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台独外交”失败之我见
今年是两岸开启交流30周年。近30年来，台湾“独派”和绿营政客在多数时间把持了台湾的朝政。李登辉、陈水扁和蔡英文三人有着共同的突破一中框架和让台湾“独立自主”走向世界的终极目标，却因政治性格差异而采取了不同的“外交政策”路径。老谋深算的李登辉戒急用忍、以退为进的“务实外交”为后任者铺设了基本框架；律师出身的陈水扁则是精算和冒险有余而政治格局不足，其“烽火外交”最终落得天怒人怨的结局；而同时继承了李的战略思维、扁的律师性格的蔡英文，则在前者经验教训基础上，以更为模糊、隐忍、阴柔的方式，和更加系统、长远的思维推行其“柔性台独外交”。
总体而言，30年来台湾“外交政策”的主流都是以争取“国际生存空间”之名，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势必受到大陆的坚决反击，且世界多数国家奉行一中政策，极大地限制了台湾的“外交空间”，也决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李登辉时期：以退为进的“务实外交”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会员席位，联大2758号决议确立了一中框架在国际上的规范地位后，台湾的“国际参与”因失去合法性而举步维艰。1989年后，李登辉一改两蒋时期“汉贼不两立”政策，推行“务实外交”。
“务实外交”与蒋经国末期“弹性外交”的根本分野是不再坚持对中国的代表权，而是凸显“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为目标。李任内积极开展“过境外交”、“度假外交”、“观礼外交”，先后30余次“出访”；每年邀请“邦交国”在联大发言、提案，鼓吹“中华民国返联”，谋求与大陆“并存”。1995年，李用重金打通美国国会和总统克林顿的关节，实现以台湾地区领导人身份“访美”，引发1995-1999年的两次台海危机。
李登辉的做法为后续台湾领导人争取“国际空间”设定了模板，在扁、马、蔡三朝得到不断的重复和演绎。
陈水扁时期：引火自焚的“烽火外交”
2000年5月，民进党首次执政。2002年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论”后，“务实外交”升级为“全民外交”，意图在台湾无法突破一中框架和与大陆正面冲突的情况下，转守为攻，在国际社会打游击战和争取空间，也被称为“烽火外交”。
陈水扁将“烽火外交”视为制造“国际能见度”、凸显台湾“事实存在”和释放“台独成就感”的机会，提出“以台湾名义加入国际组织”，或者以“技术层面因素”谋求参与WHO、WHA等以政府为成员的专业性国际组织；通过重金收买、经济援助挖大陆“墙脚”；在一些“非邦交国”收买“亲台”势力，造成这些国家对华政策的内部不一致。
但岛内各界逐渐发现，“烽火外交”造成两岸关系恶化、统“独”对立和族群矛盾激化，“拼外交”补“政绩”的效用越来越差。事实上，尽管扁斥巨资“固邦”，但其任内台湾丢掉9个“邦交国”，总数降至23个，证明“烽火外交”已经实质破功。
更让陈水扁始料未及的是，“烽火外交”招致美国猜忌。曾称要“武力协防台湾”的小布什因扁不断挑动“入联公投”、“正名制宪”而视其为“麻烦制造者”，直接导致美台关系恶化。最终，在台湾2008年“大选”时，美国选择支持“亲中”的马英九。而正是马推行的“活路外交”，较成功地让台湾在大国博弈间找到了均衡，为台湾实现正常、合理的对外交往和“国际参与”的可行路径进行了一次有益但短暂的探索。
蔡英文时期：所谓“踏实外交”不踏实
2016年5月，口称“维持现状”的蔡英文上台执政，作为李登辉的忠实门徒和陈水扁的下属，蔡既不放弃“活路外交”的政治遗产，又要借鉴李、扁经验教训，寻找一条能够更有效、更可持续的让台湾“走出去”“柔性台独”的道路。
因此，蔡英文一方面延续了其回避和否认一中原则与“九二共识”的态度，设定了“亲美日，远大陆”的“外交”原则；一方面又刻意模糊两岸立场，以及减少“点火”和压抑“独派”冲动，表现其“不挑衅、无意外、可预测”的“踏实外交”取向。
蔡当局“中华民国是台湾，是独立主权国家”的论述，为“柔性台独”提出了可见的初阶目标，使其不必主动“点火”，而可专注于发展与主要国家的“实质关系”。蔡当局还将“踏实外交”整合到其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柔性台独”系统工程中，并且更加强调“人的层次”，例如，蔡的“新南向”虽然与李扁“南向”做法相似，都包括将台商台资从大陆导引向东南亚，但蔡当局还表现出加深与东南亚国家社会、人文和种族连结的野心。蔡当局以单边免签等政策吸引“南向”外劳、留学生和外配，推广岛内东南亚“母语”教学，强调台湾属于“南岛语族文化圈”等手段，推动台湾与“南向”国家进行深度的社会民族融合，最终谋求更改岛内的“国族认同”，创造出基于“多元文明”而与汉族文化无关的“台湾种族”，为其“柔性台独”搭积木。因此，虽然“新南向”如李扁时期一样在政治和经济上磕磕绊绊，却有不容小觑的潜在影响。
在此基础上，蔡当局初步实现了增进与主要大国的“实质关系”的进展。
