配一下，能够再找到一位藏家可以和现代接轨，这样的脉络会更加完整。”

 

车爱琳在微博上看到了“中国第一家收音机博物馆”。 她经过了解后认为，“收音机承载的是我们从无到有的过程，当时的科学发展不如西方这么快，我们的无线电是在他们有工业革命之后，在裹挟下不得不进入工业革命。我们的无线电就是在这样的历程中出现的，我们先模仿、山寨抄袭，最后自主创新。”

 

于是，他们找到了邱健球。邱健球用“不同品牌的国产收音机，为中国撰写了一部电子工业发展史”，他将个人收藏的2000多台国产收音机，捐赠给中山博物馆。因此，中国第一家收音机博物馆在广东中山市落成。

 

六位藏家应邀拍摄，车爱琳的团队自此开启了长达两年的制作。

 

 

无旁白解说

 

不吹嘘、不夸张、不宣扬所谓的伟大

 

“我们不做什么？”在拍摄之前，车爱琳这样问自己。

 

最开始，团队更倾向于常规的科教类纪录片，着重讲述收藏家个人是如何找到藏品以及藏品本身的故事。而车爱琳根本不想做常规的命题纪录片，更不想把重点只放在藏品上。“如果片子用那么多解说去介绍藏品，那就不需要拍摄这六位收藏家了。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去故宫拍藏品，那里有拍不完的珍宝。所以，在我们的片子里，藏品只是帮助我们理解藏家的媒介。”

 

车爱琳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最终，这次的纪录片“不做说明文”“不吹嘘、不夸张、不宣扬所谓的伟大”“不做分不清主次的故事线索，要在人物和藏品中游离”。

 

因此，《藏家》成为了车爱琳导演生涯中制作的第一部无解说的纪录片。

 

使用解说词的方式，某种程度会让观众感觉距离他们有些远，而《藏家》则是让藏家去诉说自己的一生，“听到他们的声音，就像听我父亲的声音一样。我觉得纪录本身更重要，而不是去描述他的功绩。我也希望观众可以自主地去共情，去感受。”

 

无解说，意味着画面要更加丰富，拍摄素材要更加全面。团队原定的单机拍摄计划不能满足无解说的要求。车爱琳坚持再加一个机位，变为双机拍摄。“双机拍摄是为了保证画面的灵活度和丰富度。当他们坐在镜头前讲述时，单机的画面会过于单调，我们需要让画面有变化，不然观众在观看时会觉得无聊。现在大家的时间太宝贵了，别人为什么要花25分钟的时间看这个故事？我们一定要对观众负责，不能让他们看完一无所获。”

 

多一个机位，意味着多一件器材，多一位摄影师，更意味着项目预算超支。更让车爱琳没有预想到的是，原定一年的拍摄周期远远不够。他们做拍摄计划时，没有考虑到老先生们需要很长时间的休息。老先生们中午要午睡，睡到下午两三点才能继续拍摄。所以，每天的拍摄时间只有六个小时。

 

何国庆先生也习惯每天午休，但拍摄时他主动表示要放弃午休时间。何国庆的儿子跟车爱琳说：“他总是会说没关系，但他每天都要午睡的。”此后，团队便尊重老先生们的午休时间，就算谁打算坚持拍摄，团队也会要求关机暂停，让他们去午睡。

 

“何先生只要一来北京，我们就要去拍摄。还有周小林先生，我们每一个季节都去拍摄，你可以在片子里看到春夏秋冬不同的场景。”寒来暑往，拍摄周期整整延长了一年。

 

车爱琳把项目预算全部花完又自掏腰包，才顺利完成了《藏家》的拍摄。

 

 

拆解重建

 

接近他，超越他，还原最真实的他

 

“我们要做什么？”是车爱琳的又一问题。

 

《藏家》不想以常规的视角讲述，要把看到的藏家真实地展现给观众。现在许多人对收藏家有着很深的刻板印象，以为他们只是一群有钱有闲的人，收藏只是他们的兴趣爱好而已。

 

车爱琳要打破这样的形象。什么是藏家？经过观察，她梳理出了藏家不同的阶段：收藏家最初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满足虚荣心。之后，藏品达到一定的量，又有一些事情促使他们的人生有了变化。像何先生最开始有了王阳明的真迹，挂在家中让友人来欣赏夸赞。但是，直到他的父亲去世后，他才开始回望这件事，认为要再买些藏品，并且不断地学习……渐渐地，他们把收藏当作爱好，成了一种社会责任，也成为了他们个人的使命。

 

除此之外，因为收藏，他们又找到了自我。“一个人从热爱到着迷到痴迷，这是一个人升华的过程。他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最初并没有想过自己对社会或者历史产生怎样的价值。因此，我们在看他们时，不用受制于这些藏品，不论是砚台也好，还是戏服也罢，都不重要了。他们只是用一生精力，找到了自己。”车爱琳讲道。

 

老先生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终日埋头钻研，直到车爱琳的出现，让他们看到了自己作为藏家的“高度”。在台北拍摄何国庆先生期间，车爱琳将自己以上的感悟讲给了他。

 

 

“何先生，你不觉得你的人生已经到了一个高度吗？”车爱琳说。

 

