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众生活世界探寻民族复兴的再生力

作者：华宇（青年学者） 

微历史，是一个既有时尚意味又有学术含量的词汇，因为细节最能引发读者的兴趣，也最能反映学者探赜幽微的功底。学者李长莉的新书《微历史：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就是这样一本探微知著、可浅可深的佳作。

微历史之“微”并非津津乐道于琐碎微观的小事。在作者看来，“微历史”有三重含义：作者强调“生活史”并非家长里短，而是去探索社会变革的风潮起于青萍之末的原委；“民众史”并非单纯的民间视角，而是探索民众观念与精英思想之间以及民众自治空间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微观史”也不是对个案的无限展开，而是探究一个事件与时代大变动的种种深入的勾连。可见，以小见大、倚史赞治，是本书的方法和关怀。

走进近代中国人立体多维的生活世界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青年人的婚恋观、家庭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书中第四章，作者从晚清民国畅销书这一视角切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趣的解读。通过对出版史相关史料的梳理，作者发现，一些以男女感情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明清时期自传体笔记，如冒襄《影梅庵忆语》、蒋坦《秋灯琐记》、沈复《浮生六记》等，在五四前后突然被书商重视，从上不了台面的末流书籍一跃成为了青年们争相购买的畅销书，其中又以《浮生六记》最为典型。

沈复《浮生六记》成书于1808年前后，主要记述作者与妻子陈芸“布衣饭菜可乐终身”的日常生活，文字清新率直，充满了艺术的趣味。但沈复笔下以夫妻为中心的小家庭生活，虽然随性洒脱，却与当时主流的大家庭文化格格不入，以至于陈芸在婚后因着男装与夫出游、谎称归宁与夫游太湖、与艺妓结拜姐妹等原因，为公婆所不容，被两次逐出家门。其实，《浮生六记》中令后来无数青年羡慕的“小确幸”背后，是沈复与妻子陈芸的惨淡人生，具有时代性的悲剧色彩。

《微历史：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

李长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但《浮生六记》这本书却与书中主人翁的命运有所不同。沈复去世后，该书散落民间，无人问津。一个世纪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了传统社会观念体系，自由恋爱、个性解放等成了新青年的口号，《浮生六记》也突然从地摊上的残篇冷籍一跃成为热门书，在文坛获得了无人不晓的知名度，陈芸这一女子形象则被传为经典，成了中国近代“最为可爱的女子”。

更重要的是，《浮生六记》经五四时期众多著名学者推介解读后，被彻底卷入时代的大潮：俞平伯认为沈复夫妇所表现的“个人才性的伸展”是对以“男统”为中心的旧礼教的挑战，因此他把这部书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文字”，于1922年前后刊印，使该书在青年人中很快流行开来；在林语堂眼中，沈复夫妇“悠闲”的人生观背后，是儒家人本主义、道家自然主义以及儒道共通的乐生主义等中国人特有的人生哲学的体现，是治愈西方工业文明下人们疲于奔命、异化劳动的良药，当林语堂在1935年前后将《浮生六记》译为英文后，该书在美国大受追捧，引发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和共鸣；与俞、林赞扬推崇的态度不同，潘光旦从优生学和生物进化的角度对《浮生六记》大加批判，他认为恋爱婚姻的意义不应仅限于两人的小天地，还应该“照顾到两人以外的世界”和“数十年生命以后的未来”乃至民族的长远发展，年轻人不可耽溺于私人的闲适浪漫，而应具备“种族竞争”的意识，“为种族治安计，为国家长久计”。

可见，从被湮没到被追捧再到被批判，《浮生六记》这本小书的书史，几乎可以反映近代中国人婚恋观、家庭观的变迁。在《微历史》的其他章节中，作者也遵循同样的思路，从民众作息习惯的改变、星期制度的实行、城市夜生活的兴起、民间防疫措施的变化等一系列微观视角出发，一步步放大眼光，展现了一幅近代中国人立体多维的生活世界。

在百姓的生活中发现中国历史

《微历史》通过对“生活”这一主题不同侧面的分析，得出四点结论：第一，在西方列强倾销商品和清政府无力回应的情势下，生活领域最早开启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但清政府面对民生领域这一变局却反应迟钝，丧失了政府及时主导社会转型的时机；第二，近代工商业文明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冲击，动摇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这是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社会基础，城乡生活差距加大则潜藏着社会冲突的根源；第三，民众生活方式的变化，反映了人们为适应生活环境变化而改变生活规则和行为模式的历史，生活观念的变化则是晚清民国一系列思想启蒙运动的杠杆与源泉；第四，民众生活的变化及对更好生活的追求，是推动国家制度改革的基础与动力。

除了内容之外，在方法和理论层面，《微历史》还给我们许多启发。

首先是结构上。《微历史》以“近代中国”为副标题，时间跨度将近一个世纪，以往的专著在处理长时段研究对象时多以横向专题（如政治、经济、文化）或纵向时间（如历史分期）等来划分结构，这样的方式不仅在政治史中占主导，在社会史中也屡见不鲜。但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民众的日常生活有其特殊性，正如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所说，日常生活是自在的、重复的，生活史的精彩恰好在于它层次模糊，有着比政治和思想更多维的实践，其关节处很难删繁就简，所以过于清晰的逻辑线和分类法反而容易淡化日常生活的精髓。《微历史》跳出了横（专题）纵（时间）的结构安排，全书分为城乡生活环境、消费生活、城市生活、家庭生活四个部分，各章节内容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常给读者以“思前向后”的阅读体验，其交融处恰是生活自身生发出来的日常逻辑，更好地呈现了“生活”这一主题的复杂面向。

其次是写法上。对于生活史研究，有学者曾指出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即生活史研究不够生活化，一些作品充满了学术化的概念和结构化的范式，缺乏故事性，题目令人眼前一亮，但读起来却味同嚼蜡。且不论这些现象有食洋不化之嫌，单就论文气太重这一点来说，容易使历史研究丧失其引人入胜的叙事内核。《微历史》的可读性是很强的，作者在各个章节都适当穿插个案研究，如英国传教士闯福州的经过、“杨月楼案”所引发的关于“良贱婚姻”的舆论战等等，这些案例引人入胜，给读者以历史小说一般的阅读体验；再如作者引用了大量文学性的史料，如京沪等地的竹枝词等，这种由民歌演化而来的诗体既契合生活史的主题同时也使该书的叙事更为生动活泼。历史不同于文学，但历史写作需要有“文气”，在这一点上，《微历史》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最后是理论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往往侧重宏观层面以物质生产为特征的社会阶段论，对于微观层面日常生活则缺乏足够的重视。《微历史》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微观层面的展开。此外，如何跳出“西方中心论”，真正地“在中国发现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在这一点上，本书的一些观点很具启发性。比如，通常认为，男女平等、一夫一妻是有别于中国传统的西式伦理，但作者却指出，中国近代家庭伦理的萌生并不是舶来品，而是传统中国社会底层民众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实用的“民间伦理”的复活，这些伦理名不见经传，却在野史杂史、小说戏曲中经百姓口耳相传，历久弥新。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巨变是有中国社会内部的民间基础的，而这一点却因为我们对自身历史传统的陌生而多少被湮没了。在作者看来，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首先是在中国百姓的生活中发现中国历史，即去发掘民众生活变化对于近代社会转型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机制，揭示民众生活世界所蕴藏的中华文明潜在的生命力和再生力，以及其对中华民族生存延续与民族复兴所起的作用。