首先，台美关系暗流涌动、虚中求实。在中美元首会晤、台巴“断交”等事件刺激下，不甘被动等待的蔡当局主动出击，提出“台美关系新架构”，并通过重金“公关”，一方面打通特朗普本人的关节，实现“川蔡通话”等政治“揩油”，另一方面收买“亲台反华”势力，如国会“台湾连线”向特朗普施压以影响其决策。国会先后提出包含“亲台”条款的《国防授权法案》、“台湾旅行法案”和“台湾安全法案”，并加速了特朗普任内首次对台军售，还促成薛瑞福等“亲台派”进入美国涉台部门。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美关系通过元首会晤重回正轨之后，台美尚可借助“一中政策模糊性”谋求升级“实质关系”，在充满多种可能性的未来，“台湾牌”将能超越短线要价，在更广的维度上为美国提供更多地缘政治可能。美台双方皆有让台湾成为美西太平洋桥头堡的战略默契，美国有意将台湾整合到美国的东北亚安全棋局和印太战略之中，构建以反导体系、情报共享为核心的“美日韩台东亚小北约”，并将台湾整合到美国军工产业链中，深化双方的“军事准同盟”合作水平；在经济社会层面，除了加速双边经贸谈判，美国还试图通过赋予台湾“快速通关”等优待，以软硬两手瓦解台湾的自主性，最终让台湾沦为美国的政治附庸。
在大陆提出“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愿景之时，美国也对台湾有自己的终极政治想象。对此，蔡当局则表现出强烈的“挟洋自重”和依赖美国“以武拒统”意愿。
其次，台日关系酝酿实质提升，合谋色彩强烈。当前的台、日当局均以中国大陆为最大假想敌，对内均需转嫁执政矛盾，其地缘政治路线有广泛交集，双方在升级台日关系上展现高度的合谋色彩。例如，日本现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公开访台、日台对驻的窗口单位相应更名，都是试图突破“七二体制”，构筑台日高层互信；公开谋求“美日安保体系”实质覆盖台湾，以及展开军事对话和情报共享；经济上不但通过日本农产品输台解禁和地方经济交流升级，谋求“互惠互补”，还分进合击开发东南亚，推动多边经济整合以对抗“一带一路”；此外，“独派”与日“亲台派”还以民间交流为掩护公开勾连，塑造“反华价值同盟”。
不过，虽然台日关系的调整兼具“柔性”、“刚性”和“韧性”，但地缘政治规定性仍是台日关系的阈值所在。一方面，中日弈局是长期、复杂的斗争，另一方面，美国仍是台日关系幕后执棋者。美日的对华战略定位和打“台湾牌”的力度并不一致，特朗普更多视台湾为筹码，自居“自由世界盟主”的美国也不允许有独立于美战略利益和“管控”范围之外的台日关系。
值得玩味的是，如果说诸如安倍这样一个区域大国的领袖，尚无法完全自主主导对外关系，甚至于贵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本人，其地缘政治政策也要根据外部形势、大国互动和国家利益做动态修正——近期特朗普访华即再次说明了这一点——居于蕞尔小岛上的蔡英文，又何以能有如此“宏图大愿、深谋远虑”，敢于将2300万人的命运押宝在其“台独外交”的死亡列车上呢？
我以为，蔡当局所奉行的“踏实外交”其实并不踏实。蔡当局有如下致命的误区：
其一，虽然蔡英文看似从前任处吸取了经验教训，策略上更为务实、渐进和系统，但其“谋独”的根性和对抗的思维没有改变。李登辉和陈水扁路线的谬误与失败，并不仅仅是由于其策略和节奏上的失误，而是如陈水扁所言，“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是由于“台独”分裂活动本身是逆两岸经济社会融合浪潮与根本利益，逆两岸人民历史记忆、民族情感和共同命运、逆国际法与国际政治既有事实、规范安排和区域稳定，除了符合少数极端分离主义分子的原教旨，损害的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同样不符合任何域外国家的利益。换言之，“台独外交”之败是由于其目标，而不是路径本身。
其二，蔡英文的“柔性台独外交”其实无异于盲人瞎马、夜半深池的火中取栗之举。蔡偏执的截取看似对其“有利”的片面因素，却忽略了两岸关系最大的决定性变量，即中国大陆的统一意志和软硬实力与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语且与日俱增，而台湾则在党争与内耗带来的断崖式下坠和螺旋式下跌中徘徊，两岸实力对比不可逆转的此消彼长决定了两岸关系主导权的归属。大陆不但从未动摇统一意志，统一的能力和手段也在不断丰富。中共十九大后，大陆将继续沿着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路径推进和平统一历史进程，而蔡当局仍回应以消极回避对抗思维。近日，台湾《联合报》2017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岛内民意出现了倾统立场回升、对大陆官方与民众的印象趋正面、青年赴陆就业求学的意愿增加，以及对蔡当局两岸政策不满上升的重大转折。可见，在越发自信、张开怀抱的大陆和渲染仇恨、谋求分裂的民进党之间，台湾的民心认同归于何处，民众如何用脚投票，两岸中国人又将如何书写这段历史，并不因岛内“独派”的一厢情愿而转移。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匡宇 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