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友如画宝·古今谈丛图》中的《鹿鸣盛宴图》（描绘湖北巡抚于九月十三日举行光绪十七年辛卯科乡试鹿鸣宴的盛况）

 

光绪三十年进士题名碑拓片

◎雍宛凉

 

八月，空气里便开始弥漫离别的气息。幼儿园的小伙伴们，在忙着筹备毕业演出；中学生们，特别是刚刚结束高考的高中生，或许在计划着一场毕业旅行；而大学校园里，则充斥着各种天马行空、搞怪的“毕业照”。为了纪念曾经的美好，今天的毕业生们绞尽脑汁、玩尽花样，为自己的校园时光做最后的祭奠，那么古人是否也有这些丰富多彩的毕业活动？他们又怎样庆祝自己的“毕业季”呢？

 

朝谢是古代“毕业生”们通过考试后第一重要之事

 

“毕业旅行”其实唐代就已经出现了

 

“簪花”于古人而言就是现在的“拨穗”

 

皇帝也会亲临新科进士的“毕业旅行”挑选驸马

 

古代的学校原本没有如现代学校般严格的学制，亦没有固定的“毕业”期限。在科举制度没有形成的隋唐以前，官学一般只是定期举行“射策”［1］等形式的考试，考中者授予官职，不中者亦可留在学校继续学习，下次再考。汉代的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太学中常见白发斑斑的学生，他们就是数次考试均未考取而留在太学中的“老学生”，汉灵帝还曾经下诏，为这些年过花甲的太学生举办专门的考试，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隋唐以后，官学虽然开始对学生的年龄和学习年限作出了一定限制，使少部分监生可以在学满一定年限后直接候补为官，然而对大部分读书人来说，科举考试才是他们进入官场的必经之途。因此，直到科举取中之时，他们才算是真正“毕业”。

 

既然科举考试是古代多数士人的“毕业考”，那他们的“毕业季”活动自然也安排在科举考试前后。这些大大小小的活动，从离开家乡赴京赶考时就开始，放榜后仍迟迟不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1］相当于现在的抽签面试。

 

序曲

 

解试之后各地大办“乡饮酒礼”

 

“毕业季”的前奏开始于举人通过州府举行的解试后，由州府长吏为其举办的“乡饮酒礼”。乡饮酒礼来自周代乡学的宴饮礼节，本为显示尊老、养老，与科举无涉。但汉代实行察举制度［2］后，地方州郡在举送人才时也会举行乡饮酒礼，以表示对人才的礼宾，这一举动将乡饮酒礼的含义由“敬老”拓展到了“尊贤”。隋唐时期，科举制成为中央选官的重要途径之一，普通读书人经解试、省试两级考试后［3］，获得授官资格。在这两级考试之间，各地官员会为通过解试、即将赴京参加省试的学子举行盛大的乡饮酒礼，一来庆贺他们通过第一级考试，二来也祝愿他们在接下来的第二级考试中有优异表现，为家乡争光。

 

科举考试中的乡饮酒礼，虽然早在隋文帝时就已有诏书予以确认，但直到一百多年后，在唐玄宗颁行的《大唐开元礼》中才正式确立了地位。在此之前，尽管日常生活中以敬老为主要目的的乡饮酒礼已日渐式微，但在礼书中，乡饮酒礼的核心功能仍是“尊老尚齿”，以尊贤为主要内涵、礼送举子的乡饮酒礼未被认可为主流。而在《大唐开元礼》中，后者独专了乡饮酒礼之名，乡饮酒礼与科举宾贡结合起来，成为定制。纵使后世“乡饮酒礼”之名又重新归还给了尊老礼，但第一级考试之后的“鹿鸣宴”、“鹰扬宴”［4］却沿袭着科举宾贡宴饮的传统，拉开了古人“毕业季”的序幕。

 

各地举子到达京城后，紧接着便开始他们“毕业季”的第二个重要活动——朝见皇帝、谒先师。这个活动的兴起比乡饮酒礼晚一些，在刚开始实行科举的隋和唐初，省试之前都没有这一仪式。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始有《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规定诸州乡贡明经、进士及中央官学取得省试资格的举人在朝见皇帝后，要集体前往国子监，行谒先师之礼，由学官为之开讲，质问疑义，并邀请官员和来京朝贺的使臣前往观礼，设丰盛的宴席招待所有参与人员，规模十分盛大。后来随着唐朝国势衰微，除谒先师等基本内容被保留下来外，其余程序均遭省减。而那些被保留的部分，也一直沿袭到后代，成为古代举人参加第二级“毕业考”之前的一大礼仪。