“什么高度啊？”何先生问道。他听完车爱琳的感悟，又讲，“哇！真的吗？那我好棒啊！”

 

过了会儿，他又问：“爱琳，我真的有这么好吗？”

 

“我觉得挺好的，我很羡慕你们。”她回答。

 

“我从没觉得，但是听你说完，我好喜欢你说的这个人哦。”何先生笑道。

 

车爱琳形容自己是“拆闹钟的人”，“我需要把闹钟拆开放在桌子上，就能看到一个个细小的零件，我再将这些零件按照我的方式重建它们。”

 

周小林先生是被“拆开”又“重建”最彻底的藏家，他的故事也是最纯粹的。这一集开篇便是周小林先生拿着一块黑石，他感慨道：“这样的黑石，我看了一生，怎么都看不够。”这一集纪录片要表述的就是，周小林所做的事情是中国古徽州文明里重要的载体。

 

那么，面对这样的藏家，要如何拆解重建呢？他们不停地拍摄，此为拆。拍摄周小林吃饭、回答问题、工作……打破着原有预设的想象。剪辑就是重建，立场要保持公正、公平和客观。

 

“我要重建的立场是，他首先是普通人，之后才是他的收藏对整个文明体系有什么价值。因此，不能凭个人喜好去重建，个人的喜好太浅薄。我们的重建就是尽可能接近他，还要尽可能超越他，还原最真实的他。同时，我还要点醒他，告诉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原来是这样。这就是我的工作。”车爱琳分析道。

 

 

赤子之心

 

学习，是老先生们每天的功课

 

其实，车爱琳在明白到底要做什么之前，经历了漫长的迷茫期。

 

从2018年7月开始，一直到2019年12月，她都找不到需要告诉观众最关键的点到底是什么。“刚开始太苦恼了，就像是明明知道观众特别喜欢的‘甜点’在屋子的正中央，可是它的外面是一层一层的门。我们必须要不断打开门，才能得到观众最关键的点。而在这之前，所有的人都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在拍摄。不过，我们团队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沁润。我们就记着，要让观众受益。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感动，怎么让观众感动呢？”车爱琳讲道。

 

而2019年12月，车爱琳一下子得到了“甜点”，是因为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杨儒宾讲的一句话。

 

“我一直试图去理解何国庆先生做的事情。以何先生的经济能力，去收集流散在全球的明代先贤的墨宝，然后把它们保存下来，这件事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呢？”车爱琳回忆自己的提问。

 

杨教授反问了一个问题，“爱琳，我请问你，你要是把这些先贤全部从中国历史上去掉，我们做中国人还有意思吗？我们该拿什么去教我们的孩子呢？”

 

她听完之后，明白了何国庆先生——他更像一位“使者”，专门和明代人打交道，帮助我们连接古代，传达他们的精神。尽管杨教授的话“对于整个六集的内容可能不是最要害的”，但是他点醒了车爱琳。她思考着，当观众看完六位老先生的故事之后，能够明白我们的民族文化是特别的，是能够让我们骄傲的。但是骄傲完了之后呢？

 

“骄傲之后，请回到人间”，这是《藏家》给出的答案，不是让观众看完之后骄傲，是要让观众明白自己需要做什么。“骄傲只是很短暂的，我们要行动，至少从学习和了解开始。”

 

 

《藏家》中，瓦当收藏大家任虎成和内画艺术大师王习三，都将一生所学传承给自己的儿子。

 

任虎成先生曾是修了一辈子古代建筑的泥瓦匠，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任虎成与儿子任军宜将个人积蓄几乎全部用于收藏瓦当。据他的儿子任军宜说，任虎成身上的病实在太多了，心脏病、胆结石、高血压、冠心病……“我们能想象到的病，他基本都有”，但是任虎成先生“一修复瓦当，有时就能修到凌晨一两点”。

 

2010年，中国第一个“秦砖汉瓦博物馆”在西安建成，任虎成的儿子任军宜担任馆长。“古代文物中文字的清晰度能达到瓦当这种程度的，几乎没有。这里展出的瓦当，能让人们更好地体会到秦汉的书法篆刻。”

 

在《藏家》的镜头中，王习三先生站在儿子王自勇身旁，教他画下传神的内画烟壶，“画山水，要靠‘云气’。风向要注意，不能让人看出是逆风了。让人挑不出毛病，那才算是一个上乘的作品，人家把烟壶拿在手里，越琢磨越心旷神怡，越看越好。如果越看作品毛病越多，人家就扫兴了。”

 

儿子王自勇也帮助父亲完成了愿望，父子二人创办了中国唯一的内画烟壶博物馆，将个人的千余件内画烟壶收藏分享给大众。他们共同撰写的《中国内画图典》，也成为内画艺术第一部权威性参考文献。

 

学习，是老先生们每天的功课。虽然在人们眼里，他们已是步履蹒跚的老人，但是他们勤奋学习的态度却丝毫未减。“春风无一事，妆出万重花”，在车爱琳看来，这六位藏家就像是春风一样，没有任何功利心，给我们的世界装点出“传承”的花朵。文/本报记者 韩世容 供图/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