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在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大文工团团员合影，内有艾青（后排左1）、贾克（后排左2）、周巍峙（后排左5）、舒强（三排左1立者）、贺敬之（三排右3）、陈强（三排右5）、胡沙（二排右1）、颖敏（前排左1）等。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10月，晋察冀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吸引了五湖四海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他们像涓涓溪流，源源不断地汇入晋察冀广阔的抗战洪流中，在广袤无垠的华北平原，苍茫逶迤的太行山、燕山，在滹沱河、永定河、滦河、桑干河两岸，渤海之滨，以笔为武器，英勇奋战在抗战第一线。

这是一支星光璀璨的文艺大军：周巍峙、成仿吾、邓拓、孙犁、田间、艾青、沙飞、沙可夫、周立波、沙汀、康濯、杨沫、杨朔、魏巍、萧也牧、萧军、萧三、周而复、秦兆阳、管桦、贺敬之、吴伯箫、刘白羽、何其芳、穆青、吕骥、曹火星、李劫夫、王莘、彦涵、崔嵬、丁里、胡可、凌子风、陈强、田华、雷烨、仓夷、曼晴、梁斌、李英儒、徐光耀、冯志、雪克、邢野、刘流……他们为世人展现出一幅幅激荡人心的抗战文艺画卷。

1938年12月，从延安奔赴晋察冀的东北文化干部队成员钱丹辉、蓝矛、叶正煊等，成立了晋察冀第一个诗歌团体铁流社。1939年1月，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延安开赴晋察冀，在延安诗歌运动中成绩斐然的战地社，随之扎根于晋察冀。1941年7月3日，以田间、邵子南、魏巍、陈辉等为执委，田间为主席的晋察冀边区诗会成立。1943年1月1日，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其间，由邓拓、张苏、于力倡议，成立燕赵诗社，社长为聂荣臻司令员。战地社和铁流社是晋察冀诗歌创作的两个重镇。战地社以邵子南、曼晴、方冰为代表，以晋察冀边区第一个诗刊《诗建设》为主创阵地。铁流社以钱丹辉、魏巍为代表，以《诗战线》为主创阵地。

最为显著的诗歌创作热潮发生于1939年8月，《诗建设》为纪念延安街头诗运动一周年，发起了创作1000首街头诗的活动，编辑出版了《粮食》《战士万岁》《文化的民众》《在晋察冀》《街头》《给自卫军》《力量》《冀中街头诗选》等诗集。

在晋察冀边区戏剧发展初期，由于缺乏优秀的创作人才，原创戏剧较少，有影响的剧目为数不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戏剧是1939年12月华北联大文艺部戏剧系和华北联大文工团联合演出的大型歌话报《参加八路军》。这部由华北联大文艺部戏剧系主任崔嵬编剧，吕骥、卢肃作曲，崔嵬、丁里导演的剧作对边区歌剧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晋察冀边区持续开展的如火如荼、有声有色的群众戏剧运动，培养了众多优秀剧作者，推动了晋察冀戏剧创作的繁荣。《王秀銮》（傅铎）、《子弟兵与老百姓》（丁里）、《我们的乡村》《李殿冰》（刘萧芜）、《李自成》（邓拓、梁斌等）、《戎冠秀》（胡可）、《李国瑞》（杜烽）、《把眼光放远一点》（胡丹沸）、《我们的母亲》（胡苏）、《灯娥记》（崔嵬）、《穷人乐》（集体创作）等优秀剧作，代表了晋察冀抗战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

抗战初期，小说形式以墙头小说和小故事居多，内容较为单薄，手法较为粗简，相较于街头诗、街头剧、报告文学，发展较为缓慢。

晋察冀边区最早发表的抗战小说是路一创作的《马老婆子的血也沸腾了》，作品刊登于1938年3月20日出版的《红星》创刊号上。为了节约版面，易于阅读，早期的小说以墙头小说为主。第一篇发表的墙头小说是塞东创作的《祖国的孩子》，刊载于1938年10月7日的《抗敌报》，这也是《抗敌报》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43年之后，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下，晋察冀小说创作进入井喷式发展时期，《荷花淀》《芦花荡》（孙犁）、《腊梅花》《灾难的明天》（康濯）、《退租》（萧也牧）、《农村和土地》（梁斌）等小说，便是“讲话”后结出的丰硕成果。

在解放战争时期，以周扬、艾青、丁玲、萧三、贺敬之为代表的延安文艺家和以成仿吾、邓拓、田间、康濯、杨朔、魏巍为代表的晋察冀边区文艺家，在晋察冀解放区，创作的《人民的城》（艾青）、《赶车传》（田间）、《王九诉苦》（张志民）、《送参军》（贺敬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新儿女英雄传》（袁静、孔厥）、《我的两家房东》（康濯）、《白求恩大夫》（周而复）、《红石山》（杨朔）、《老头刘满囤》《歪脖子兵》《炊事员熊老铁》（秦兆阳）、《雨来没有死》（管桦）、《十八匹战马》（王林）、《枪》（胡可）、《龙烟的三月》（草明）、《孔家庄纪事》（吴伯箫）、《弹今吹古录》（萧军）、《铁路工人歌》（吕骥）等文艺作品，在中国红色文艺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