 

［2］地方长官向中央推荐人才的制度。

 

［3］宋以后在省试后增加殿试，考试变为三级；元明清三代将解试、省试改名为乡试、会试。

 

［4］分别为文举、武举而设。

 

重头戏

 

拜主考拜宰相再拜皇帝

 

乡饮酒礼和谒先师固然隆重，但仅是第一级考试之后的活动，充其量只能算古人“毕业季”的序曲，真正的重头戏要到考试结束、放榜传胪［5］后方才慢慢登场。这些新科及第的“毕业生”们，要参加谢恩、过堂、期集等一系列活动。其“毕业季”的繁忙，比之现在，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是拜谢主考官的“谢恩”。唐代省试放榜之后，凡榜上有名的进士，要一同前往主考官的府邸，感谢座主［6］拔擢之恩。谢恩时，各位及第进士按名次排好队，状元出列致辞，接着进士们一一拜见主考官，作自我介绍，并致感谢之意。有时新科进士要一连几天去谢恩，直到皇帝正式批准、确认他们的考试结果。

 

随后，主考官便要带领新科进士到中书省都堂去拜见宰相，是为“过堂”。过堂前，新进士们得先到大明宫光范门内集合，备好丰盛的酒席，等候宰相上堂。宰相到达之后，相关官员会过来收取进士的名纸，紧接着主考官带领进士们进入中书省，在都堂依次站立。主考官向宰相行礼毕，仍由状元代表致辞，其余进士依次自我介绍并致谢，和谢恩时一样。之后，再由主考官带领他们行礼、退下。

 

有的新科进士在金榜题名的大喜之下，不免情绪过于激动，以致在谢恩和过堂时闹出笑话。比如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的第二名进士丁棱，在过堂时因状元有事缺席而代为致辞，谁知他太过紧张，口吃旧病复发，一个“棱等登科”，说了数遍“棱等登”，竟憋不出那个“科”字，一时令周围的官员和同年［7］忍俊不禁。第二日，友人嘲笑他说：“听说老兄会弹琴，为我们弹奏一曲可好？”丁棱解释说自己不会，友人戏谑道：“昨日您‘棱等登’‘棱等登’之声，可不是弹琴吗？”说得丁棱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宋代，皇帝为防止座主与门生结为朋党，明令禁止新科进士向主考官和宰相谢恩，亦不准自称“门生”，以是谢恩、过堂仪式都逐渐衰落。考试增加殿试之后，所有进士及第者均为“天子门生”，唐时向主考官谢恩之礼也变为诣閤门向皇帝谢恩，由新科状元率领诸及第进士上谢恩表，称为“朝谢”。之后，元明清三代亦延续了这一礼节，朝谢也成为古代“毕业生”们通过考试后要做的第一重要之事。

 

清代的进士在拜谢皇帝之外，还要专门赴国子监和孔庙拜谒孔子，并在那里举办他们的“毕业典礼”。届时，诸进士由状元率领，在孔庙向孔子行礼后，更换补服，前往国子监彝伦堂拜谒国家最高学府的校长——祭酒、司业［8］。接下来，三名校长分别向状元、榜眼、探花进酒并簪金花，其余诸进士由祭酒、司业的属官进酒、簪红花。这一仪式被称为“簪花”，于古人而言，这就是象征着他们顺利通过“毕业考”、完成学业的“拨穗”了。

 

在国子监还要进行一项活动，那就是立题名碑。据说这最初起源于唐代进士张莒的一时兴起：唐中宗神龙年间，初中进士的张莒在游览长安郊外的慈恩寺时，兴致突发，将自己的大名题在大雁塔下。这种在今天看来是在旅游景点乱涂乱画的不文明行为，当时却得到了文人雅士的纷纷效仿，日后每科进士在发榜之后，都会集体来到慈恩寺，将自己的姓名、籍贯和及第时间用墨笔题写在大雁塔墙壁上，若有人将来做了卿相，还要用红笔将名字改过。“雁塔题名”一度成为学子莫大的殊荣。宋代以后，因京城迁离长安，不复有雁塔，遂改为在国子监立题名碑。在今天的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中，仍立有198方进士题名碑，上面记录了元明清三代五万余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其中不乏袁崇焕、林则徐、李鸿章、沈钧儒等大名鼎鼎的人物。

 

［5］放榜，张榜公布考试结果。传胪，殿试后皇帝命礼部官员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始自宋太宗时期。

 

［6］应举士人称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

 

［7］科举同榜及第进士的俗称。

 

［8］清代国子监设祭酒一人、司业二人，掌儒学训导，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校长、副校长。

 

狂欢

 

你可曾赴过琼林宴

 

进行完这么多严肃繁复的礼仪活动，“毕业生”们终于可以尽情地“毕业狂欢”了，时谓“期集”。首先少不了的是“毕业聚餐”，即黄梅戏《女驸马》唱词中提到的“琼林宴”。它是皇帝专为款待新科进士而举行的宴会，因北宋时赐宴地点位于皇家花园琼林苑中而得名，在不同时代又有“闻喜宴”、“恩荣宴”等别称。

 

除为文进士设立的“琼林宴”外，还有为武进士举办的“会武宴”，均群英荟萃、金鼓喧阗、排场浩大。这两场宴会最初是新科进士凑份子来筹办的，但朝廷也会有所表示，如赐宫廷美食、赐酒、赐钱等，五代以后则逐渐由朝廷买单，官方色彩日益加强。

 

此外，进士们也会筹办自己的宴会，尤以唐代的“曲江宴”为胜。曲江宴因设于长安城东南的曲江一带而得名，往往是古人“毕业季”的最后一项活动，因此更贴近于现代的毕业宴，吃完这顿，同年们就自赴前程、各奔东西了，故而又称“离会”。在这样的场合，新科进士也不免伤感起来，晚唐诗人杜荀鹤就曾在曲江宴后无限感慨：“日午离筵到夕阳，明朝秦地与吴乡”（《关试后筵上别同人》）。

 

旅行

 

贵胄公卿趁机选婿

 

“毕业狂欢”不仅有吃，还有玩，近几年流行起来的“毕业旅行”，其实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当时还存在专门筹办相关业务的民间组织，称为“进士团”。他们多由长安游民自相鸠集而成，设有团司，为新进士们安排“毕业”之后的种种活动，收取一定费用，这些费用多由新进士们分摊。“毕业旅行”常在春天举行，目的地以曲江为多。

 

彼时正是曲江最美好的时节，刚刚蟾宫折桂的新科进士紫陌寻春，看见满眼的旖旎风光，心情自然十分欢快欣喜。孟郊的《登科后》诗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便将这种喜悦之情渲染得淋漓尽致。在“毕业旅行”中，进士团会组织新科进士赏春花、尝樱桃、瞻佛牙、打马球，还有前边提到的雁塔题名和曲江宴等，种种节目，不仅令登科未几的“毕业生”们得以在其中尽情肆恣，释放多年皓首穷经的寒窗寂苦，也吸引了长安城中众多名流布衣前来观赏，争相目睹进士的风采。

 

普通百姓往往让儿子以进士为榜样，刻苦求学，以期将来加入那游玩的队伍；贵胄公卿则仔细观察、留意这些科场新贵，为待字闺中的千金物色东床。有时，皇帝也会亲临新科进士的“毕业旅行”，甚至为心爱的公主挑选驸马。不少新科进士就在此时被相中，甫一“毕业”再中头彩，引得同年艳羡不已。这些侥幸得入贵族甚至是皇族的“幸运儿”，在外人看来似乎风光无限，飞黄腾达指日可待。诚然，其中确实有像陈世美一样攀缘权贵、忘恩负义之徒，可更普遍的是，寒门学子并不适应贵族之家的繁文缛节，有的还被迫舍弃家乡的发妻，忍受贵门之女的娇蛮，婚后生活并不如意。在此过程中若有不从，还会招致各种刁难，如越剧《荆钗记》里中了状元的王十朋拒绝丞相的招赘，竟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幸得好心人相救才避免了悲剧。

 

如是的“毕业大Party”，有时会持续数日甚至月余，此后，“毕业生”们将接受铨试，准备谱写他们仕途的灿烂篇章。幸运者及名门之后或可一路翰飞戾天、青云直上，然而对更多家境贫寒、出身低微的新进士而言，初入官场的他们，也会像如今的职场新人一般，感受到书本与现实的种种差距，个中不适与苦楚才是他们“毕业季”过后所要面临的第一个严峻考验。（本版供图/雍宛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